“不是告急,是没有了”——武汉协和医院救援物资之困
原文链接 备份链接 国内外的口罩都在送往武汉,可武汉医院的不仅缺口罩,甚至即将用完。人民日报在其官微发问:究竟是物资紧缺还是物资分配环节存在问题? 截止到目前,协和医院收到的物资全部来自企业和个人捐赠。物资直接对接到各地疫情指挥部或是各 …
2月1日,一家专业从事医药分销配送的企业,开始协助武汉红十字会处理仓库中堆积的援助物资。无序的状况有了很大改观。
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医院防护物资告急,各种民间力量应声而动。
华中科大和武汉大学的美国北加州校友会,联合行动,跨越太平洋,将2.5吨的口罩、隔离服等物资送到武汉协和。
一家外资医疗器械公司在湖北的负责人,充当起协调捐赠物资对接的志愿者。
越来越多的民间公益组织,选择自己包办,物资直送受赠单位,以提高效率,在红十字会或者慈善总会只是进行登记备案。
2月1日中午,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援助物资的武汉红十字会临时仓库,相比此前新闻视频中呈现出来的混乱无序,有了巨大变化。
4个来自九州通的医疗物流专业人员,与武汉红十字会、武汉市卫健委以及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起,负责指挥调度仓库员工,24小时轮值。
2月1日,武汉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指派九州通医药集团协助红十字会处理物资。九州通是一家专业从事医药分销配送的上市企业,总部位于武汉。
仓库里存放的物资,既有定向捐赠的,也有不定向捐赠的。此前,定向和不定向捐赠物资都被曝出过医生拿着齐全的证明文件前来,最后空手而归的情况。一边是各家医院物资告急,纷纷向外界求援;一边是红会仓库物资积压,流通不畅。
九州通加入之后,多方通力协作,终于把面积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仓库清空了不少。八点健闻在现场看到,前来领取物资的医生排队拿着介绍信和货物领取单,交给仓库的工作人员,再随工作人员进去取回物资。
同时,统一把控的快递渠道也松开了口子。原本从1月29日开始,顺丰对武汉开通的绿色渠道不再接收个人业务,直通医院的社会捐赠渠道被关闭。到1月31日晚上,顺丰和京东两家物流公司紧急召开内部会议,调整为从2月1日起,从北京、上海、广州等9个城市发往武汉的物资均可在线下单,物资将直送指定单位,不用经过红十字会中转。
这些转变的背景,是武汉红十字会在援助物资接收和分发中的效率低下,招致舆论广泛批评。专业社会力量的加入,显然有助于缓解困局。
事实上,尽管困难重重,各种社会民间力量一直满怀热情,尽力为湖北抗疫一线提供援助。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重大危机关头,在物资供应上,官方组织和民间力量各展所长,汇成合力,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为一线“作战”的医务人员提供充足的后援保障。
跨越太平洋的接力
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武汉各大医院纷纷向社会求援:防护物资告急。其中就包括抗疫一线重点医院——武汉协和医院。
身在美国北加州的张歆(化名),第一时间看到了协和医院的募捐信息。他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武汉于他而言,是有至少四年回忆的城市。当晚,他参加了华科北加州校友会的一场紧急电话会议,讨论救济计划。另一边,远在美国硅谷的武汉大学校友也接到DR(Direct Relief,国际直接救援组织)咨询捐赠的电话。DR是美国最大的国际救援组织之一,曾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捐助过大批救援物质。
一天之后,华科和武大两所高校的北加州校友会联合成立了WuhanUnited(wuhanunited.org,武汉加油行动联盟),成员一共20多名,负责对武汉协和的定向捐赠。毕业于华科的智慧商圈创始人龚义涛,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DR捐赠的物资,包括20万个外科口罩、2.75万双医用手套和4000件隔离服,重量有2.5吨。校友中的几位医生特意从清单中清理出了非医用产品。这看似细微末节,却是众多捐赠者容易忽视的。不符合规格的物资非但派不上用场,还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1月25日,疫情形势愈加严峻,但龚义涛带来了好消息——两天后,联邦快递有一架货机从加州起飞,可以免费运输救助武汉的物资。但问题是,捐赠的相关手续还没有落实。他们必须和时间赛跑,在物资出发前,搞定手续问题。
在后续的36个小时内,负责这批物资在广州海关清关事宜的是武汉大学广州校友会成员黎文全。他认为,团队完成了一次“不可能”的任务。
DR和武汉协和签订捐赠协议之后,确认通过湖北省慈善总会的渠道过海关。黎文全说,他们权衡了武汉红十字会和湖北慈善总会,选择了后者。DR有专业的物资援助经验,后来的经历表明,他们坚持的两点原则,在任务完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是只在慈善总会备案,坚持不进仓库;其二是坚持清关时不拆包。
捐赠物资要经过湖北慈善总会的审核,需提供相应的进口单据、捐献人资料、货物品种数量。审查环节花了几个小时,但比想象的顺利。1月27日下午3点,援助武汉协和医院的物资,离开DR的仓库,前往机场。
