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应收尽收”难在何处?

**************************2月19日,武昌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的人数明显减少。(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全文共5257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 因为诊断门槛过高,过去二十多天里,武汉未确诊患者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 由于床位和隔离点少,武汉市对于疑似患者和轻症患者的要求是“居家隔离”,这个策略是无奈之举,但也是失败之举。

  • 为了补足社区人手,根据《长江日报》2月11日的报道,武汉市先后组织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市属国企干部职工、市属高校教师职工,共计1.6万余名干部职工,下沉到疫情较重的社区,统一编入街道社区工作队,协助开展“四类人员”集中隔离集中收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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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特派记者 王伟凯

南方周末实习生 龚柔善

责任编辑 | 顾策 张玥

“这件事不能再等了。”2020年2月16日,新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在视频会议中说。

他说的“这件事”是指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要力争在3天内,对居家患者进行地毯式、拉网式的排查,彻底摸清感染患者的“底数”。

这一天,距离2月5日湖北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命令的下达已经过去了11天。那一天,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命令,要求对疑似和确诊病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确保一个都不放过。

“应收尽收”这个词其实早在二十多天前就出现了,此后一再被提起。

1月24日,武汉市政府就强调,要全面进入“战时”状态,确保发热病人得到及时救治,确保能够无条件收治所有疑似患者。

这一天正是除夕,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很多人正在医院里苦苦地等着一张床位,一份核酸检测试剂。

两天后,武汉再次强调,要拿出“一级响应”战时状态,做到“应诊尽诊、应住尽住、应收尽收、应到尽到”,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此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等,均强调要做到所有患者“应收尽收”。

遗憾的是,22天后,武汉感染患者的“底数”仍未查清,这场漫长的战役仍在持续。武汉要做到“应收尽收”,为何这么难?

2月12日,一辆城管车帮助患者转送到医院。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1

2月13日,湖北省、武汉市双双换帅。

这一天,武汉市创纪录地新增了13436个确诊患者,这个数字是前几天的六七倍。值得留意的是,在这些新增确诊病例中,通过临床诊断确定的病例就占了92%,达到12364例。

湖北省卫健委官网解释称,为与全国其他省份对外发布的病例诊断分类一致,从2月12日起,湖北省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到确诊病例数进行公布。

此前,对于武汉患者来说,核酸试剂检测是唯一的确诊标准。疫情暴发初期,核酸试剂供应量严重不足,使得很多疑似患者需要排队才能获得检测机会。

因为诊断门槛过高,过去二十多天里,武汉未确诊患者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1月29日,武汉市民袁华的CT检查报告显示“肺部有片状磨玻璃影”,这属于高度疑似患者的症状,她随即上报给所在的汉阳区五丰里社区,然后等待核酸检测。在这期间,她丈夫的CT报告也显示“肺部感染”。

但直到2月9日,他们才接到社区核酸检测的通知。2月12日、13日,夫妇两个分别拿到了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是阳性,不过,幸运的是,两人都属于轻症。

根据2月12日的官方信息,武汉市已有40家机构能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日检测能力可达8000至10000人份。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是被官方指定的检测机构之一,该公司品牌部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1月31日前后,他们公司的检测能力每天只有1000人份左右。后来,公司不断增加人手和机器,现在可以达到每天3000人份。

但还有一些患者在网上求助,他们的双肺已经发白,临床症状非常明显,但由于核酸检测呈阴性,不能认定是确诊患者,无法进入到定点医院,导致错过了救治时机。

2月初,李雯的母亲开始出现发热、乏力、呕吐的症状,但是因为做了核酸检测,呈现的是阴性,就不能认定是确诊患者,只能在附近的隔离点进行隔离。

直到2月12日下午4点,她们才迎来了“好消息”——母亲终于被临床“确诊”了,要从隔离点转送到火神山医院。但送往火神山医院的都是危重症患者,李雯母亲的双肺也已经全白。

2月15日,武汉下起了大雪,已经收治1000名患者的火神山医院被白雪覆盖。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一线的医生开始呼吁,应该将CT影像等临床诊断作为诊断标准。

2月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断方案》(试行第五版),才将CT影像结果纳入到了患者的临床诊断标准中。不过,这个新的诊断标准,并不适用于湖北地区。直到2月12日,这个标准才在湖北地区适用。

