³⁄₂₃ 哨声、锣声、喇叭声， 我们一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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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娜的微博简介

萧伊前几天留言给我，说默默读了我最近谈天气的日记，“经过了初春，一段失语的日子，我也尝试着，重新在这堆世界的碎片中，再找回自己的语言，今天仿佛从你那里借来一些力量，果真展开更多的联结是有效的自救。” 

萧伊是我的朋友里少数彻底关掉了朋友圈的人。和她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她语速一点都不慢，常常是面对面喝酒喝到一起醉醺醺、熏熏然、陶陶然，但就像张大春写李白，李白常常与友人的酩酊大醉是因此去经年，不知何日可与君重逢，必得此刻把盏痛饮——这种见面时的真切与分别后的遥远在今天的即时通讯的时代很少再感受到了吧，但是在萧伊这里很明显，因为她离开之后就仿佛立刻归隐的样子，躲在成都一栋居民楼里的工作室，花很多时间等待（等待许多东西）。她对文字也像古人写信，字字都像在自己的时间里沉潜了一会儿才放到纸上，没有朋友圈，聊天是彼此留言，微博如喃喃自语，在网站上辟出一栏Journal写她的创作自述。我喜欢她这种洁癖一般地对待文字的态度。

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很烦恼要如何说话这件事，计较在朋友圈自己好像变成了信息流通的工具，也不确定是否要扮演提供某种信息的角色。于是和萧伊聊起这些不同的虚拟公共空间里的说话、问她为什么关掉了朋友圈，她说还是怕即时资讯淹没自己，而且关掉了之后，好朋友们还是会把重要的信息单独发给她（she is a lucky girl）。而她喜欢在微博上看大家的碎碎念，“微博像在旷野里说话，旁边都是风声”。我后来停了一阵子朋友圈，但慢慢地又发现自己其实太爱说话了，没必要这么审查自我，不如把任何地方都当成“旷野”，或者说，面对人群里只要心里的出发点是如在旷野里一样自由就好——想说话就说话，不想说就沉默。

瘟疫在一月份爆发，这让我突然发现很多困扰自己的问题都是假的——比如曾经在想的要不要关掉朋友圈，其实还是在计较那个想象中的“我”会不会被我所转发的“信息”定义，也小肚鸡肠地猜想自己该扮演何种提供信息的角色——但这些想法都自私又愚蠢。直到在微博上看到那么多的惨痛的录像、听到无解的诉求、热点话题里每分钟都在更新，我才发现这些深夜在街上喊着“妈妈，妈妈”的声音才是真实的，那些是活生生的人为了生命和生活发出的声音，而我能做的其实是去听、去帮忙，至少继续帮他们说。一月中旬到二月中旬那阵子，我和一些朋友们几乎成了转发机器，因为没有在做志愿工作，能做的最微小的事就是让那些发微博的求救者知道，“我听见你了”，“我也愤怒”，“我能感受到你的悲伤”，“我也想帮帮你”。

我的一个微博友邻“李剑鸿坐飞船”是位做音乐和摄影的艺术家，疫情之前他的微博基本上是自己的唱片、演出和拍的照片，疫情开始之后他开始见一个求救就转发一个，如果碰到转发量太少的情况他还要再转一遍，“请大家再来帮转转”。直到今天他还在转发。虽然和这位友邻素昧平生，也从未发过消息，但他如此舍得“自己”，如此确定无疑地坚持着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的面目非但没有在这些看起来与他的“专业”无关的信息里模糊，反而愈加清晰可感。因为他确认着这些消息、这些人都与他有关，他并不是信息的工具，而是一个有心的人。我对自己确认的也是如此。在转发的时候，因为这些消息的强烈与真实，我反而看到了在愤怒、在悲伤、在无力的自己，也再次确认着自己的力量和愿望。那个为了自己的孙女发出了第一条微博的“老苏”，他在过世前说了“你好”，我也想从那个他不知道面对着是什么样的人群里走出来，到他面前说一声，“你好啊”。

昨天有个微博网友给我留言，觉得我写的像昆德拉笔下的萨宾纳在强制的游行（parade）中害怕被抬起拳头的人群淹没，她点到了一个我从小到大的困惑，就是如何保持自我的面孔的同时与他人连结。《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萨宾纳的丈夫弗兰茨很喜欢在巴黎的群众游行，觉得那是与真实的人在一起的时刻。到底谁才是对的呢？瘟疫终于敲碎了这个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的虚设的问题。不管是萨宾纳还是弗兰茨，其实都希望爱人和被爱，只不过萨宾纳害怕她把自己推向的是权力给人群戴上的“面具”，而非真实的人。武汉女将喊出来的那句，“假的，都是假的！”，要撕碎的就是这些面具啊。爱和真实是绑定在一起的，然而也最难，因为它们都要求人自己的力量，要求人无条件的相信它们，在爱之前，在真实之前，没有别的前提条件了。只有人和人都保持着自己真实的脸孔、发出独特的声音，真正的连结才可以发生。人们一起站到街上，人们一起透过窗子，人们一起站在阳台上，一起去说一句话、唱一首歌、听共同的声音，其实是以声音去确认一种超乎我们分离的身形、不同的面孔的共同存在。

声音是自由的，不同的声音可以交织、融汇、要求彼此的应答。武汉敲锣救母的那位姐姐，李丽娜，在自己的微博介绍里写的是“哨声、锣声、喇叭声”，她以声音描述发生在武汉的瘟疫，是我见过最恰当的方式：声音在空间里传播着，到许许多多的耳朵里，它让被分割在不同楼宇和房间中的人重新因为“听”和“说”而抵达同一个声音的空间里，那里有警醒、有求救、有公告——有事关公共性的一切。声音从被发出的那一刻，就要求诞生一个集体。

前几天我在读一个朋友Lawrence Lek新电影的故事架构，他在架设于未来的故事里讨论着声音中的细微信息如何可以在技术分析中显露出一种更平等、全面的真实，成为一种新的感性，将人们从被权力过度宰治的视觉里解放出来。Lawrence自己是做建筑出身，但也喜欢电子乐，或许因为如此，他对声音和音乐制造出的无形的空间尤其看重——某种程度上，声音与音乐造出的临时情境，可以改造、变形、触动业已建造出的由墙壁构成的建筑，它代表了一种我们的身体可以创造出的自由。而创造这自由其实并不难，它要求的只是：

我听，你说；

你说，我听；

我们一起说，

我们一起听。

3月22日的伦敦的公园，本来想写写这个周末期间过分热闹的公园里的事，延后写吧！

One Three 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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