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思路 | 我们可以做的不只是找床位——床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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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接触到床位组的时候，ta们的微博简介只写了一句“独立民间公益团队”。组内的小伙伴表示，在没有微博之前，ta们总会被误解为是某个组织内部的床位组；即使有了微博之后，也依旧会被误认。于是ta们删除了关于”床位核实“的介绍，只保留了“独立民间公益团队”这一句。

除了武汉地区的床位信息核实之外，床位组其实还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包括武汉地区的导诊、医院地图、各类患者就医、购药指南，另外还有防骚扰、心理援助、反家暴援助手册等等。发起人床仔说，决定要做这些内容，大多只是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在做这些的公益团队，又确实有需求，所以就必须做下去“。

图1 床位组给床仔的画像

“我们是唯一一个做床位核实的小组，所以必须做下去”

文婧：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床位组吗？

床仔：床位组来自Simo小组的一个群。当时群里有一位小伙伴看到网友整理的床位信息表，觉得内容很有价值。一月末，我和她一起找到了创建表单的网友，开始维护这张表。那时候我们有八九个人，后来随着表格的事宜增多、需要电话核实的工作量也增多了，现在有大约四十个人左右。对于电话核实的工作，我们有排班表，分工每人打哪些表格上的哪些电话，并且确定每天打几遍、什么时候打，另外还有些人主要负责海报和设计。

文婧：床位组做过哪些项目呢？新项目是因为患者需求而开启的吗？

床仔：床位组的工作是围绕着《武汉市定点医院床位医疗信息合集》和《武汉市非定点医院信息合集》（下简称《定点表》《非定点表》）这两张表格展开的。在电话核实医院床位信息的过程中，我们收到了一些除了床位信息之外的患者需求，于是针对需求整理出一些“资料包”，供他们使用。比如《居家隔离指南》《心理援助信息》《透析病人就医指南》等。到了二月中下旬，我们开始做两张床位表之外的一些志愿工作。新项目除了根据患者需求来做针对性的补充之外，也会参考卓明团队的《湖北省新冠病毒危机卓明形势报告》（下简称《卓明报告》）。这份报告里会分析接下来一段时间志愿者服务的需求和缺口，我们则会根据这方面的信息来做调整。

图2 《武汉市定点医院床位医疗信息合集》首页截图

文婧：当时为什么决定做《定点表》呢？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床仔：我们看到《定点表》后觉得这件事有需求也有意义，可以解决“因医疗信息不透明，而导致患者白跑/不知道去哪里就诊”的问题。我们首先会整理医院清单、收集对应的地址和电话。然后按照电话个数安排每张表格的核实人数，按照紧急程度安排核实频率，按照不同需求总结需要电话核实的问题。这样的信息核实做起来并不容易，即使安排每位小伙伴打15-20个电话，也需要非常多的人力和良好的沟通。我们还有在海外的小伙伴，基本可以做到全天24小时在网上收集求助信息、跟进床位信息。但由于确实有很多患者需求，而且我们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根据表格一家一家医院去核实的小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做下去。

文婧：后来卫健委也开始每天公布定点床位信息表了，这与你们的表格有什么不同呢？

床仔：就我们的理解，国内新冠肺炎相关的需求大致分为三类：疑似患者需要核酸检测、已确诊病人需要床位，以及类似孕产妇检、肾衰竭透析患者等有特殊需求的病人。卫健委的床位信息公布得比较晚，且只有定点医院的床位信息，不区分医院是否能满足特种患者的需求，有时候无法真正帮助到患者。我们在电话核实的过程中，除了核实是否有床位外，还会确认接受哪些特种病人、面向的病人类型（转院/社区）等；对于核酸检测的需求，会确认有多少配额、面向哪些病人、需要哪些特定的检测要求、特定的资料、结果何时、以何种形式告知等等。

“志愿工作是有边界的。只有调整好了自己，才能更好地帮到更多人。”

文婧：你们是怎么想到要收集患者信息的？除了给到床位信息和帮他们打电话，你们还会做什么来帮助个人求助者呢？

床仔：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表格最后设置了一个公开编辑的“留言板”，希望大家帮我们一起更新床位信息。但留言板上却收到很多个人求助信息，于是我们重新开了一张表单，专门收集个人求助。结果刚开没多久，就收到了大量的信息。由于求助量太大，我们无法全部处理，就把一些患求助信息转给别的有医疗资质的志愿小组。当然，我们也会主动了解政府政策，比如雷神山、火神山、方舱医院的建设进度等，给求助者一点信息和希望。但我也明白，当时那个阶段，政府无论以多快的速度建设，也无法立刻解决床位紧缺的问题。我们这些民间志愿者力量更小，能做的真的很少。所以有段时间我们小组的群里整体状态都很低落，甚至影响到了我们原来的志愿者工作。

