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增援一线的护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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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三次派出5名护士支援新冠肺炎定点收治的机构——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5位护士先后到达。

刘瀚和张禹就是本次增援团队中的两名成员。此前他们在医院微信群聊内向上级表示：“志愿报名，随叫随到”，随后签下医院准备的“决战志愿书”，按下红手印。

2020年的除夕夜，刘瀚在午夜12点从家乡坐车前往宜昌市，在颠簸了5个小时之后，于凌晨5点到达市三医院。他的前线增援旅程就此开始。

 “缺氧”的防护服

最让刘瀚不适应的是医院为每位工作人员配备的防护服。由于被安排在重症病房护理，他所在的科室启动了医疗三级防护。

医院设置“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刘瀚每天在上班前，需在清洁区先穿工作服，再穿防护服，脸部戴好N95口罩和护目镜；到了半污染区还要再套一层隔离服，手套和鞋套都得套两层；直至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才能进入污染区的病房。

一旦换上防护服，喝水、进食、去卫生间就都通通成了禁忌。一套衣物的成本大概在300元人民币左右，为了节省物资，医生和护士们在工作时间内都尽量不去更换衣物，避免浪费一整套防护服。“有什么生理需要都得强忍着，等到下班再去解决。”刘瀚说。

有些医生和护士到了工作后半期甚至不得已逼自己不停运动，等到额头和后背都已经被汗液沁湿，再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也就不会想去卫生间了。

在工作刚开始的那几天，由于前线人手不足，每位护士都要加班加点连续医院15、6个小时。“防护服太闷太勒了，一开始会心慌、胸闷、气喘，甚至感觉恶心呕吐……什么症状都来了。”刘瀚说，“我还算好的了，有些女护士（在这种高强度工作下）撑不住就晕倒了。”

即便如此，晕倒了的女护士们也没法立即下班或放假。“他们坐这稍微休息一下就又得继续工作，人手实在是不够，病人又那么多。”刘瀚说。

除了防护服，护目镜也让医生护士们叫苦不迭。医务人员们呼出的气流在透明护目镜上液化成一片薄雾，影响视线。不仅如此，护目镜长期架在脸上的后果是，鼻梁、面颊、额头都会被勒出压痕甚至血泡。

“我的血泡到现在都没消退。”刘瀚说，他还会在下班后戏称自己的同事为：“小龙女”，因为护目镜每天都会在同事额头两侧勒出对称的两个小鼓包。

“防护服不光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病人啊，如果你倒下了，就没有人去照顾危重患者了。”刘瀚说。他身边也并非没有感染新冠肺炎的同事，对于在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来说，这是难以全然规避的风险。

“我也担心，但我还年轻，抵抗力好。”他说。

病房里的患者

张禹是和刘瀚同批来增援的护士，被安排在了轻症病房。

张禹曾遇到过一个老军人，本身患有糖尿病，感染新冠肺炎后病情加重甚至出现一些老年痴呆的症状。“我们本以为他意识清醒，后来发现送去的饭一口没吃，睡觉不脱鞋子，老战友的电话他也不接。”张禹回忆说。

新冠肺炎对这位病患的心理打击是超乎想象的。他对自己的病情不理解，也拒绝用药输液。在他的认知里，国力强盛医疗发达，这样大规模的疫情根本不可能存在，他又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家人送入医院隔离。

“他以为家里人把他抛弃了。”张禹说，“接下来就是一口一口喂饭，告诉他这种病毒和非典一样有传染性所以要住院，哄他说做了CT如果好了就能回家。他会对我们说谢谢，饭也知道吃，表明他还是有意识的。”

所幸这位老军人的病情仍是可控的，会随着时间慢慢好转。而刘瀚所在的重症病房，状况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重症科室楼层内，躺满了或昏迷或极度衰弱的病人。其中，多数已经达到了生活不能自理、依靠输液和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体征的程度。因此，医疗护理以外，病人每日的生活护理也成了刘瀚的工作任务。

口腔护理和会阴护理是护士们上班的第一个任务，一整天呼吸器的气管插管、打针输液、包括血液的氧饱和度等各项检测在内，都需要时时看护和纪录。到了饭点要给病人喂饭，有些特殊病人无法进食，则需要通过直接向胃部输液来保证每日的营养。为了保证氧饱和度在正常水平，护士们每隔一到两个小时就要为患者翻身，以避免长期卧床导致肺部感染加重。

“这些危重病人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刘瀚说，“有时候发现，我们喂的饭病人原本只能吃半碗，后来能吃一整碗了，我们就很欣慰。”

令刘瀚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个头高大的男性病患，他在住院十天后变得很焦虑很急躁，甚至强硬地不配合护士的治疗，拒绝服药拒绝输液。每当这种时候，刘瀚就会先找心理医生进行干预，再打电话给病人家属，让家属安抚病人的情绪。

“要哄着他，告诉他有人吃了药就痊愈了，他就会自己把药吃下去。”刘瀚说，“他身体病重，精神压力也很大，心理状态就会像孩子一样，比较情绪化。”

病患的恐惧与日俱增也和更新的确诊、死亡人数密不可分。宜昌市官方每天会发布出院率、死亡率等数据，这些数据无形之中都在攻击着重症病人们的心理防线。

“他怕下一个（离去）的会是他。”刘瀚说，“但好转的也有，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奇迹一样，从身体插满管子到慢慢康复。”

尽管如此，没有哪个医生能保证所有昏迷病人的苏醒，都能像春天一样如期而至。在全国疫情结束后，仍可能有尚未恢复意识的病患，躺在重症病房内。

两点一线的生活

自从来支援，刘瀚和张禹就过上了医院、酒店两点一线的生活。

从各地来增援的医生护士都被安排在了离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不远的酒店里，食宿统一解决。为了避免意外，他们也必须与外界隔离，不能与任何亲友接触。后期人手相对充足，医院就采用了4小时一班的排班制，每位护士每天被安排了两个班的工作。

刘瀚和张禹每天在酒店醒来，起床后就得乘坐专门的公交车前往医院，紧接着消毒、洗手，再换上厚实的防护服，在极度闷热的环境里，开始将近8小时的工作。

新冠肺炎传染性强，医院平时的保洁人员也不再上班，日常保洁工作也就落到了医生护士们的肩头。下班后除了酒店，其他地方也不允许去，刘瀚形象地说：“像坐月子一样。”

张禹说：“这样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住院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难过的是，很多是一家人被陆陆续续送进医院的。”

他记得有个家庭，起先只有妈妈感染住院了，她的情绪原本很稳定。过了几天她的孩子也被家里人送过来住院了，那位妈妈心态一瞬间就失衡了。家属给她打电话告知孩子已经送到病房楼下了，没办法送上来。而她又没法离开污染区下楼去接孩子，她就焦急地委托护士把孩子送到同一个病房来方便她照顾。接到孩子后，她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不停地烧开水放凉后喂孩子喝。

压力很大，他们仍能保持乐观的心态。刘瀚说：“我没结婚，家里还有个姐姐，我也年轻身体好，没问题的。”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是刘瀚每日必做的一件事。

（刘瀚、张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