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武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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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世卫组织网站

文 | 周航 李晓芳 王彦入 殷盛琳

编辑 | 王珊 

这原本应该是趟完美的旅行。

武汉出发，成都集合，沿着318国道，一路往西，大年初一抵达拉萨——在布达拉宫瑰丽光彩的映照下，度过庚子新年的第一天。

为了这趟旅程，陈寞和几位朋友谋划半年，买了成套的户外保暖服装，物资塞满了后备箱，除了大雪封住了稻城亚丁，一切如计划进行。

但第五天，旅程脱离了轨道。西藏自治区芒康县检查站，一位医生，带着两位护士和一队警察，拦住了这辆湖北牌照汽车的去路。

他们在检查站烤着火炉，用小太阳取暖，两个小时，量了四次体温，都是36度多。

最后，检查人员传达了上级的回复，不允许再往前走，也请他们理解，“藏区医疗条件有限。”

这天是1月23日，武汉“封城”首日。和很多在外出游的武汉人一样，陈寞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回不了家的流浪者。

1月26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湖北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大约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

大多数武汉人是在“封城”前离开的。他们中，有外来务工人员、在湖北读书的大学生、武汉本地人，由于迟到的预警，他们照常返乡、探亲、旅游。现在，一道“封城”令将他们阻隔在武汉之外，散落于异乡。

电视里，所有人为武汉加油，现实中，武汉人在“流浪”。

不受欢迎的过客

禁止入藏的那一刻起，陈寞的出行就成了流浪之旅。他们掉转车头，一路向南，往云南前进。

晚上到香格里拉，先买了温度计，严峻的形势让他们也担心，每天给自己量几次体温。

游玩的心情也没了。第二天到丽江，一直在宾馆打游戏、打牌，只在吃饭时出了门，陈寞看到，古城游客不少，但大多数都没戴口罩。

1月25日，除夕那天中午，到大理古城，麻烦再次出现了。收费站检查，前面三辆大巴车游客测完体温后放行，他们却被留在了收费站，反复沟通一个小时，才得以进入。

到了酒店，量体温，入住，还没10分钟，前台就打电话，要求退房，“看到我们是湖北牌照。”最后沟通结果是可以住，但第二天必须离开。

当天，大理市古城保护管理局发布通知，鉴于云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5日晚上7点半起，大理古城不允许接待新客。

一家大理民宿的老板说，之前民宿店主们已自行劝退客人，陆续关店，“还自发举报接待了武汉游客的宾馆。”

陈寞等人在云南接受卫生检疫。受访者供图

疫情扩散的风险真实存在着。据官方通报，1月23日，一位28岁的武汉游客随团赴泸沽湖景区游玩，因发热咳嗽，当日下午到盐源县人民医院就诊，第二天被列入疑似病例。

也是在1月25日，泸沽湖景区一位客栈老板接到消息，景区只能出不能进，“剩下的客人26日必须全部走。”

这天一早，货车司机林霖也被大理的宾馆老板娘赶了出来，她冷冰冰地吐出几个字：“酒店接到通知，暂停营业，不好意思，麻烦退一下房。”

林霖关上门，收拾行李。他知道，是自己的身份“闯了祸”。

一个月前，他从湖北襄阳出发，拉了一车快递到武汉，去年12月9日，又从武汉接了一车快递到昆明。之后，他辗转贵州，广西，从广西拉了一车砂糖橘，1月22日抵达到大理。

疫情爆发后，他在入住酒店时，会主动报身份，“我是湖北人”，为打消老板疑虑，又补了一句，“出来一个多月了，没回去过。”他几乎整天待在房间，打王者荣耀，刷抖音，避免出门。

但现在，他还是被赶了出来。

林霖走到大理水果市场，钻进货车驾驶室，准备窝在这里，将就几晚。因为疫情，能容纳八十台货车的市场，不见车影，大部分档口已关门。砂糖橘也剩了半车，货主说特殊时期，没办法接货，林霖只能自己承受损失，眼看橘子堆在后车厢，蔫儿了下去。

不仅是大理，这一天，全国旅游业按下了暂停键。武汉姑娘温晴的地陪在电话里听说她是武汉人，干脆不来接了。两个月前，温晴就报了旅行团，放假后带妈妈一起到云南玩一圈。她们1月18日从武汉启程，1月24日到达西双版纳机场，这是旅程的最后一站，地陪却消失了，温晴向旅行社反映情况，对方虽然迟疑，但还是为她们安排了一家酒店。

