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期特别篇（官僚主义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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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期特别篇》：官僚主义的传承——

上次读者问了我一个问题，“如何保障干部职工的正常福利？”，然后我写了一篇《保障员工的正常福利需政策保驾护航》，也不算回答了问题，只是讲述了几个故事，然后提出了我的看法，即我认为干部职工正常福利发放的难点在于“不敢”和“没钱”，不一定正确，但抛砖引玉，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最近读者又问了我一个问题，“黄帝书记作为985的高材生，为什么没能在基层做出一些改变？”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以前没有想到过。

把一位985的硕士研究生放到我们这个偏远地区乡镇当党委书记，我想组织上是希望他能够给基层注入一些活力，带来一些改变的，那为什么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呢？是黄书记能力不足吗？是黄书记不想吗？

不是。我觉得是，在黄书记努力改变基层官僚主义的过程中，上级的官僚主义先把黄书记同化了。

鸟语花镇的官僚主义，不是独自产生的，是被传染的，不是没有人抗争过，只是抗争的人都失败了。官僚主义，从来都不能只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官僚主义就像是马铃薯在地里面发出来的一颗芽，你拽着它用力一扯，能扯出一连串的藤，藤下面结着无数番薯。

所以我们从来都不能只解决局部位置的官僚主义问题，而是该刨根问底，彻底改变官僚主义滋生的环境。

我在文章里吐槽过很多次，黄书记讲话喜欢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其实黄书记刚来鸟语花镇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非常清楚的记得一件事情：

那时老项还是在扶贫办，我们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老项第一个上去培训，刚刚讲了五分钟，黄书记就下台来跑到我面前说：“北鱼，你是不是第二个讲话的？”

我说：“是的，老项是第一个，我是第二个，花花是第三个。”

黄书记很嫌弃地说：“你一会儿上去，千万不要像老项一样长篇大论，讲了那么久根本就没有讲到终点，你看看周围的村干部，谁在认真听他讲，大家根本就没有听。你们一会儿上去，一定要抓住重点，不要讲那些虚的东西。”

后来我和花花之后的发言都比较言简意赅。事实也是这样，有些虚的不要讲，有些不是关键的不用讲，有些关键但一时半会儿讲不明白的，讲了也没用。

有些问题，是大家都会遇到的困惑，你能够三言两语讲清楚，那就在会议上讲清楚，大家亲耳听到的第一印象要深得多；有些问题，细节太多，需要注意的点太多，不能很精炼的讲明白，这种你不用讲，会下用图片、资料、实际操作演示来讲明白，你如果让大家在会议上提问，那么你永远永远解释不清楚，你讲清楚了，大家也记不住，这种问题就别在会议上讲，讲了也是白费。

所以黄书记最初不是这样的，他在入职之初几乎是最反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人，但他是怎么一点一点改变自己，成为现在这样的呢？当然，我并不是说他现在就完全不好，从《食君之禄》那一篇你就能看出，他是一名关键时刻敢于担当，迎难敢上的基层领导干部。但比起刚刚上任时的雄心勃勃，他的身上确实发生了一些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改变。

官僚主义的传承第一步，是否定。

当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试图在新的岗位上准备大施拳脚的时候，对他最大的打击方式，就是来自于上级的否定。黄书记也曾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但是汪刚常委来蹲点之后，经常否定黄书记激进创新的方案，转而实施常规的老套路。这很正常，一个激进的手下，在创业阶段是好事，在一个守成阶段却是灾难。

汪常委已身居副县级，升正县级的希望不大了，他现在最重要的目标是在这个副县级的位置上安稳到退休，所以他不需要创新，除了“资料式创新”以外，一切实质的创新行为都是冒险的，而汪常委最不需要的就是冒险。

而黄书记不一样，他初入仕途，年纪轻，学历高，有能力，他是一个处于事业上升黄金期的人，充满创业阶段的动力，而且长期以来的良好教育迫使他渴望高效的工作方式。这就决定了他和汪常委之间理念的冲突，如果他不能让汪常委满意，那么只会被汪常委抛弃，错失自己的职业黄金期。

每个初入仕途的年轻人其实都拥有过机会，乡镇缺人，所以每个人都会有机会来展示自己。而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不能用，什么能用，什么能为我所有，标准其实全在领导一心。

不能用的人，让他干点闲差；能用的，让他干点实事儿；能为我所用的，重点培养，积极提拔。举个例子：孙惧留算是不能用，领导安排给他的一半事情，都会被他推脱无法完成；我应该是有点用，所以扶贫、洪灾、疫情都把我安排去了，但永远受人钳制；而像刘贺中、房霖雨这些已经被提拔到县里的人，就是能为我所用的人，很多领导直接就把他们“保送”副科级领导职务了。

说起来有点酸酸的，我承认，确实酸。刘贺中、房霖雨等都是我所敬佩的人，虽然入职时间比我晚，但他们的工作激情和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我酸的是，无论是刘贺中还是房霖雨，或者是苏卯和董卓，最近几年鸟语花镇提拔的人居然全是写材料的，干业务工作的永远不可能得到提拔，写材料永远牢牢占据基层晋升名单。