文婧：如何应对志愿者情绪低落的问题呢？

床仔：我们求助了NCP的关怀小组，以及阿夏桑，ta们给了床位组志愿者一些指导。帮助我们了解“志愿者如何摆正自己的心态”，以及“救援的边界”。在面对这些重大灾难的时候，总有许多我们没法做到的事情。作为志愿者，我们也要留一部分时间给自己的生活。曾经有一段时间个人求助的信息非常多，并且每一个人的求助都很凄惨，使得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为了防止低落情绪的蔓延，让大家可以更专注于我们能做和要做的事情，有段时间我们定下规矩不允许往群里发个人求助信息。每个成员对求助信息的感受程度不同，对悲伤情绪的处理能力也不同。我也会私聊那些情绪波动比较大的小伙伴，给ta们单独拉一个群，聊一些更轻松的话题。

文婧：如果你对求助信息感到麻木，是否会因此愧疚呢？

床仔：我觉得“不持续因为疫情而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不代表对这些求助信息麻木，作为志愿者也不用感到愧疚。因为这些惨痛的事情并不是我们造成的，不是志愿者的错。如果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想还是更多地去考虑“我们还能做什么”吧。

“这里有志愿服务的缺口，我们就想着能不能做点什么”

文婧：你们的文档一般什么时候会停止更新呢？停止更新后，你会觉得之前做的事情没有意义吗？

床仔：只有很少一些表格停止了更新，大多数表格因为需求的减少，而降低了更新频率。比如《定点表》，由于建成了方舱、雷神、火神，以及新增了定点医院，舒缓了新冠患者的就医压力，所以需要核实的频率降低了。另外，政府和社区介入比较深，有些医院即使我们问到了床位空闲，患者也必须通过社区才能入住，通过《定点表》能给予大家的帮助就非常有限了。加之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武汉当地非新冠病人看病难的问题，于是2月11日开始，我们的工作重心就转向了《非定点表》的核实。我觉得至少到三月中旬，部分科室的就诊需求依旧紧张。至于“意义”，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只要在那段需要的时间发挥它的价值就够了。就像是我们志愿者工作也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但不代表它结束了我们之前做的事情就没有价值。

文婧：在非新冠的一页信息核实和就医指南里，为什么你们特别选了“透析肿瘤指南”来做呢？

床仔：第一，在非新冠的求助信息里，透析（尤其是要化疗的）、肿瘤的求助患者特别多。第二，我们小组里有医学背景的小伙伴们，也觉得这段时期相关资源将会紧缺。于是我们决定做肿瘤透析相关科室的电话核实。我们依旧还是先了解这些需求对应的科室、再决定给哪些医院打电话。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一些非定点医院被定为了定点医院，需要电话核实的医院、数量、话术都一直在变化，我们也会根据这些变化进行调整。到目前为止，肿瘤化疗的医疗资源依旧紧缺。因为能提供这方面医疗资源的医院并不多，而很多这样的医院又被列为定点医院了。许多患者就医依旧困难重重。

图4 看见疫情中的女性

文婧：2月中旬后，你们为什么做了《隔离区反性骚扰指南》《反家暴手册》呢？

床仔：当时床位信息核实的工作量减小，但我们小组还希望能做更多的事情。我们看到《卓明报告》里提到了隔离区可能会发生性骚扰，而且方舱医院也总有些“浪漫化”的故事报道，让我们觉得《隔离区反性骚扰指南》是有价值的。另外，研究统计疫情期间家暴的发生率是平时的三倍，一方面疫情让家暴在公共生活领域更不可见，另一方面“无法外出求助”制约了受害者的反抗途径。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内容有宣传科普的价值，我们就做了这些海报和文档。

文婧：为什么床位组那么关注女性向的议题呢？在疫情中关注女性议题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床仔：除了《隔离区反性骚扰指南》《反家暴手册》，我们还参与编辑了《看见疫情中的女性》，并且持续关注“疫情+女性“的相关话题。我们小组的女生比例非常高，我甚至觉得志愿者团队的女性比例都比较高。也许是因为女性平时就会受到很多的不平等待遇，所以对疫情中的苦难就更容易共情，更愿意亲身帮忙解决。床位组的小伙伴平时比较关注这些议题，于是在志愿者工作中，就更愿意做相关的科普了吧。我觉得在疫情中关于女性议题确实有特别的价值。或许，当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权利的缺失，才能对女性普遍的权利缺失有一点共情。

