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数据系统暴露出哪些缺陷|战“疫”观察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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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次疫情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如何使得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加以融合，进而推动组织变革，是值得多方研究的课题。

文 | 李星郡  编辑 | 朱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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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数字技术第一次全链条、全方位、全周期地介入疫情联防联控、复工复产和社会治理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可以看到，全社会都被动员起来投入战“疫”，展现出强大的力量。

但同时仍有可反思之处，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当今这个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在疫情中的运用仍然存在不足，比如数据融合不足、数据质量不高，决策体系跟数字技术仍然存在不协调、不适应的地方等等。

总结这次疫情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如何使得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加以融合，进而推动组织变革，是值得多方研究的课题。

近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和罗汉堂共同主办的“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在线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对数字技术在疫情的运用和表现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经验：数字化生存时代到来

罗汉堂秘书长、湖畔大学教务长陈龙指出，“这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因为SARS的时候还没有移动手机、更没有4G、5G技术，而这次巨大压力测试下让我们看到了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人类协同对抗灾难的努力，可谓之数字化生存。”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曾大军认为，虽然这不是中国第一次遭遇重大公共危机。但是数字技术全生命周期的、全链条地介入，跟以前有相当大的区别。在疫情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从调查、研判，一直到最后的政策建议，数字技术和管理科学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疫情中，基于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同程排查、疫情地图、云监工、在线问诊、健康码、云课堂、云办公等等应用落地，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对建立公众信心起到巨大作用。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虚拟商务系副主任孙毅观察到，“疫情期间参与治理的角色非常多元，其中，公众的自组织行为和群策群力体现了数字文化的影响，数字化的普及已经从产品、工具、消费、产业层面拓展到了社会文化层面。” 在他看来，这一趋势与过去20年互联网产业，包括互联网文化的发展非常吻合。 

孙毅分析，当年发生SARS年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数字技术爆发的初期阶段，之后涌现的新商业模式是以人为核心的服务。过了17年之后，数字化给社会和商业创造价值的机理已经不同，变成了效率的提升、社会的协同、资源分配的优化。未来，数字技术会进一步融合，像水和空气一样，体现出了一种数字扩散。从追求财务回报，到追求效率回报和福利回报成为一种趋势。

教训：数据融合仍然不足

“在数据质量、最终决策相关度上，还有相当大的潜力没有挖掘出来，而且数据融合的效果没有想象的好。”曾大军表示。他认为，从疫情研判角度的而言，数据分析、数据共享的体制设计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石勇展开分析，SARS后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疫情防控系统，但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是没有打通政府内部相关部门的全部数据，造成评估预测时没有准确的数据，影响决策。

石勇认为，大数据来源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开源的数据。此次民众通过微信等方式相互教育，体现了三种数据的融合。运用大数据进行精准防控、预测，需要整合包括通讯、支付、交通等部门的数据，短时间能否进行数据融合，将是一个挑战。他希望未来企业和政府数据更多实现融合，调动社会因素、达到全面的社会治理。

在石勇看来，深圳、上海、浙江在数字化政府方面做得很好，有了基础数据有了以后，一旦出现疫情的时候用起来比较方便。因此，要鼓励各个地方政府，加快向信息化或者数字化政府转型，同时跟大的企业结合，以提高应对疫情的能力。

陈龙也认为，对付疫情灾难，要把所有碎片化的信息加在一起，从中寻找相应的对策，应该更进一步的去推动数据的整合，这会对社会有巨大的正向的力量。

哥伦比亚大学房地产与金融学Chong Khoon Lin 讲席教授王能从信息传导机制的角度指出，什么样的信息会产生、什么样的信息会被搜集，如何传导以及扩散，都有很大的内生性，牵涉到激励机制。在进行制度设置和信息设计时，不仅需要按照行政级别垂直的传导，大数据和平台经济如果还有建设性意义的渠道，医学工作者可以更早披露出来。

石勇建议，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疫情应急数据融合平台，其中不仅包括医疗数据，还要有人的数据，一旦出现疫情，可以很快精确掌握到每一个人。

另外，对数据的需求也涉及到个人隐私保护，数据的价值效率和隐私保护之间如何权衡？孙毅认为，在国家或者社会应急状态下，数据应用和信息保护之间可以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处理好，比如建立应急状态下的数据协同平台，然后明确平台启动条件、通过数据的归口管理、集中管理解决安全问题。

建议：将数字技术融入决策体系

孙毅认为，从决策、信息披露等角度来看待疫情，可以看出当下的社会治理体系、组织结构和数字技术匹配程度仍然有改善的空间。而在这方面，企业已经走在了前面，一些互联网企业提出所谓中台战略，其实就是让组织更扁平、更敏捷，让信息的传递更有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要考虑的是如何把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社会治理水平能够匹配起来。

曾大军认为，在利用数据技术完成调查和研判后，最终是要回归到决策。他提醒，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决策赋能，但并不因此削弱本来对事情本质的理解。

他表示，复杂社会系统存在强烈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下做决策，需要对各种风险和整体效果进行评估。但是在这次疫情中，各种严格的妨控手段，比如说相关的隔离措施，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效果？应该是下一步相关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孙毅建议，当前应对疫情的过程已经被记录到物理信息系统中，这是应对下一次疫情，或是其他危机事件的宝贵财富，日后应该把这些完整的记录作更精准的分析，用于指导政策的制订、传递和实施。

他认为，社会治理和数字技术的融合是非常符合技术扩散客观规律的，应该对二者的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经过这次疫情，会让人们更深刻地思考数字技术的价值，未来可能会让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技术和组织的融合方面，推动社会治理决策体系的变革。

“大数据对决策的影响需要更关注人本身，因为数据体现的往往是显性知识，而人的直觉、经验、经济学中经典的模型等等更多的是难以表达的隐性知识。”孙毅表示：“我国区域之间数字化素养、治理水平存在着一些差异，所以除了技术的进步，还需要把治理体系中沉淀的人脑中的隐性知识编码，最终让数字技术作为工具与跟组织中的个体融合，推动组织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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