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告别 | 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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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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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爱华 宋建华

河南援鄂医疗队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前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上岗的第一天，河南首批援鄂医疗队的护士贾晓阳，就参与料理一位新冠肺炎病人的遗体，“是一位原本可以安享晚年的老人。” 她和同事帮老人整理好衣服，出门前，俯身向老人遗体鞠躬告别。

截至3月20日，全国共有3253人因新冠肺炎死亡。

对于“外面的人”来说，患者“死亡”的结果，是疫情发布里的一个数字，而在病区里面，贾晓阳和同事不得不经历病人慢慢离开的过程。

他们要在裹尸袋上反复标注逝者的姓名、年龄，以便告诉外面的人“逝者是谁”；要迎接同房病友慌张的眼神，为他们留一盏灯，鼓励病人“不要太担心”；他们不得不成为“死亡消息”的传递者，面对外面苦苦等待的家属，却无法促成双方的最后一面。

病区走廊的尽头，一间偏僻的病房被用来临时安放病人的遗体

30分钟，送她最后一程

1月26日，河南首批援鄂医疗队抵达武汉，在137人的队伍中，贾晓阳是一名护理经验刚满一年的护士。第三天，医疗队入驻武汉市第四医院，先后接管了三个重症患者救治病区。

在病区走廊的尽头，一间位置偏僻的病房被临时改造，用来暂时安放病人遗体。为避免病人误入，房门上着锁。只有“坏消息”传来时，门才会被打开。

贾晓阳没想到，上岗的第一天，就要面对“坏消息”。那天，临近交接班，她正准备背起几十斤的消毒液对病房进行消杀，一位老人突然去世了。

因病房构造问题，病床无法直接推出房门，四名医护人员只能用床单将逝者抬出，贾晓阳26岁，在组内最年轻，她替换下一位同事，帮忙把遗体运到走廊尽头的房间。

房门打开时，一具已妥善处理的病人遗体正对着门口，橘色的装尸袋上写着“奠”字，“虽然已被告知有遗体存放，但出现在眼前时，还是把目光赶紧移开了。”

贾晓阳和另一名更有经验的护士留下来整理遗体。房间没开灯，只有外面的光照进来，有些昏暗，戴着手套，贾晓阳感觉指尖凉凉的。

在医疗队的工作手册里，死亡患者的处理流程分为六个步骤：确定死亡时间、通知家属、向医务处上报、护士进行遗体消杀包裹、通知保卫处，最后对遗体停放位置及床单位置做终末处理。

对患者遗体进行消杀时，要用消毒液浸泡过的棉球、纱布，对遗体的口、鼻、耳等开放性通道进行填塞，再对全身进行擦拭。做完消杀后，把病人的衣服穿好，调整到仰卧的体位，整理好遗容，用双层床单包裹遗体，最后放进装尸袋。按照要求，从病人确定死亡开始，所有步骤要在30分钟内完成。

那天，贾晓阳和同事配合，给那位去世的老人擦拭遗体。她还记得，这位七八十岁的老奶奶留着齐肩短发，此前老人病情已经危重，身体一直很虚弱。离开前，老人呼吸费力，最终因缺氧抢救无效去世。

援鄂前，贾晓阳在河南新乡医学院一附院（以下简称新乡一附院）结核病科已工作一年多，也经历过病人抢救无效去世的情况，“撤掉所有的仪器后，家属会为逝者穿上备好的寿衣，病人能干干净净、体面地离开。”但在疫区医院，是不许家属探视和陪护的，直至老人去世前，都没能见到家人最后一面。贾晓阳和同事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帮老人整理好仪容，送她最后一程。

为了方便辨认遗体，她们在装尸袋多处写上老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等信息。由于疫情前期情况严峻，处理好的遗体，只能暂放在房间，排队等着殡仪馆的人员来运送。离开前，贾晓阳和同事俯身，向老人鞠了一躬，做了最后的告别。