“可读性是我们追求的”

文婧：你们现在主文档的阅读量是多少？为什么一直选择用石墨呢？

床仔：文档在2月中旬的时候有大约50万的阅读量，后续因为《定点表》的信息更新较少，所以阅读量涨得不多。关于内容的呈现，其实我一开始就想过要做成app，这样交互更好。但是做成app后意味着灵活性的降低。我们的工作需要一直根据不同的患者需求，调整重心和表格排版，做成app后要改架构非常困难。而如果继续放在石墨，内部来拓展内容会便捷很多。也是基于灵活性的考量，我们没有使用一日一更的公众号。

文婧：文档的设计是谁来做的？保证文档的可读性是你们追求的吗?

床仔：我会先把文档需要包含的内容、关系做成思维导图，并在文档内搭好框架和超链接，再交给负责设计的小伙伴来做美化。保证文档的可读性是我们在追求的。我觉得既然没法把床位信息做成一个app，那也至少要以产品的思路，把内容做得更好用、好读。另外，对于内容传播方面，对“实时更新”需求比较少的内容（如《隔离区反性骚扰指南》《反家暴手册》等），我们更倾向于带上二维码后，用海报的形式在各个平台上传播。我们还会通过与其他志愿小组的合作、线下公益组织，来一起推广文档。

“人应该要主动承担”

文婧：你觉得正在经历疫情的我们这代人，成为志愿者、为防控疫情做出贡献是一种使命吗？

床仔：我觉得“使命感”的叙事有点宏大，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责任感”。这不止是这个时代年轻人的责任，也同样是其他所有人的责任。我们的社会是由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组成的。我也许会被历史的洪流裹挟进去，不得不面对这些。但我们应该主动一点，因为当更多人主动承担了，也许就可以开辟出一条路。

文婧：对于做志愿者，你有什么比较深的感受想分享呢？

床仔：我觉得有两点。首先，我们都是通过疫情而联系起来的志愿者，我们息息相通，这样的联结是很珍贵的；和我们接触到的患者、医生的联结也是珍贵的。其次，科层、等级制度在床位组的志愿工作中并不存在，但我们依旧做了很多事情，这样的经历让我对未来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的变化有很多的想象。

文婧：你觉得我们这些通过网络参与的志愿者，有什么不可替代性或独特性吗？

床仔：当地志愿者有当地志愿者的价值，网络志愿者也有我们的不可替代性。当我们亲身经历一件事、有了感性的认知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性了。如果我们能稍微跳出一些，或者站在远一点的地方来观察疫情，也许更能知道“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图6 看见疫情中的女性不定期精选

后记

在和床位组小伙伴的持续接触中，我听到最多的一句就是”我们要不要再做一下……“。除了继续更新之前的《非定点》表单之外，妇女节当天，床位组与A2N、选编小组一起整理了《看见疫情中的女性》文章选编，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持续更新；疫情被定为”全球大流行“后，ta们迅速整理了《线上义诊资源汇总》《全球各地民间自救组织合集》，帮助海外学生、华人自助互助。目前，床位组也发起了《国内志愿者经验总结》，整合各个小组在疫情中的行动经验，供在海外的华人或其他有需要的人士复制参考。床位组也在继续关注更多疫情之外的社会议题。

志愿者工作不是与官方抢时间，而是弥补官方政策还未得到及时落实期间的空缺。我们默默开始工作，也终将默默结束工作，但这其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多人的需求，我们还能做更多更多。

撰稿 | 文婧

设计 | 猫猫

排版 | 一尘

策划 | A2N《行思路》小组

校对 | A2N《行思路》小组

[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本次疫情中，有许多民间志愿者小组参与了支援活动。它们在专业机构介入之前，各展所长帮助疫情严重地区共度难关。这些志愿小组因何而建立，如何保证自己的独特性和实用性？在志愿活动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经历过什么样的蜕变？在专业机构逐渐接过话语权后，又如何反思自己行动的意义？

A2N深度项目《行思路》将对话这些民间志愿小组的成员，带你透过一个个正在行动和思考的“我”，领略“我们”曾经走过和正在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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