不过,此时通过海关的手续并没有完成。他们必须在货车开往机场,到物资飞越太平洋的21个小时内,完成过关手续。“我们通过湖北省侨联和湖北慈善总会对接,拿到湖北省慈善总会的批文,并将所有通关文件,交给联邦快递中国团队。”张歆说,所有的工作说起来简单,但给湖北慈善总会的资料,要怎么修改、怎么盖章,有很多细碎的问题要处理。“大家在深夜还开电话会议,讨论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华科武大北美负责人几乎一天只睡四小时。”
飞机抵达广州,是在1月29日。接下来,是清关环节。邮政愿意免费运输,但按规定,必须百分百实名、百分百开箱验货、百分百X光检测。考虑到拆了之后,可能会污染破损,甚至有遗漏风险,捐赠方并不同意拆包检查,要求原包装送到协和医院。
最后的结果是邮政特事特办,开了绿色通道。但整个的沟通过程,并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在黎文全看来,协调至关重要。尤其是体制内的单位,需要逐级上报。好在群策群力的结果是好的。
物资通关后,是否专车送达武汉也曾有过争议。有人认为,一定要专车送。但现实情况是,只运一两吨货,专车过去并不划算。况且司机去了之后,还要隔离14天。最终,1月30日晚上10点,一辆邮政EMS货车,从广州启程前往武汉。
1月31日下午,这批物资成功送达武汉协和的医生护士手中。至此,一场跨越太平洋的接力,才算画上句号。
△图片来源:中国民航网
采购与物流,困难重重
华科和武大校友会的越洋接力,是各类民间组织参与援助武汉的一个缩影。
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久,很多积极援助的国内基金会就发现,国内市场上很快就采购不到急需的医疗物资了。而据国家工信部此前的统计,全国医用口罩的最大产能是每天2000万只,防护服每天不到1万件。
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医学分会秘书长李大林此前接受《人物》采访时表示,他们曾经照着一本全国医疗用品采购目录,几乎给上面的每一家企业都打了电话,几天下来得到的反馈是,绝大多数都已经和政府对接上了,能够卖给他们的物资不到总产量的10%。
一些手上屯着货的经销商则更难争取。李大林碰到过一个卖N95口罩的商人,市场价6块钱的东西,他报价70块。“他们都是个人经营,不会管你是不是援助前线的医院,反正你不要,有的是人要。”
国内很多公益组织,不得不纷纷到海外扫货。
华夏公益第一时间成立了全球物资小组,这家机构总部在杭州,而浙江有大量华侨资源,就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华侨志愿者都组织了起来。随后又成立进口医疗器械商小组和医疗器械鉴别小组,在微信群里协助海外华侨采购符合要求的医疗物资。但这些还不够,于是又纳入义乌国际电商平台以及全球各国的浙江商会。动员了各方力量,才采购到20万只N95口罩、100万只医用外科口罩、5万套防护服等急需物资。
海外采购的最大难点在于通关。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副秘书长、华夏公益负责人郑壹零告诉八点健闻,华夏公益在各个流程节点上都能聚集上百人来支持,但通关是一个半官方的小组负责,目前只有四个人在运作。“每晚通关要忙到凌晨2点,虽然是薄弱环节,但已经是没日没夜的在那里帮忙。”
由于传染病防控对交通运输有限制,物资运送也困难重重。
周俊(化名)是一家外资医疗器械公司在湖北的负责人。1月23日武汉“封城”以后,被隔离在家的他在网上看到一家海外基金公司希望给武汉十多家定点医院捐赠物资的消息,当时,对方已经采购了价值100多万元的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用品,正发愁如何在武汉分发。
靠着长期积累的人脉,周俊为这家基金会找到了一家武汉当地的医药公司,顺利承接下从机场运回物资并且分发到各家医院的任务,因为医药公司本身就有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的仓库,以及人力和运输车辆,事情完成得很顺利。
因为这件事颇有成就感的周俊,干脆做起志愿者,专门负责对接各个民间公益组织向湖北捐赠的物资。由他经手的最大一笔物资,是来自安徽一家化工企业的500多吨高浓度双氧水。他把这些货源分发到了武汉、孝感、黄冈、恩施、荆门等十多个城市的医院、学校和社区。“我自己是做医疗的,高浓度双氧水在医院很有用,稀释了以后也可以用在城市的环境消杀。”
武汉新冠疫情扩散以来,武汉红十字会等组织的低效运转,严重拖慢了物资的供应节奏,给一线医护人员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
“其实完全可以走民间公益组织这条路。”周俊告诉八点健闻,民间公益组织的捐赠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只负责筹款和物资采购,把东西给到当地的红十字会或者慈善总会,由他们来完成最后一公里的分发;另一种则是民间公益组织全程包办,但需要在红会或者慈善总会登记备案。
“现在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都选择第二种模式。”周俊说,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这种模式下,为民间物资寻找在湖北当地有运输能力的组织,比如说医疗物资流通企业,比如说救援队,让他们从机场或者高速路口,把东西运到市区做分发。“最多一天半的时间,肯定能送到医院手上。”