除了贵重的物品在消杀后会留给家属，死者使用过的床单被罩及生活用品，会在半小时内被清理掉，但贾晓阳说：“我可能永远也忘不了她。”

贾晓阳在病区进行消杀工作

猝不及防的死亡消息

第一天下班，回到一个人的酒店，贾晓阳情绪低落，她感到无能为力。她逼着自己不去想，把电视音量开到最大，翻看手机打发时间，直到困得眼皮打架，才昏沉沉睡去。

贾晓阳努力调整自己不被情绪干扰，她知道，自己每天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压力过大，免疫力降低，只会增加这种风险。但常在病区里工作，医护人员的情绪很难不随着病人的情况有所起伏，尤其是死亡发生时。

二月中旬，病区已陆续有病人出院。贾晓阳记得，一位老先生入院后发烧症状消失，“每天乐呵呵的，躺得久了，就坐在凳子上输液，有时还会在病房散步”。可一天晚上，老人突然开始高烧，第二天再上班时，老人已经走了，所有的同事得知消息都又惊讶又难过，“大家都认为他快出院了。”

新乡一附院的护士刘玲已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据她所知，新乡一附院援鄂医护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年轻人承担起病区大部分工作，在她眼里，这些刚步入工作不久的同事“都是孩子”，以前，很少遇到这样高频地面对生死场面。刘玲最近感觉到“大家突然都长大了”。

刘玲此前在普通病房，很少负责重症病房。在她护理的病人里，有一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只能在床上大小便。因为消化道会有病毒，在处理这些状况时，心里多少会有些纠结，“人家把命都交给你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刘玲带着90后的男护士李建顺一起帮老人整理干净。没想到，当天下午，老人去世了。“还好之前给老人换了干净的衣服，不然我们心里真的过不去”，刘玲说。

李建顺此前是重症医学科的护士，对于重症病房里的场面见得多，他深知参与抢救工作的医护人员都会面临视觉、听觉、心理的全方位冲击，很容易出现心理的应激反应。

李建顺适应力强，加上是男生，主动承担起料理遗体的工作。“医护人员不会在病人面前坦露情绪，只在工作之余进行心理调整。”李建顺所在单位的一位院长在心理和精神方面是专长，虽然身在后方，会经常在群里帮助一线的同事调整。心里郁闷时，李建顺也会在住的酒店里听歌和看电影，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治疗后期，医护人员和患者已经建立起良好的沟通

病友的一盏夜灯

对“死亡”敏感的还有病区里正在治疗的病人。

刘玲还记得初来病区的感觉，“每个人都不爱说话，病人也很少跟医护人员交流，一日三餐几乎都吃不下，能感受到他们特别压抑。” 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也会加重病人的距离感和恐惧情绪。

在新乡一附院领队崔俊伟医生眼里，患者病情大多比较严重，身体一旦出现症状，病人心里会十分紧张，“尤其是呼吸困难的时候，不分年龄，病人很害怕。”

崔俊伟接触过一名危重病人，住院20天后，病情恢复明显，核酸检测转阴，CT显示肺部好转吸收，症状已被控制，但他会特别关注有病人去世或症状加重的消息，病人出院好转的消息反而被他忽略。为了消除这些病人的恐惧，医护人员会结合精神科医生的意见，发一些治愈系的视频和音频给他们，帮助他们调整心态。

对正在治疗的患者打击最大的，还是同房间的病友去世。

贾晓阳介绍，去世的病人，在接收时大多病情已很严重，随着病情恶化，有些结果是可以预想到的，但病友去世后，大家还是会情绪低落。在死者被抬出病房后，同房间的病友通常会再次向医护人员求证“病友是不是去世了？”，确认之后就陷入沉默。贾晓阳只能宽慰他们，“你们精神那么好，又没上呼吸机，肯定能扛过去”。

