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区日记：我们都遭遇了信仰危机，在废墟上挑拣剩余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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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说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就是封城二十天后，大家还没有失去幽默感。印象里，幽默应该第一批在疫区消失的情绪。愤怒和绝望的风暴后，幽默顽强地翻过身，重新站在平起平坐的地位。闷在家中催生的段子，塑料袋和水瓶拼凑的出行防护，地方上蛮横直接的标语，和疫情新闻一样地广泛流传。

没有病人的家里，时不时传来笑声。笑声比往常的大，笑点因为这场病毒降低。社区阻挡人出门时的方言，便能把人逗乐。大家也没有为了开心，特意去找喜剧或娱乐节目，那样的观赏仍然不合时宜。幽默一定要围绕这场疫情本身。这给了它不同寻常的含义。幽默不作一时的逃避，而是另一种提醒危机的语言。

姥姥在这场疫情中学会用智能手机。她之前对此的抗拒被每日与孙辈对话的需要打败。她花在短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与过去七十多年笃信不疑的官方媒体落了芥蒂。她知道了“辟谣”二字，把pi念做bi。电视新闻播报时，她走过来说，还在辟谣吗，我看要辟谣到什么时候。我被这句话逗乐，说，姥姥，你快成我们家的愤青了。

她是我们家中行动半径最大的一位，清楚知道清晨垃圾车来小区的时间，掐准时候出去透气，关门前返回。二月十一日后，她决定不再冒险。武汉所有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有无确诊疑似都一样。我们吃惊该指令下达之迟。全国其它省份已有实践，唯独疫情中心的武汉，现在才开始推行。其实进了二月，小区保安就不断拿此开玩笑。往年冬天，他们披军大衣，今年例外，裹着厚毛衣和袄子，外面罩上保安制服，把衣服撑得鼓起来，脸上还是那么干瘪，看上去很不协调。他们不能扎堆和群聚，每人分配到不同出口，在那里各守小屋。不再有居民来闲聊，保安以吓唬路人为乐，说，小区明天就封了，路就不走了了。居民听后奔走相告，到了第二天，大门敞开依旧。如此来回几次。

等到小区真的被封，保安退回屋去，不再说笑，低着头，仿佛指令是被他们不幸言中的。取而代之，网格员站在门口，戴红袖箍，中年，一男一女。男的不好说话，阴着脸，认定凡是申请出门的人都是没事找事。在此之前，我们未见过什么网格员，社区电话打不通，物业电话我打去，对方调低了电视的音量，问说，么事。我说，小区里有没有确诊的，消杀有安排吗。对方回答，不晓得，挂了电话。同日，武汉市委书记在电视上宣布，户数排查率98.6%。我说，那我们是1.4%。他接着说，人数排查率99%。我说，那我们是1%。

我们每三天派一人买菜，把宝贵的名额留给最需要锻炼的人。催生的斤两成了这场瘟疫中最可靠的事实。我们的体重达到历史的高点。除了姥姥外，没人坚持一日两次的锻炼。我在洗脸时发觉隔离对身体的改造。两手过了颚骨，往下，没有斜着抵达下巴，而是遇上圆弧的曲线，改变了路线。我的手又回去，感受从未有过的丰腴的脸颊。我又在下腹，屁股，大腿，甚至手指，发现滋生的身体。

这和肆无忌惮的喝酒有关。封城的十天后，我们挥霍无度地把二十年以来的库存拿出来，一件件消耗。父亲说，快喝，说不定明天就要被抓进去。他说“抓”，好像莫名的怪力把人掠走。指甲和头发野草般，发疯地长。父亲头发到了十年里的最长，说，晚上的时候，听见头发簇簇地往上冒。我也是头一回见他穿睡衣。我们家的男性都抵制睡衣，女性都契而不舍地想要改变这一点。

事到如今，城市还拥有日常的秩序。水电，网络，垃圾回收，街道清理，从过年开始连轴转，至今没有受影响的迹象。我恢复线上的工作，整理论文的脚注，向规律和秩序靠拢。李医生死后，我两天没法回到工作。加入的志愿者群仍不息地工作。大家谨言慎行，传递生命的通道，不能承受删查的风险。开始时他们协调物资，后来帮感染患者联系收治，收治进行的差不多了，转做非肺炎患者的就医和取药，安排无家可归的外地护工和建筑工人。大大小小，一切可能的协助。

蜂拥而至的求助信息，先一阵脑子发麻，等适应了，还有打电话验证患者信息的忐忑和焦灼。我把号码输进手机，过了一遍要说的话，全身紧张地拨过去。我怕听到匆忙、期待和绝望的语气。担心落空别人的希望，不是确信能帮到的话尽量不联系。落到志愿者手上，多是正常途径解决不了。碰到关机，要么是人没了，要么是找到了出路。

