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隔离日记 || 3月20~22日：两座城市、三十九个小时与一万一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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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3月23日，月相为0%的新月。

It is March 23 with New Moon.

文 || 白清扬

_汪夫子二十多年前的歌今天依然动听。
_

昨天看《我们的乐队》，

唱这首歌的主唱居然比这首歌的年纪还小。

《我真的需要》，鲍家街43号。

一

从希斯罗起飞四个小时以后，我开始感觉到耳朵外侧的疼痛。口罩的松紧带沿着耳朵上端与两鬓形成的山脊开始发力，一直延伸到耳垂背面的缝隙，向口罩中间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拉拽作用，不断提醒着我：你已经连续戴口罩十二个小时了。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

事实上，普通的外科口罩并没有多强的拉拽力。外科口罩的覆盖面积本就较大，覆盖住整个面颊的下半部之后，松紧带更多只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让口罩可以始终悬在同一个位置，不至于落下。而KF94或者N95就不同。它们可以覆盖的部分局限于鼻子与嘴，且松紧带的紧致感极强，作用就是为了让口罩最大程度封锁危险区域，没有一丝一毫的疏漏。这也注定了它们的“反人类”本质。这种强度的松紧带，长时间使用，居然达到了一种和冬季东北的狂风相似的效果：小时候，来自吉林的奶奶就跟我讲，冬天在东北不戴耳罩是会冻掉耳朵的！

我不得不时常用手将两侧的口罩松紧带扽起来，两手撑在距离耳朵大概五厘米的位置，维持这个动作大概二十秒钟，再将松紧带放回耳朵外侧。这样做虽然杯水车薪，无法缓解根本疼痛，却多少可以让耳朵放松一些。二十秒也是放松呀。

二

二十号早上十点，我坐上了前往希斯罗机场的车。当时，戴着外科口罩的我对于这段旅程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鲍里斯·约翰逊在二十号晚上敦促英国全境（包括苏格兰、威尔士与北爱尔兰）的所有酒吧、饭店、咖啡馆、健身房和康体中心暂停营业。朋友圈里，一位住在诺维奇的朋友特意更新了当晚的状态：本地的朋友们纷纷聚在酒吧里，大家都很伤感，还有老爷爷哭了……联想到前两天学校邮件里所说的“这是二战以来我们面对过最艰难的时刻”，我不得不感叹，长期生活在和平发达国家的第一世界人民的抗压能力已经退化太多了。

△ 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英国关闭所有饭店、酒吧等。

不过，这种太平生活难道不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境地吗？所以，到底孰好孰坏，真的是一个矛盾的二难抉择。除非在未来的所有时光里，人类都不再面对天灾人祸，这样我们才可以放心的让大家的抗压能力随着岁月静好而逐渐消失；但是，我们又不能因为天灾人祸总会发生，就时刻让社会处于战时状态，时刻不给予普罗大众以平静与快乐。到底哪种选择才是最好的？

△ 朋友圈诺维奇的朋友。

旅途的困阻让我无法持续思考这种需要高强度思辨的问题。我需要思考更加实际的问题：是否需要防护服和护目镜？

三

出发以前，我在一个销售专业化学/工业防护设备的英国网站上买了三套高强度防护服。我特意挑选了绿色，是为了让我们在白色防护服的海洋中脱颖而出，成为最时尚的弄潮儿（此处应被视为反讽手法）。无独有偶，在二十号的日记里，天鹤也展示了她绿色的时尚防护手套，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对于颜色的审美多么具有时代前沿性和时尚感。

经过再三考虑，我们最终并没有带上防护服。手套与护目镜杜绝了摸脸、揉眼睛的感染可能；而口罩则是重中之重。无论如何，防护重点是：坚决保护好面部、呼吸道、口腔与眼睛，绝对不能让这四处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之中。

叶子风在文章中说戴着口罩容易睡着，我在飞机上试了试，似乎的确如此。虽然耳朵被勒的生疼，但口罩严密的保护让呼吸变得困难。缺氧状态下，人很难不犯困。要知道，我是一个很难在长途飞机上睡着的人。这次归途以前，几乎每一次来往于东亚与英伦的航班，我都是一路清醒到底的。饶是如此，我依然在入睡以前读完了《洛丽塔》——这本小说我从去年十二月开始，用每天晚上关掉手机以后的二十分钟阅读时间，混着《白先勇作品集》与《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选》，断断续续着读，终于在这次旅途中读完了。说实话，我最大的感受是，纳博科夫真的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最佳典范（为了防止抬杠，我还是要指出，这里的“抄”并非指“抄袭”）。又翻了几页《想象的共同体》，我终于在高理论的强效催眠下睡去。

四

再醒过来是因为检测体温。我的体温很奇怪，在上飞机以前的第一次检测中，我的结果是出乎预料的35.8°。朋友本来以为她的36.2°已经够低了，没想到我比她更低。工作人员乐出了声，让我把头帘撩起来（有必要说明一下，我在可以自由出门的日子里，一般留背头），又检测了一遍，这才变得“正常”了一些：36.6°。