作为国内最大的民间公益组织之一,壹基金采取的也是在红会登记备案的模式。从壹基金官网可以看到,壹基金支援武汉市的物资主要由武汉云豹救援队负责协调发放,湖北省内其他地区的发放,由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在湖北的40多家机构一起行动。2月1日,壹基金向湖北各州市发放口罩157000个,防护镜12800个。同日运抵的还有990台对讲机和500套防护服,按计划也将于次日陆续送到医院。
“我们现在有好几个人同时在协调这些物资的匹配。”周俊说,自己参与多个基金会的物资调配,这几天已经加了上百个群,群里是有捐赠意向的公司或者个人,他们负责沟通资方能够提供什么,并且匹配到有需要的医院。“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信息多得看不过来,好几个捐赠人连真名都不知道,因为来不及改备注。”
武汉周边城市更难
最近几天,因为疫情蔓延,交通管制随之升级,周俊明显感到,能够调配的运力越来越紧张。
“前几天,有一家国外撤侨的飞机,带过来一些医用物资。我光是协调让这些物资能够从机场运到市区,就花了一个多小时。”周俊说,现在武汉全市的大车资源都很紧张,更别提能开大车的司机了。按照规定,只要是往周边地市送过物资的司机,回来之后就要被隔离14天,这意味着每跑一趟长途,就少一个司机。
另外,随着外界捐赠物资的数量越来越多,诸如顺丰、德邦、京东这样的大型物流公司已经加入政府组织的公益运输当中,很难再兼顾民间这一头。
周俊还讲了前几天的另一个例子。武汉一个企业家找到他,希望协调帮助运一批物资到恩施。预定的方案是,在武汉找辆车把东西运到高速口,让恩施那边派车来交接。结果恩施来的车在高速口等了4个小时,他们还没有协调到能把东西运出去的大车。
当时,周俊急哭了。
绝大多数的新闻报道中,武汉都是此次疫情的中心,所以国内外的物资,都源源不断地发往武汉。但事实上,武汉周边的黄冈、孝感、襄阳在“封城”以前,承接了大量武汉外溢的人口,在目前的新冠确诊人数上,这3个地市排在武汉以外的前几位,加起来超过了3000人。
这些地方对医用物资的需求,甚至比武汉更为迫切。湖北襄阳一家医院的院长告诉八点健闻,从收治新冠病人到现在,医院的储备已经差不多枯竭,连消毒液都只剩一天的用量。“但即便是什么防护都没了,病人来了也还得上,这是命令,也是天职。”
周俊表示,“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希望这些地市的指挥部能够出面协调一下,比如说可以整合当地的医药物流公司,让他们去武汉拖物资回来,当然前提是征得红会的同意。”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民间力量怎么用?
从1月23日武汉“封城”算起,这场对抗新疫情的战役已经持续了十余天。
这场战役开始以来,有权接收捐赠物资的湖北省与武汉市红十字会,却没能完成好为前线医护人员输送资源的任务,备受舆论压力。
另一方面,由于当地红会等机构垄断了物资接收,使得一些民间组织在援助过程中处处受限。一位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透露,他曾经协调过一次捐赠,公司包了辆车把物资送到了指定的医院,但由于没法提供红十字会开具的资质证明,证明车上的医用物资符合捐赠条件,医院领导始终不敢接收,最后公司负责人只好掉头离开。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马剑银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表示,理论上,由红十字会牵头可以实现更好的捐赠效率,而个人或企业的点对点捐赠是一种效率更低的捐赠方式。“然而这一次,无论是捐赠者还是医院,都对物资的协调和调配效率并不满意。”
郑壹零认为,疫情或者灾难面前,官方、半官方与民间的力量应该能够齐头并进,三方各自发挥专长。他以2014年的雅安地震为例,当时地方政府联合了慈善总会、红会这些半官方组织,以及积极参与的民间基金会组织,三方共同成了一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使得赈灾工作十分顺利。
服务中心就是提供一条龙服务的平台,共享物资需求的动态信息,然后让民间力量能在此基础上实现点对点的服务。民间基金会最担心的就是类似于此次红会的忙乱无措。点对点,才能让基金会在交付物资之后,及时向捐赠人作出交代。
这一次的困局在舆论升温后出现转机。2月1日,武汉市政府官网发布《武汉市红十字会感谢各界爱心答复各方疑问》:为进一步缩短捐赠物资的运转时间,武汉市红十字会对定向捐赠流程作出适当调整,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定向捐赠医院,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对接,确认后可直接将物资发往受捐单位。如需捐赠凭证,后期可凭受捐单位相关证明到红十字会办理捐赠手续。
同一天,武汉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指派九州通医药集团协助红十字会分装物资。截至发稿前,九州通已经完成了紧急物资的分装入库,分类码放。
“这是我这几天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政府终于能够启用民间的专业力量,而不是把宝全都压在只有十几个人的红十字会身上。”周俊如是说。
马剑银也觉得这是更好的办法,“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其实不应该按照思维惯性将捐赠物资的接收任务限定于某几家机构,可以考虑特事特办,整合进社会力量,开放民间通道。”
毛晓琼 谭卓瞾 吴靖|撰稿
刘冉 季敏华|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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