2月8日,正在建设中的雷神山医院。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2

疫情暴发初期,“一床难求”是制约“应收尽收”战役的另一大因素。

那时,网络求助的信息中,除了求助核酸检测之外,就是求助医院床位。那些医院人满为患、排队治疗、医生全天24小时不能休息的新闻,时至今日依然在很多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除了床位之外,当时医护人员和医疗资源也出现了严重不足。

2月17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解答武汉为何重症患者人数居高不下的问题时曾提到了这一点。

她说,对于一家医院来说,一般情况下,10%的病房会是重症监护病房,在那么多的时间内,医院所有病房都变成了重症监护病房,用于抢救的呼吸机、监护仪等仪器和设备就不够,同时也没有那么多重症科的医生和护士。

疫情初期,这些仅有的医疗资源也未能得到政府部门充分协调。

“没有资源可以调动”“没有全局部署”,这是陈鹏对最初“抗疫”时的印象。他是武汉市一名处级干部,在这场战役中,冲到了“抗疫”的前线。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上级疫控指挥部下的命令是要严控疫情,但让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头疼的是,除了不知道患者情况外,作为区级政府,他们能调动的医疗资源也实在太少——能调配的只有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这样的医院。

在这场“抗疫”中,缺的不仅是医院床位,还有隔离点。“应收尽收”,要对“四类人”进行排查、收治、隔离,分别是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和密切接触者。而根据规定,不同的人群,要收治在不同的场所。

疫情暴发初期,由于床位和隔离点少,武汉市对于疑似患者和轻症患者的要求是“居家隔离”,这个策略是无奈之举,但也是失败之举,虽然隔离了对外界传染的可能,但很多家属却在此期间被感染。

不过,随着两万名各省援鄂医疗队员的陆续到来,以及两神山医院、11座方舱医院的投入使用,这一医疗资源紧张状况已经得到极大缓解。

国家卫健委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月17日24时,武汉市现有确诊病例37152例(含重症病例9222例),疑似病例1799例。这意味着,要想保证所有的确诊和疑似患者都能得到收治,至少要准备38951个床位,“拐点”来临之前,这个数字会持续增大。

据武汉市卫健委官网透露,2月17日这一天,武汉共有45家定点医院,共开放床位19161张,使用18086张,剩余1452张。此外,12座“方舱医院”计划床位20461张,已开放床位7566张,已使用床位6971张。

从2月7日开始,武汉各高校改建学生宿舍之后,还可以释放出8800张隔离轻症病人的床位。湖北省委党校、武汉市区的部分党校、部分宾馆等也被征调用于改造防疫隔离区。

汉口火车站一家酒店被征收做为“防疫隔离区”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3

要做到“应收尽收”,社区排查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疑惑问题莫发慌,社区网格把你帮”。这是在武汉街头常看到的一条标语,为了密切追踪疫情情况,武汉将各个社区进行网格式管理。

对于这座拥有一千多万人口、总面积达到8569.15平方公里的特大城市来说,“网格化”管理是一项极其庞杂、繁重的工作。

在一间社区委员会的办公室,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位网格员的桌子上摆满了表格、统计单,记录的则是本社区所有人的流动信息和健康情况。这位网格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了及时跟踪社区人员的动态,他每天要给居民打几百个电话。

但事实上,光打电话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上门走访,询问体温情况,帮助照顾一些孤寡老人或者身体不便者。

一位街道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社区在排查的时候,如果发现有居民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就会进行统计、备案,并会让这些居民去医院检查。医院检查结果会上报到区里,区里再给街道反馈。

不过,这个看似简单的工作却很复杂。比如,区里反馈的表格里,患者信息并没有具体区分是哪个街道的,他们就需要爬在表格里一个一个找,最终挑出自己社区的。

此外,有的患者信息只有名字和电话,不知道具体居住在哪里,各街道就需要逐个打电话,确定是否属于自己街道。还有一些患者,登记的是户籍信息,但在另外一个街道居住,两个街道就需要进行沟通,确定由谁负责。

“我们跟社区一样,每天也要打很多电话。”这位街道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找到自己街道的患者之后,街道会将患者情况以及床位再反馈给社区,由社区协助确诊、疑似患者前往医院和隔离点进行收治、隔离。