说远了。官僚主义传承的第一步是否定，伴随的是挑选和淘汰，比如黄书记，如果不能迅速改变自己让汪常委满意，那么汪常委就会在挑选的时候忽略他，黄书记就得做好一辈子在乡镇当书记的准备。

官僚主义的传承第二步，是塑造。

随意黄书记需要改变自己，以符合汪常委的喜好。但是邯郸学步，要模仿一个人何其艰难，我们不是这种人，却要假装自己是这种人，最后往往成不了那种人，也回不到自己，成了一个四不像。

比如，我们周围经常有这种人，一个很清高的人，因为清高而吃了很多亏，所以他决定要世俗，彻彻底底地做一个俗人，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到处受人排斥。他在俗人里面太装了，在清高的人里面太势利了，结果两边圈子都待不下去。

黄书记开始艰难的模仿，开始放弃自己的一些思想和原则，开始接受一些官僚式的做事办法，比如摊派、长篇大论、文山会海……这个过程中甚至让黄书记尝到了甜头：以前抓破头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摊派给下属就行了，自己只负责督查下属的完成情况，不用再考虑如何解决问题了；开会只讲30分钟的话，现在讲2个小时，是不是体现出我更重视这个事情了呢？以前要对很多事情负责，现在开个会发文件，就可以把责任下移了，美其名曰“压实责任”。它不香吗？

一个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忽然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之后，他是会轻松很多的。比如我总是要求自己每天更新一篇文章，如果我把这个标准放宽到周更或者月更，我会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

所以，拥抱官僚主义，对黄书记来说，既是被动行为，因为他的顶头上司是形式主义的标准来考量自己的；也是主动行为，当前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官僚主义确实成为了实现官僚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解。这是他在一个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基层环境中，想要实现自己自己价值的必选项。

我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选择是对的。以我们对他的了解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有机会去一个更大的舞台之后会比现在很多人做得都要好。只是一个拥有出色演技的女演员，还是不得不靠“潜规则”才能有戏可演，实在让人唏嘘。

所以，官僚主义传承的第二步是塑造，伴随的手段是恐吓，用无法完成的任务进行恐吓，用上纲上线的后果进行恐吓，当你无法完成这个本就几无可能完成的任务，又嫉妒惧怕其后果时，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向官僚主义求助，无法解决问题，那么至少先解决责任。即使是这样，也比很多一开始就想着解决责任，从来没想过解决问题的人，要好了。

官僚主义的传承第三步，是提拔。

这也是官僚主义的最后一步，一群人里面，总有些人是形式主义的，有些人是务实的，那么怎么能保证官僚主义可以无缝传承下去呢？最关键的就是提拔。

官僚只会提拔官僚，就像实干家只会重用实干家，大多数人都不会提拔一个反对自己做事方式的人，所以谁能牢牢把握提拔这条线，谁就可以把自己的做事风格传承下去。事实证明，官僚者总能掌控住这条提拔这条线，因为至少在子午县，大多数县级领导，都是不是从事具体业务出身的，他们中大多数是靠写文件、写讲话稿、写新闻稿、当秘书而升职。

我知道读者里面有很多从事政府机关文字工作的，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我倒不是说写文字的就不行，我只是想说写文字并不比做具体业务的更行。

一个决策层应该有多个不同的观点，才能符合最广大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在市县级这种需要经常指定具体措施的地方部门，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往往是是“十个市县常委，九个秘书出身”，导致他们总是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所做出的结论和制定的措施就难免是片面的，结果只能让一部分人满意，符合一部分人的要求。

少部分人的狂欢是官僚中常见的情况。

县工会组织乡镇干部代表参加职工春节联欢会，承办人员是县级核心部门的年轻人，这也就决定了整个联欢会的方向，因为他们只能看到这个联欢会的局部面。整个联欢会有200多人参加，一半以上的人是各乡镇代表，联欢会的主要内容却是围绕县级部门的狂欢，他们的梗、他们的点、他们提到的人，都是县级单位职工才能明白的，甚至只是某几个部门的职工才能明白的，乡镇干部就像是专门来为他们鼓掌的，毫无参与感。

这就是局部人员思维的局限性所限制的。

综上。

遏制官僚主义，必须从铲除官僚主义滋生的环境和打断官僚主义的传承着手，我们评价一件事情的导向必须是从实际效果出发，避免随意制定明显无法完成的任务，多提拔那些有担当、干实事儿的干部。简单来说，就是做事以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责任为出发点，提高布置安排工作的合理性，提高提拔干部的公平性，以实际能力论英雄，丰富干部提拔的来源，避免决策层的单一性。

我也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几十年不断的解放思想，完善制度。但哪怕能有一丝改变，受益的都将是无数基层干部，和整个社会，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孟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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