但到了第二天，1月25日，她们就被酒店通知不再接收武汉籍的旅客了，让她们马上搬离。温晴带着妈妈在大街上游荡了一上午，找了好几家酒店，都得到一样的回复。她打电话给当地110、疾控中心，甚至联系了政府热线和市长热线，最后被允许住进特定的酒店。已经夜里十一点多，跑了一天，她和妈妈打算先住一晚再协商，680元一晚的价格她们实在消费不起。

温晴母女住进酒店的时候，1月25日凌晨，30岁的赵洁和5岁的儿子，被拦在了泰国普吉机场。

赵洁猜测，问题大概出现在办托运时，自己说了几句武汉话，被身边的游客听到举报了，他们大多是同一个团的人。

在登机口，无人敢排在她身后。工作人员检查了护照，不允许登机，体温一量再量，都是36.2摄氏度左右，还是拒载。

她愤怒地和对方争吵，最激动时摘下口罩，吓得本就四五米远的众人又后退几步。

儿子问她，“妈妈，为什么我们没病，这些人要说我们有病？”

赵洁和儿子被拦在登机口，托运的行李也被从飞机上拿下来。受访者供图

时间过去了很久。儿子在椅子上睡着了。凌晨5点，泰方工作人员把精疲力竭的她带走了，给了一张医院照片，让她自己去开健康证明。后来旅行社派来了翻译帮她沟通。排了两三个小时队，抽血，做心电图，量血压，检查口腔，量体温，36.4度，都没问题，出示了两份报告。

等她再次打车到机场时，已经是中午12点，买了祥鹏航空从昆明到济南的机票。结果一直到傍晚坐上飞机，都没人找她要健康证明。

凌晨1点抵达昆明，还没出海关，她被边检人员带去检查，量体温，两天没睡，体温升到了37.2度，一下子成了高危人物，好在后续再量降了下来。

和飞机上另外几个武汉人一块，她生平第一次坐救护车，来到附近宾馆作进一步检查，集中观察，包吃包住。早先来的同乡告诉她，至少要隔离8天。

据统计，截止到1月26日24时，4096名武汉游客仍在境外。

事后看，很多事情是在武汉“封城”之后彻底起变化的。各地陆续启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一级响应。在厦门，一家六口，五人从杭州来，一位老人从江西来，只因老人籍贯湖北，酒店拒绝他们入住。一对34岁的武汉夫妻自驾西部游，抵达青海省刚察县时，被人举报到疾控中心。夫妻俩被单独隔离在酒店，车也被全面消毒。丈夫说，最近遭受的压力实在太大，“给青海遭成恐慌实在不好意思，但我们真的不是逃离武汉，很早就出门了。”

不是没有人考虑过取消行程。很早前，陈立就安排了普吉岛行程，武汉爆发疫情后，他也犹豫，但直到1月21日出发前，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的说法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疫情可防可控”。他当时也没太在意。

他和妻子顺利到达普吉岛，出海，浮潜，坐海景秋千，看无边落日。直到1月23日一早，陈立醒来，从新闻上刷出“封城”的消息，他有些不安，“我们回去怎么办？”

随即，他打开航司APP，页面显示，普吉直飞武汉的航班取消。陈立急了，联系领事馆，电话不通。联系航司、旅行社，客服不通。1月25日，他提前退了房，来到机场，航司柜台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能改签到深圳或广州。广州最早那趟航班已满，他与妻子乘坐六点左右的飞机，返航深圳。

当晚，他来到酒店，刚推开房门，走进房间，派出所的电话进来了。

“从哪里来？”“什么时候离开武汉的？”派出所提醒他，需要在酒店自行隔离14天。

挂掉电话，陈立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酒店经理和服务员带着体温计敲门进来，36.5度，体温正常。接下来，他们又举起手机，对着陈立与妻子一通拍，理由是“给派出所报备”。

陈立很生气。他理解外地人对于武汉的恐慌。但作为普通市民，他也是受害者，人有户籍，病毒没有。

图片来源网络

回不去的家

突然爆发的疫情拦住了各地武汉游客的归乡路。

李曼原本应该在23号从三亚飞回武汉。“封城”后，她取消航班，买了第二天取道杭州飞回老家恩施的机票。但第二天，恩施也“封城”了。

这是第一次全家外出过年，没想到滞留在了这里。

她买口罩、温度计，轻易不出门，去买吃的也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我相信自己的身体是好的，但也不能去害别人。”