从醒来以后的第二次检测开始，一直到我们下了飞机，再转机前往北京，最终来到隔离酒店的所有温度检测结果我都一概不知。只知道除了第一次因为温度过低重新检测以外，我从来不需要检测第二遍。一直到在隔离酒店安顿下来，我做了自行检测，才再一次为结果感到意外：这一次居然变成了35.6°。我一头雾水，向父母请教，答曰：“运动员的体温都低。”不知真假。

令人心下嘀咕的是，自伦敦起飞的航班上，走道另一侧的几个人在每一次温度检测中都反复检测了两三遍，才得到了一个不至于被带走的结果。当然，大家都知道长时间戴帽子与护目镜会影响额头的温度，但反复检测总是让人不安。好消息是，一共两趟航班，无论是从伦敦到上海，还是从上海到北京，全程没有一个人咳嗽。

经过了一天一夜的安顿与修整，今天早上测量体温：36.2°。大概我的体温的确偏低，这也算是好事。毕竟，我距离需要提高警惕的温度实在还有不少距离。

五

虽然平日里在伦敦街头几乎看不到戴口罩的人，进入希斯罗机场后却明显看得出大家的恐慌。无论性别种族，大家纷纷戴好口罩。当然，也有少数顽固分子——清一色都是白人——我宁愿认定是他们没有买到口罩。有一个黑人姐姐令我印象深刻。她所在的柜台显然和中国的航线无关，但她依然全副武装，戴了N95、护目镜，穿上了防护服。如果全英人民都像这位黑人姐姐一样，恐怕鲍里斯也不需要不断加大封禁力度了。

△ 希斯罗机场T2门口。

国航柜台的队伍可称壮观。这是我们旅途的第一个关卡：不断环绕、变换方向的队列像是魔术一样，每每转过一个夹角，就会多出三到四排队列，之前完全没有看到。帮助旅客粘贴手提行李标签的工作人员态度异常友好，尽管旅客超乎想象的多，他依然对每一位都做到了宾至如归，笑容温暖、话语亲切。对于“半逃难”状态的国人而言，来自其他国家的友好祝福总会让人感到加倍温暖，也让人意识到：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理想主义到几乎苍白的概念，但总有一些星星之火，支撑着这股微弱的火苗，让它不至于全然熄灭。尤其是这个在唐纳德·特朗普横冲直撞的时代。

从安检到登机都十分顺利。由于座位相对靠后，我和朋友便坐在座位上看着大家排队。放眼望去，所有人戴着口罩，大多数人戴着护目镜，相当数量的人穿着裹紧全身的防护服，这场面令人赞叹，曾经只有在“赛博朋克”电影中或者生化主题游戏中出现的场景，如今也真的在现实中出现了。果然只有想不到，没有看不到。

△ 登机时的赛博朋克场面。

六

无论是全程不吃不喝还是全程大吃大喝，都会被网友批评，所以我选择在每四个小时换口罩的间隙喝两大口水、吃一口干粮。饶是如此，当我坐上从上海前往北京的航班时，也饿的眼冒金星了。二十一号晚上，从虹口机场出发的航班数量非常有限。这应该是疫情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正常出行规模。飞机上也基本没人，我们五个海外转机前往北京的游客被集中隔离在最后两排。我们前面至少有十排是一个人也没有的。这让我们把经济舱坐出了公务舱的舒适感。

机组人员的态度非常好，让我们随意拿矿泉水和餐盒。我们当然不会随意拿，但我实在饿得不行，吃了两个航空餐盒中的三明治。这种航空餐的三明治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像是小时候在小学门口的小卖部中可以买到的那种廉价的汉堡。这种汉堡通常是面包中夹着两片火腿和两片黄瓜，抹了一些蛋黄酱，在小卖部中微微加热以后，我们会偷偷带回班里。上课时，老师转过身去写板书的时候，我们会飞快地低下头，在书桌的掩护下啃上一口。打破禁忌的快感让廉价的汉堡包更加美味了——如今，摘下口罩转过头飞快地啃三明治，几乎是同一种破除禁忌的快感。

由于不放心长时间摘口罩，我每咬一口都会立即把口罩戴上再仔细咀嚼。虽然麻烦，但我从前确实几乎没有饿到过这种地步，这体验让三明治变得和上学时偷吃的汉堡一样香甜。

这一趟旅行的两趟航班让我对国航的印象有了极大改观。或许是我们运气太好，或许是患难面前才看得出同胞的亲切。虽然我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国内外关于“海外华人归国争议”的问题，但这一趟下来，我实在没有感受到网上弥漫的那种对海外华人的排斥态度。言而总之，“键盘侠”总是隐身在键盘之后的，现实生活中，碰到好人的几率还是要大得多。

七

浦东机场的检疫与海关流程简洁、高效、迅速。虽然人数众多，但好在每一个流程的工作人员数量都足够多，让大家不至于滞留在队伍中。据说，二十号和二十一号，由于境外输入人口大量涌入，几位高层领导人亲自来到浦东机场进行指挥。也许这也是浦东机场可以保持高效的原因之一。

