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日记｜第四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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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场疫情的教育，我们都知道了，基本传染数「R0」——平均一个带病者会造成的理论感染人数——的值被认为是评估流行病扩散速率的核心指标，当「R0」大于1的时候，若是不迅速加以控制，传染就会发生指数级增长的可能。

这个公式有点像那个流传甚广的数学故事，国王许诺满足农夫的愿望，后者表示，在一张有着64个格子的国际象棋棋盘上，依次放置稻米，第一格放1颗，第二格放2颗，第三格放4颗，也就是后一格的稻米数量总是前一格的2倍，直到放满64格。

国王认为这是小儿科的要求，国库堆金积玉啥都不缺，区区一堆稻米何足挂齿，而他不知道的是，若是按照农夫提出的计算方法，那张棋盘最终将被放上1.8×10^19颗稻米，这比世界上出产的稻米总量还大。

所以巴菲特他老人家才说，福利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啊不对，是复利，复利，「你要找到足够湿的雪，和足够长的坡，然后把雪球从上面滚下去就行了。」

反过来说，如果不想看到指数级增长，只有越早干预，才会越早见效，经济成本也能越低，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要在事情变得大条之前收拾干净。

钟南山院士团队发表的那篇论文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和目前的管治进度相比，如果更早5天开始防控，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数总量将会比现在减少2/3，而如果防控再晚上5天，感染规模则有可能还要扩大3倍之多。

这个算法的背后，其实也对应上了存在于社交媒体里看似争锋相对的两种情绪，一种是对早期耽误疫情通报的种种因素的批评，为这种人为造成的后果及其代价感到愤怒，痛惜因此逝去的无辜生命，另一种则是庆幸于国家可以在察觉事情的严重性以后，驾驶万吨巨轮紧急转向掉头，以雷厉风行的铁腕措施避免了疫情滑向更糟糕的地步。

角度有所差别，结论自然迥异，或许哪一方都没有错，只是关注的东西不一样罢了。

另一方面，防疫策略具有充分的功利主义色彩，就像边沁所言的「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是值得保障的」，因此必然产生和承受种种牺牲，能否确立这样的社会共识，决定了策略制定的方向通向哪里。

功利主义的软肋，取决于你究竟会是被保障的一方还是被牺牲的一方，像我这样的被关在武汉家中的普通市民，显然被归属于前者，所以大概应该理解和支持特殊的防疫手段，但是也有那么一些少数人，比如前段时间被媒体反复证实的其他疾病的重症患者，当全城的医疗资源都被集中转移到了对抗新冠肺炎这一件头等大事去了之后，降临在他们头顶的又是另一场无妄之灾。

坦率的说，这些意外出现的痛苦，他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所谓「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也许我们都直接抑或间接做出了最不坏的选择，但也确实没有多少颜面，把它包装成全知全能的教科书。

有太多的无谓损伤，都是本该避免的啊。

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第四十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