住是最大的问题。从酒店离开，她租了房子，一个月5000，不知为何走漏消息，当天就被邻居举报。第二天，她拖着两个大行李箱，带着老小住进机场附近的小旅馆，两个房间，每晚600块。宾馆偏僻，附近餐馆歇业，只有一家便利店还开着，四个人中午啃了面包，晚饭每人吃了一碗泡面。

除了旅游，不少武汉人是去和家人团聚的，他们也发现，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刘宇的弟弟长居厦门。今年春节，一家人打算过去团聚。住酒店的时候就因为他们来自武汉，闹了一场，110都惊动了。到了除夕当天，刘宇弟弟居住的小区居委会，给全员发送信息，家中若有湖北来访亲戚，请主动登记。刘宇弟弟打了电话。

原本，一家人打算除夕夜吃团年饭，但居委会通知，“不能再见面了”。

晚上，弟弟来酒店送年夜饭，排骨藕汤，是刘宇儿子喜欢吃的。但居委会知道后，勒令“不能再接触了”。刘宇一家只能待在酒店，自行隔离。

她挺委屈的。出发前，她记得，武汉政府的领导一直说疫情“可防可控”。朋友圈转发一些段子，“莫碰我，我是武汉人”，她也以自嘲的方式与朋友调侃。谁都没想到，疫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知道这么严重，我就不出来了。”

眼下，她也回不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她想起前两天，在弟弟小区碰到邻居，邻居的表情显得有些奇怪，现在她明白了，被等同于“病毒”的他们，让人避之不及。

年轻妈妈陈笑和6个多月的宝宝则被隔离在丈夫老家汕头的一家精品酒店。来到这个10多平米的宾馆房间已经3个小时，她依旧惊慌失措，宝宝在旁边哇哇地哭。回忆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所有事，陈笑只觉得脑子“嗡嗡地痛”。

前一天下午，家人在微信群里转来一份镇委办公室的的紧急通知，上面要求各村摸查两类人员：一类是湖北籍人员，一类是1月10日后从湖北回来的一切人员。陈笑来自武汉乡下，1月15日和老公带着宝宝回汕头婆家过年。刚出武汉时，关于肺炎的消息还停留在“不存在人传人”，回到婆家后，她每天都在关注网上的相关新闻，担心湖北家人的情况。

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采访，她才警觉起来，在家隔离，不怎么出门。一家三口每天都测量体温，从未有过异常。她觉得自己是从武汉来的，街坊邻居都知道，也不太敢出门。

看到登记表时，陈笑以为只是登记一下，就让公公将三个人的信息都报给了村委。结果到了下午4点多，村委的干部就带着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来挨家挨户接人，送到市区宾馆隔离。现场来了两辆警车，一辆救护车，闹哄哄一群人。

陈笑的婆婆和村委会的人认识，听说要被隔离的消息，婆婆先和他们吵了一架，问能不能不去，在家隔离。“他们说不行，那样的话就把全家都接走，一家人，包括公公婆婆全部都要带走。”最后没有办法，陈笑和丈夫仓促收拾了行李，带着宝宝跟着医务人员上了救护车。

“那一瞬间，我就掉眼泪，哭了，那是我最怕的时刻”，陈笑说，救护车上除了他们三口人，还有另外几个带着口罩的陌生人，车窗打不开，特别闷。

下车后，医务人员为他们量了体温，陈笑老公被检测出温度37度，对方说偏热，将他与母子两人分开，带到市区医院进行隔离。陈笑被送到宾馆后，给老公打了电话，老公被隔离在医院病房，什么防护的东西都没有发，病房里的人都绕着他的床位走。陈笑一边哄着哭闹的儿子，一边担心老公的情况。

没有人告诉她会被隔离多久。出来的匆忙，她担心给孩子带的尿不湿不够，也不知道该找谁解决。酒店的人只告诉她们，不要瞎走动。到了吃饭时间，有人敲了两下房门，陈笑开门去接，外面一个人也没有，只看到地上的一袋食物。

河南一村庄对武汉返乡人员的排查。图片：《健康时报》

“你让他们回哪里去？”