“有些确诊居民找不到床位,医院和街道就会让他们来找社区,等社区的通知,这些人就会到社区闹,让社区帮他们解决床位。但我们哪有权力调配床位,只能等区里和街道的安排。”一位社区书记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们跟他们接触,也很害怕,也怕感染啊。”

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社区工作者需要上门去排查,但他们本身就是密切接触者,一些居民并不愿意让他们上门。

“别说上门去量体温了,有时我们连楼都进不去。”上述社区书记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武汉的小区要求每户每三天只能出一次门。这位书记的社区还要帮助居民购买蔬菜等生活用品,买回来之后,有的居民不敢跟工作人员接触,就从窗户上吊下来一个篮子,让工作人员将蔬菜等放到篮子里;有的则放到一楼门口,让业主自己来拿。

江岸区铭新社区的“网格员”们正在核对居民的健康信息。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4

缺人,是武汉社区工作人员共同的感受。

以武汉硚口区某社区为例,该社区共有六千多人口,社区工作人员共有11人,这意味着一个工作人员要应对600左右的居民。这样的人员配比,是武汉这座特大城市比较普遍的现象,有的社区一个“网格员”要负责的居民甚至超过了1000人。

这个社区后来因为有疑似患者自缢身亡,被武汉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社区负责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该社区负责人对于辖区内出现这种惨剧深感痛心,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也深感无力。疫情暴发初期,该社区工作人员遭遇重大“减员”,一半人员因为身体不适不能参加工作,还有一人因为担心被感染选择了辞职,能够“上阵”的只有五六个人。

社区与村委会相似,并不属于政府机构。此外,通过对多个社区采访,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他们的工资并不高,书记、主任的工资税后在3000元以上,普通职工则只有2000多元。

为了补足社区人手,根据《长江日报》2月11日的报道,武汉市先后组织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市属国企干部职工、市属高校教师职工,共计1.6万余名干部职工,下沉到疫情较重的社区,统一编入街道社区工作队,协助开展“四类人员”集中隔离集中收治等工作。

同时,各城区统筹区直单位和街道(乡镇)共计1.7万余名党员干部,全覆盖联系包保社区(村)。这意味着,整个市区共计有3.4万名干部职工下沉到社区参加工作。

以江岸区某中型街道为例,共有50名左右的干部职工下沉到这个街道。该街道共有5个社区,每个社区约可以分到10人。

不过,据多个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这些下沉的干部职工主要是协助社区做好社区出入口的管理,如测量体温、登记信息等,并非跟着社区工作人员直接与居民接触,参与到更具体的排查工作中。

除了人手短缺,排查方法也影响着排查结果。

上述社区书记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目前上门排查和电话排查,主要是询问体温情况。但是,在武汉市确实出现了一些“无症状”患者。他担心,仅仅通过询问体温情况,并不能准确地弄清楚居民的健康情况。

“早期的情况更糟,医院床位少,人又多,有些居民刻意隐瞒自己的体温,不愿意去医院检查;现在医院人少了,隐瞒的居民也少了很多。”这位书记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2月10日,武汉曾经公布过一个“底数”,但是很快就遭到网友质疑。

当晚,在湖北省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说,截止到2月9日,武汉户数排查的百分比已达到98.6%,人数排查百分比达到99%,并争取在2月11日完成所有疑似患者的检测清零。

消息出来之后,一些武汉本地网友开始调侃,自己属于那没有被排查到的1%。2月11日之后,武汉市其实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疑似患者。

即便是已被确诊的病人,也还没有即刻获得床位。

2月14日,硚口区82岁的沈奶奶终于得到集贤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通知,她可以被收治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此时,距离她被确诊已经过去了5天。

但是,由于脑干出血,沈奶奶无法正常行走,这让她错过了指挥部派来社区的接送车辆,她只能让儿子开车将自己送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开始等待具体的床位安排。

2月17日,武汉市“集中拉网式大排查”开始,“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是这次大排查的要求。

这一天,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此前曾经采访过的社区、街道工作人员的电话,均未能打通。不过,根据武汉本地媒体的报道,一大早,他们就开始去挨家挨户地查,挨家挨户地问。

有不愿意配合、不量体温或者暂时外出的居民,他们就登记下来,过一段时间后再去做工作。

外界对于此次排查的结果,充满了期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鹏、袁华、李雯为化名。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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