从始至终，主要的挑战都是等待与排队。这常常体现为一种无望的期待：你根本不知道还要在这里等多久。比如在希斯罗排队办理登记手续；在希斯罗登机时等待第一次检测体温；在上海浦东机场等待前往虹桥机场的大巴；还有凌晨两点，当我们终于到达了北京集中隔离的酒店外，却被告知在我们前面还有两到三辆车的人等待进入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

根据人生经验，所有经历中，最艰难的部分永远是行将成功之前的那一点。这次旅途同样如此。前往隔离酒店的大巴从首都机场T3出发，我们都以为这是最后的等待，因而不自觉地兴奋起来。可是，大巴在T1的门前拐了一个弯，停进了T1的停车场，又是一个小时的漫长等待。自二十号早上八点于伦敦起床算起，大巴到达T1时，是我们没有躺下的第三十二个小时。我在飞机上本不易入睡，虽然两次航班一共睡着过两三次，每次也都不到两个小时。加上长时间佩戴口罩；进食、饮水较少（我朋友全程不吃不喝——我并不提倡），我们确实已经感到极为困乏了。我在B站打开了一个郭德纲的音频，听着也没有平时的滋味儿，想睡却又睡不踏实。

一个小时以后，上来了一位乘客（事实上，我并未注意到有任何人上车，有一位乘客上车是朋友告诉我的）。车终于开向酒店了。

八

酒店的后门，聚集了大量前来看望孩子、运送物资的亲朋好友。我的好兄弟也来了，他为我和朋友送来了大量物资，其中还包括一台咖啡机。大巴在酒店后门停下以后，便熄了火，车里的灯也全都暗下来了。在一片黑暗之中，我们又冷又饿，等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的放行。前来支援我们的朋友停留了半个小时离开了，那时大概是凌晨两点半。从那时算起，一直到五点，我们还要在大巴上停留两个半小时。

虽然北京的气温已经逐渐突破十度大关，凌晨四点左右依然是全天最冷的时刻。车上一片漆黑，也没有暖气，长时间没有进食的大家并不能靠矿泉水获得温暖。我们纷纷将大衣裹紧，蜷缩在座位上，透过大巴的玻璃，看着前方那辆上写“治安巡逻”的车闪耀着红色与蓝色交织的霓虹灯。

九

从希斯罗开始，我们填写了一张又一张表格，扫了一个又一个二维码。有用上的，有没用上的；家庭住址、航班号都填了不知道多少次。从Moorgate出发时过于匆忙，忘拿国内的sim卡，这也让我进入中国大陆以后的操作变得更加困难。还好朋友为我开了热点，不然我实在无法想象没有sim卡，我该如何从上海入关一路来到北京入住酒店。

听朋友说，还有些人匆匆回国忘带电脑。我实在不敢相信，毕竟所有的课程与考试都要通过网络完成了，难以想象他们该如何完成学业。这种低级错误充斥每一趟由世界各地“逃”回国内的征程中。至于他们究竟要如何交差，我相信半年、一年，乃至几年以后，时间都会帮助他们写下答案吧。

十

我们原本以为从大巴下来以后，就是最后的胜利了。却没想到，进入室内，依然有漫长的队伍排在前面，一个一个登记入住。在大厅里排队时，所有人的情绪就接近崩溃边缘了。困乏、饥饿、口渴，还有队伍迟迟不往前蠕动带来的焦虑感。当时，我朋友的手机只剩下百分之三的电了；而我的也只剩下百分之十九。队伍从我前方开始，在房间的尽头向右后方转过去，从上方向下俯视，形状颇像花体字的“N”，右端结尾的一笔向右前方形成弧形蔓延过去，在房间右上角的尽头是交钱的柜台。我的手机没网，朋友虽然有网但马上就要关机，而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支撑到交钱的柜台。

△ 排队时，看到有人留下了一张写满诗歌的纸。大概在哪里，优雅的人都有优雅的方式度过不优雅的时间。

开启飞行模式，将自己与外界隔离无疑加剧了排队的时间感受。随着我们拐过了“N”的第一个夹角，我们看着窗外远处的居民楼后面蒙蒙亮了起来。“那是天亮了吗？”朋友指着窗外问我。确实如此。

十一

进入房间时，天光已大亮。阳光刺眼，天空湛蓝。北京确实已经进入春天了。北郊辽远的春天气味是一种混杂着炒菜香气和烧干草味道的家乡感觉。打开窗户，楼下的汽车快速驶过，更远处的鸣笛声回荡在辽阔的天空之中。我在伦敦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旷远的蓝天。即使我现在背对着窗户，我也能透过窗外传来的声音听到那片蓝天下北京的脉搏。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家乡的感觉，这是属于北京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

△ 入住后，北京金黄色的早上。

从伦敦的床上爬起来，到躺在北京隔离酒店的床上，这其中一共度过了三十九个小时，路过了一万多公里（伦敦到上海大约9200公里，上海到北京大约1100公里），排了许多长队，填了不知道多少张表。再睁开眼，是下午四点。量了量体温，36.4°。我在隔离酒店下发的医学观察记录表上写下了测量温度，并在第一天的“身体状况”那一栏写下：“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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