我接到身边人的求助，接连两次以失败告终。一次，一家人全部感染，剩下八岁的孩子，父亲是军人，驻地不能回。军队说可以接收孩子，但不能来接人。我们联系到武汉市。对方说，现在把任何武汉人带出武汉都是违法。我们说，要不然把孩子接到家里住。孩子母亲不同意，怕孩子携带病毒。第二次，朋友九十多岁的爹爹，不是冠状肺炎，急诊需要手术，小区封闭后无法出门，120打通了，等车半日，又推给社区。我最后收到信息，居委会没车。我们不敢再打电话追问有没有解决。

加入志愿队，开始是为了寻找行动的可能，打发时间。即便在现场，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小区封闭后，志愿者出不了门。志愿工作是一遍又一遍地验证自己的无力。它与每天的失败作斗争。我们被要求等待，等待一场危机的过去。它也被称作是现代战役，不许全民皆兵，不许普通人牺牲和充当烈士。它把处于战争中心的绝大部分人变成旁观者。

最后的现场，来自一直在工地做安全监理的发小。他报名去了火神山，然后医院改造，然后方舱。漫长的夜班里，他给我发照片，讲糟心事。他说，事故一出来，什么样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问他，他也不多说，只说，等到见面说。我说，见面，那要到什么时候。他发了一张热干面照片。晨光里，铺了牛肉，酸豆角，萝卜丁，辣椒，葱花，香菜。那是他下班时的惊喜。

他结束了工期，回家自我隔离。他问，你知道那个骗外卖小哥的人么。我说，知道，找不到车，隐瞒丈夫发热，拜托外卖小哥把他送去医院，后来丈夫确诊。他说，你说是哪个的错，你到了那时候，想不想保命。她事后还去找外卖小哥，希望提醒他，她是坏人么。生命突然成了选择题。这意味着运气，奢望，挣扎。没有做选择前，我们无法真实地认识自己。选择的出口处，就是责任二字。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对所有人负责。责任是不可调节的冲突。这意味着时刻的欺骗，牺牲，放弃。选择无关个人的价值道德，而是在一如既往的荒谬生存前选择他人，选择我们到底对谁负责。

我们都遭遇了信仰危机，在废墟上挑拣剩余的石头。宗教无法解释苦难的必要，道德无法应对行动的乏力，传统无法表述现代的不公。没什么替代信仰，在这时候站出来说，我来。人们意识到长久以来依赖的信仰，只能够解释平稳不惊的日常，一旦被大浪打翻，就没再冒出头来。有东西在注视着么，那怎么能无动于衷。有什么帷幕可以扯下来的话，大家会毫不犹豫地上去，撕开，看看后面的真理和安排。但是，处事不惊的空气里，连挠痕都没留下。没有可供憎恨和原谅的对象。他们已经事先原谅了自己。

母亲问我，为什么上帝没有来救在湖中淹水的人？我说，没有看到水花。不，她说，因为人已经沉在湖底。

一切都在倒计时。病床前在倒计时，开门商店在倒计时，路上的卡车和天上的飞机在倒计时，安静的城市和未知的隔离在倒计时。自由和生命一个倒计时，孤独和死亡一个倒计时。我们的赤身要被倒挂在哪个钟上。秒针移动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靠近耳边。震耳欲聋。

梦境现实的边界变得模糊。梦境开始延续现实，现实逐步入侵梦境。梦里也出现了口罩，消毒水，数字，空荡的城市。母亲在两年前执意换上隔离光源的窗帘。我在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处于绝对黑暗的空间。开灯，拉开帘子，关灯，真正的夜也没有这么黑。它泛着暗白色的光。白日是荒唐和苍白的，反而是夜在注视着你。夜一旦离开，我就自然地醒来。只有二月十三日的早上例外。母亲推开门，说，大事不好了，你还在睡觉。我说，怎么了。她说，今天增加了一万多人病例。

我认识到，除了吃饭睡觉，我还需要出汗。它能让我吃得好，控制发胖，睡的好，生活循环里重要的一节。抵抗隔离带来的身体改造，是最后能够实施的反抗。身体即政治。我跟着跳操，加大运动的强度，喘气，踩得地板咚咚响，汗水滴答。

“Keep digging, keep digging. Come on, Come on.”

我摊在地板，上气不接下气，转过身子，面朝天花板。

“Ten seconds, give me more. Dig! Dig!”

深深喘气，眩晕，头上的灯光打转。

“Four,”

身体也跟着转了起来。

“Three,”

心脏蹦蹦地跳，一时间只有这声音。

“Two,”

黑色的东西从眼前晃过。我闭上眼。

“One.”

我看到窗外的夜，它朝我们走来。

吕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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