如果不是这场疫情，董启农会迎来一年中最忙也是最充实的几天。

厦门鼓浪屿小岛上的300多家民宿，4000多间客房会陆续被全国各地的游客挤满，并在大年初二到年初五抵达流量高峰。天气似乎都在为节日做准备，阳光在1月20日洒满整个小岛，但另一片乌云却渐渐笼罩头顶。

也是从那天开始，岛上的居民、民宿老板开始向董启农表达自己的担忧。72岁的董启农是鼓浪屿民宿协会会长，自己也在岛上经营着两家民宿。22日，岛上的60多名武汉游客中，有一位确诊患上了新型病毒肺炎，有居民看到疾控中心专人专车将患者转移出岛，“吓得腿都软了”。

董启农回忆，在武汉疫情还没大规模爆发时，有些谨慎的湖北游客选择取消预订，当时民宿的老板们还不太乐意，担心影响自己的收入。董启农还做了动员，让民宿老板们给武汉旅客全额退订。现在，岛上的人开始希望这群来自湖北的游客主动办理退房，离开鼓浪屿。

双方戴着白色口罩，隔着两米远的距离交流，没有人知道怎么安置这60多名游客，也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鼓浪屿的夜晚有些寒凉，游客里有一对年轻夫妻带着4岁的孩子，一家人在风中瑟瑟发抖。一家民宿的老板娘不忍心，让他们量了体温后，办理了入住手续。“人家已经到岛上了，你不能把人家扔下海吧。”

董启农首先想找政府解决，“政府就让我们帮忙接待下来，尽量想办法，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他只能去说服民宿老板们让武汉游客多待几日，做好防护措施，每天测两次体温，定期消毒，报备，等待政府出台后续的安置方案。

董启农决定开放自己的民宿，所有房型都以280元的价格提供给武汉游客居住。他把这一想法写成文章，发布在互联网上，呼吁“岛上兄弟民宿业者响应！不能将自己的骨肉同胞拒之门外！”没想到招来了谩骂和质疑。

“凭什么让我们全岛居民担风险？”“为什么不赶紧把他们赶出岛去？”甚至有人揣测他，“是不是想借机敛财？”

说起这些，董启农几次忍不住拔高了声音，“我们民宿价格平均在500元上下，280元我们是赚了什么？23号武汉“封城”，你让他们回哪里去？政府部门第一次处理这个事，一下子也拿不出方案，难道就让他们都流落街头吗？”

董启农也害怕被感染，“没有人想当圣父。”可是岛上居民和网友的反应让他疑惑，“为什么要把武汉人当成瘟神一样？”

鼓浪屿街头 图片来源网络

大理一家民宿的老板娘沫沫这几天也刚经历一场骂战。近日，云南开始管控游客，各个旅游城市的酒店、停车场都不接待武汉人。沫沫曾经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是一家在疫情扩散前就出来旅游的武汉游客，一路被驱赶，从昆明被赶到大理，赶去丽江，又被赶回大理，没有酒店允许他们入住，一家人挤在车上睡了好几天。因为车牌号是“鄂A”，他们的车还被人砸了。那个妻子说着说着，在电话里哭了出来。

40岁的沫沫也是一名武汉人，2013年到大理经营民宿。去年12月底，她就开始关注武汉的情况。1月25日，她看到大理的同行发布信息，欢迎武汉人入住客栈。她也发帖声援：“武汉的乡亲们，带着健康证明来，我家可以提供30个以上的床位，绝不涨价。”

她同样遭到了围攻，留言达到了几百条，网友质问她，为什么要私自收留武汉人？为什么不上报给政府部门？

那家人也不敢去她的客栈，怕自己真的有问题，拖累了她。他们已经开车往湖北走，还不知道何时能回到武汉。

和鼓浪屿、大理一样，民间力量在救助过程中先发挥了作用，有人腾出地方义务收留，有人整理出各地还能接收武汉人的酒店地址，呼吁理性对待。

陈祥国儿女都在国外，一个人住在重庆。疫情爆发后，他很少出门。前两天，他留意到，各地开始举报武汉车牌，赶武汉人离乡，不让武汉人住酒店，他觉得“太没人性了”。他瞒着家人，在同学群发了一则信息：武汉“封城”，大量武汉人逃离在外……我一个人在家生活，若有在重庆的武汉人，可以来我家自我封闭，我负责期间全部生活，直到疫情结束。