李建顺也曾陪伴病人度过难熬的夜。

当晚七八点钟，一位老人病危抢救，医护人员实施抢救时，旁边一位35岁的病人清醒着，为了避免他目睹抢救过程，医护人员将病床前的帘子拉上。

最终老人还是去世了。病床清空后，李建顺特意去察看那名邻床的病人，“他说话声音都是哆嗦的，眼睛盯着我，在寻求帮助。”李建顺安慰他，“每个人的症状和病情都不一样，不要把他人的情况安在自己身上”。

那天晚上，李建顺把病房的灯留了一夜。为了让病人安心，他每隔半小时去看他一次，直至凌晨一点，这位病人才睡去。直到几天后，这位病人症状减轻，心态才逐渐变好，现在，他已经治愈出院。

援鄂医护人员合影

难以如愿的最后一面

向家属传达“死亡消息”是最难的。

在隔离治疗下，家属和医护人员碰面，通常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家属从医护人员手里接回康复的病人，另一种是家属从护士手里领走亲人遗物。

工作手册规定，患者去世后，医护人员要第一时间通知家属。不可避免的，医护人员必须要充当这个传达“坏消息”的角色。

贾晓阳当班时，曾见过一位家属为亲人送别的场景。殡仪馆的车进入病区，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门口等待哥哥的遗体被运出，“老人很平静，还向我们表示感谢”，贾晓阳看到，当殡仪馆人员把遗体推出大门时，老人终于哭了出来，身体靠在墙上，殡仪馆工作人员将他挡在一边。

李建顺介绍，为了让家属有心理准备，病人病情加重或者需要抢救时，医护人员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家属，“这样可以避免家属突然得知患者去世而无法接受。”

但是，还是有一些家属在得知亲人去世后情绪失控。贾晓阳所在定点医院，一位医生在病人去世后遭到了家属攻击。1月29日深夜，武汉市第四医院12楼病区，一名68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去世，其女婿情绪激动，抓扯并殴打医生头部和颈部，撕坏医生的防护服和口罩。这位医生第二天出现发热症状，后被确诊感染。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河南医疗队所接管的病区楼上，事发第二天，医护人员进出都要把大门落锁，钥匙专门保管，防止家属进入发生冲突，也避免病人外出。

虽然这件事给李建顺带来的刺激很大，但医疗队援鄂至今，他看到更多的病人和家属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工作。

病人去世后，贵重遗物都会进行消毒处理，通过专门的窗口递出或者让清洁区的外围人员代为转交家属。每次通知家属来领遗物，李建顺都会提醒对方，一些不重要的物品尽量不要取回，避免将病毒带回家中，大多家属只领回病人的身份证。

在交接遗物时，一些家属会问起家人去世的情况，李建顺会如实告诉家人，“病人救治的时候会有痛苦，我们会尽量减少他们的痛苦，使病人有尊严地离世。”每次，家属都会感谢他们陪伴亲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李建顺遇到过一位40多岁的男子，他执着地想见母亲最后一面，在病区外站了很久，迟迟不肯离开。他告知家属这样可能面临的风险，对方考虑了20分钟最后还是听从劝阻离开了。“没让他们见上最后一面，我们也很遗憾的，但毕竟是传染病，为了家人着想，只能劝解。”

在武汉疫情最紧张的那段时期，平日里不善言辞的贾晓阳，很少主动问起病人家庭的情况，怕听到对方家人感染去世的消息。

随着疫情的缓解，贾晓阳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在送一位老人出院时，第一次尝试着和老人聊天，却意外得知老人唯一的孩子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她至今都很懊悔，“我那一天很嘴贱。”

李建顺护理过一对老年夫妇，爷爷在照顾奶奶时被传染，在老人互相不能见面的情况下，李建顺成了老人间的传话筒，帮忙转达两人间的关心和鼓励，化解奶奶心中的歉意。后来，两位老人双双好转出院。

如今，河南援鄂医疗队已工作50多天，贾晓阳很想家。李建顺则希望，“离开时在武汉站前合张影，来年再到武汉赏樱花”。他们坚守的病区已经近一个月没有出现死亡病例，回家的日子不远了。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刘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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