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日记|3月18日：海外游子如何避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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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丁捷 综合）海外疫情蔓延，境外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超11万例，已超过中国。多国高校纷纷响应停课，不少海外留学生归国心切，回国一票难求。而面对不断增加的输入性病例、污名化言论、防境外输入升级措施等，对于尚未归国的留学生而言，反向逃疫还是留守异乡成为两难。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3月18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海外留学生，如非十分必须，应暂停回国或赴有疫情国家。北京成为境外输入病例最多的省份。3月16日零时起，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原则上均应转送至集中观察点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费用自理。

此外，北京、上海等多地连续发现境外输入病例，开始全面升级防控措施，纷纷对瞒报入境病例立案调查，“两高”等五部门也对此加大了刑罚力度。

针对留学生是否应回国避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认为，需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疫情持续多久，一旦回国是否决定再也不回去了；第二，如果不回来，待在那里，你怎么办？对于后者，张文宏建议，要采取有效的个人防护，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戴口罩。（参见：海外疫情升级，要不要回国？张文宏说要考虑两个问题）

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汤胜蓝向媒体表示，中国留学生选择现在回国不是好主意。万一飞机上有乘客本来感染发烧了，但是不诚实，吃了退烧药，一方面会给国内带来不必要的防控压力，另一方面和患者在密闭空间共处十几个小时，尽管飞机有通风系统，感染风险还是太大。

留学生出现避疫情困境的同时，国内还出现污名化、妖魔化归国避疫海外游子的态度。财新网有一篇专栏文章就提出，正确对待华人华侨是养成国民正确外部世界观的一部分，涉及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以外的世界的问题。有些自媒体揪着一些个人的不合理行为，调用一切辛辣词汇对他们进行冷嘲热讽，有的喊出“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甚至还有人写下“请滚出中国”这样粗暴的文章。这些说法好似海外华人华侨平时对国家无助，突然回国给添乱来了，是我们不应该欢迎的人。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王明远撰文表示，一些人急于消灭疫情，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对回来的同胞也不应该抹黑、标签化，对海外华人华侨在国家发展和这次抗疫的作用也应该有公道的认识。（参见：莫因个案妖魔化海外同胞回国避疫）

随着中国本土新增确诊病例持续下降，境外输入成为中国抗疫新挑战。截至3月17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80894例，比昨日新增13例。其中湖北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2例，广东5例，北京3例，上海3例，四川1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55例；累计死亡3237例，比昨日新增11例；累计治愈出院69601例，比昨日新增922例。（参见：3月17日：全国新冠累计确诊80894例 境外输入病例继续增加）

疫情中心“严防死守”湖北，正迎来“解禁”局面。湖北省高风险市县仍仅剩武汉市城区，中风险市县降至4个，复工复产、经济秩序在逐步恢复。3月18日下午的湖北省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表示，武汉市第一类企业可以继续生产或者复工复产，其他企业按照不早于3月20日24时前复工复产。（参见：湖北：分类分时有条件复工复产 具体行业企业动态管理）

北上广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数量持续增加。为了减少海外疫情输入的风险，国内航空公司执飞的入境北京国际航班18日起执行分流，目前所知分流机场包括石家庄、天津、太原和呼和浩特，国外航空公司暂不执行；上海机场多班国际航班被取消。（参见：北京机场国际航班将分流石家庄、天津等多地机场）

“首都机场口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输入性风险。”北京首都机场公安局副局长郑南3月18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海关检疫部门、边防检查部门均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检测工作，对中转乘机部分分流旅客均采取了全流程闭环形式的管理。

另一个趋势是，境外新冠病例从北京、上海等主要机场中转后开始向全国输入。3月17日，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两例，其中一例为无症状感染者。成都作为西南交通枢纽城市，境外中转航班较多，此前只规定了8个重疫区入境者需居家隔离和检测核酸，出现输入病例后，紧急要求所有入境者测核酸并集中隔离。（参见：成都现境外输入型病例 隔离政策紧急“一刀切”）

追溯新冠疫情，早期大量患者直至去世也没能确诊。根据《科学》杂志正式发表的一项研究，1月10日至23日期间，中国仅报告了新冠病毒总感染人数的14%，还有86%的新冠感染者未被记录。至1月23日，在武汉的所有感染者中，有82.6%的感染者是被未记录的感染者所传染的，而此后的出行限制等措施则大大减少了疫情的传播。（参见：研究：武汉封城前或八成感染者未被发现 轻症无症隐蔽性强；研究：武汉封城前八成患者未确诊 控制措施如何影响传染）

中疾控（CDC）直报系统为何没有发挥作用，致贻误战机？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中谈到，这可能与疾控系统对付禽流感的思维惯性造成的判断失误有关，把新冠当成了一种类似禽流感、不会“人传人”的疾病来控制。更大的错误在于，没有第一时间依法在直报系统中上报疫情，而只是报给了卫生行政部门。

而针对钟南山院士等提出的，应该赋予疾控系统一定的行政权力，邵一鸣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改革出路，“如果疾控人员公务员化，都变成官员了，只会比现在更差。”他认为，技术部门的权威性，不在于要赋予它行政权力，而是要按照法律把技术工作做到位，把行政干预的口子堵死。（参见：专访中疾控邵一鸣：零号病人意义何在 不赞同疾控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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