这则信息经截屏，在网络大量转发。

陈祥国住的房子有四个卧室，三个卫生间，“如果需要，还有很大的改造空间。”他戴着口罩去超市采购日用品，收拾屋子，他他每天在家里等，害怕错过求助信息。“我就觉得，应该站出来，帮助他们。”至今，还没有武汉人与他联系。

伤痕

离开大理后，陈寞一行开车到了昆明。她希望从这里回家，但队伍里有人反对，武汉情况更严重，“路上也怕事”。

最后的决定是留下。在找了十几家宾馆后，陈寞和朋友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接纳他们的民宿，一次性订了十天。

与此同时，各地陆续出台官方安置措施。

厦门市政府将鼓浪屿上的所有武汉旅客迁移出岛，安置在同一家酒店进行隔离观察。晚上10点，鼓浪屿民宿协会会长董启农搭乘着隧道巴士从鼓浪屿返回厦门，将岛上的武汉游客全数送出。

云南省也在这天出了方案，拨出酒店专门安置武汉游客；聚集了大量武汉人的广东湛江徐闻县提供了几个专门安置点；海南三亚市发布公告，明确市内所有酒店不得强迫已住店旅客离店。

温晴母女也等来了好消息：当地公安局协调母女俩住进指定的几所酒店，价格区间在380～680元之间。但折腾了两天，接近半百的妈妈情绪已经不太稳定，一看到别人的冷脸，或者看到温晴和人吵架就开始掉眼泪。

温晴说，这两天见识了太多冷漠，她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到云南来了。

在武汉游客聚集的微信群里，人们也对集中住宿持有不同看法。有人对费用感到担心，更多的人则顾虑集中安置是否相当于隔离。“法律依据在哪里，难道所有武汉人都是疑似病人吗？”一位武汉游客说。在和家里人商量后，他们计划在云南再住半个月。

1月27日，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致兄弟城市旅游行业同仁的一封信， 请求各地帮助武汉返家。

在此之前，一些人已经踏上回乡的路。

滞留在昆明那几天，周晨和朋友自驾的那辆鄂A牌照车辆格外醒目，其他车路过时总是放慢速度，到哪都是警惕的眼神。昆明下了大雪。鹅毛那么大的雪花，周晨在武汉都没见过，居然在四季如春的昆明见到了。

看着窗外，她觉得一切事情就和这场雪一样扯，而她的心情就跟天气一样冷。

1月25日晚上，周晨在群里看到消息，虽然去武汉高铁停售，但可以曲线救国——坐到郑州东或驻马店，经停武汉时下车。她马上订了一张票。

第二天8点上车，车厢空空荡荡，只有零散的旅客，都戴着口罩。她把乘务员拉到一边，问是否经停武汉，对方顿时紧张起来。

乘务长也来了，在车厢连接处的另一头，隔着一米多，再次详细询问了她。

乘务长说，车会停，但劝周晨别下。周晨让对方放心，她明白各种利害关系，责任自负。她还告诉对方，这天是自己生日，自己只想回家。

北方人嗓门大，交谈的声音传到了车厢，周晨回车厢发现，之前客客气气的一位阿姨躲到了后面，另外几个年轻人倒是镇定自若。

乘务员开始不停在车厢里拖地，收拾垃圾，给周晨身上喷洒消毒剂。他告诉周晨，摸排后发现全车有十多个武汉人，已经集中到前面车厢，等会儿统一下车。他还告诉她，自己经历过非典，给病人送过餐。

乘务员带来了一箱水，分发给每个武汉人，给周晨前面自称医务人员的那个，更是多发了几瓶。

列车终于在下午4点到达武汉。下车时，乘务员向人群挥手致意，大声地说保重。出了站，人们纷纷和空旷的武汉站留影。

周晨终于见到了父母。1月22日出门的时候，她叮嘱他们戴口罩，父母还不以为意，照样出门遛狗，如今却如临大敌，第一时间奉上一次性手套。

武汉已经和她离开时完全不一样。空空荡荡的，既孤独，又带给她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回家的三环已经封路，车辆绕了一圈，又经过了一次检查，量了体温，才回到家。

一路上，家里人都在埋怨，当初不让出去还跑出去。但周晨内心是温暖的。她觉得自己从没像现在这样爱武汉。

这天是大年初二，她的农历生日。她去超市买了本地的珍珠丸子，蒸着吃，软软糯糯的，她最好这口。

旅途的劳累很快就恢复了。可是对于另外一些创痕，她觉得或许需要很久才能弥补。

（除陈祥国、董启农外，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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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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