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眼中武汉人：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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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风暴眼中的一位普通市民，我在自己意识里构建出的安全感，在生活的随机性前，就如潮水中的沙堡，一下就被分崩离析了。

配图 | B站UP主林晨同学自制视频

征    稿

从2019年12月8日首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出现，到2020年1月20日疫情的全面爆发，情况的发展揪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这是一场战争，在新年的伊始，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中国人身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热切地讨论、谨慎地分析，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一切人为的错误而义愤填膺，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

人生海海，让我们在乱世中紧握双手，且行且惜。

网易人间「新冠肺炎 – 我们的战争」特辑，讲述每一天，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

新冠肺炎 – 我们的战争丨连载02

我原本以为12月30日只是个普通的日子——办公室的同事们，提前好多天就开始讨论怎么跨年；微信的朋友圈里，有人发着“2020年，请对我好一点”。或许好些人的2019年都过得有些辛苦，我们虽然嘴上自嘲，但心里依然暗戳戳地希望，新的一年，一切能会好一点。

一早起床，就看到好友在微信上发来的几张截图和一段语音，点开一听，声音有些急切：“听说了吗？SARS卷土重来了，就在我们武汉！”

我愣了愣，点开那几张截图，图片像是来自医院内部医生群的聊天记录，还有一张疑似卫健委发出的紧急通告。我的心跳了起来，仔细看了看内容，里面的逻辑和细节似乎可信度颇高，但是我还是觉得有BUG：“你看那张卫健委的通告，文字都是歪的，这图是P的吧？等会看看会不会辟谣吧。”另外一个好友在群里也说：“嗯，假的吧，造谣者真无聊。”

| 网传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的图片

遥想2003年SARS时，我们仨正读大三。虽然那时武汉疫情较轻，但各所大学依然封了校。年少轻狂的我们无知无畏，翻墙溜出去玩耍，回来时被学校保安抓住，说是要记过，我们哭得稀里哗啦，求教务处主任网开一面。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但那场SARS，在我脑海里就如一片蒙着白雾的沼泽，虽不愿靠近，但偶尔也会想掀起面纱来看看。

一整天过去，我们都没等到辟谣，类似的消息反而越来越多，朋友圈里、微信群里，各种声音争先恐后地冒出来，让大家将信将疑，之后又听闻有专家组来到了武汉。第二天下午，政府第一次公开通报称，27例病例中，其中7例病情严重，调查华南海鲜城，又指“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病情可防可控。

看到消息后，我也舒了一口气。大家都认为政府的反应速度比较快，也没有刻意隐瞒什么——在这样一个1400万人口的城市里，这个数字可以算是个例了。

既然政府开始干预了，那应该都在可控范围内。

华南海鲜市场是个综合市场，除了海鲜外，还设有专门的水果、牛羊肉市场等，东西新鲜又便宜，很受本地人欢迎，以前我也偶尔会去那里批发采购些水果，但却一直不太喜欢那里的环境——偌大一片市场，整齐划一地搭建着低矮的房子，却给人一种杂乱的感觉：货箱常常随意地堆在摊位旁，甚至就在垃圾桶边，地面永远有一洼一洼的污水，一不留神就踩一脚臭。路过摊位时一旦目光在货物上略有停留，就会有热情的摊主上来挽住我的手，生拉硬拽地把我往店里拉，那种热情，让人感觉不买上三四箱东西就脱不了身。

我认真又疑惑地问同事，“是海鲜出了问题吗？”同事便哈哈地笑了起来：“你真不知道那个市场里有偷偷卖野生动物的？”

“还真没注意过。”我转头又问同办公室的小姑娘，“那你们今天还去跨年吗？”

“去呀，干嘛不去？早就和男朋友约好了。”她嘻嘻一笑，高高举起手里的一个棉布口罩，那是她入冬以来每天上下班都戴着的，“做好准备就行，我们去东湖，那边宽敞，没事的。”

旁边有人问她：“你知道‘非典’吗？”

小丫头眨巴眨巴眼睛：“知道啊，怎么不知道。不过那时候我才6岁，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

我有点担心，又给90后的妹妹打电话，问她晚上会不会取消跨年的安排，她迟疑了许久，回答我：“还是会去吧。”她又说，原本她提议取消活动的，结果同伴笑话她“惜命”，“该吃吃该玩玩，这样怂哪里像新时代青年？”

临挂电话前，她追问我：“这个应该没事吧，我看网上都说还好。”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她：“如果是我，我肯定不会去。我也建议你不要去，但你还是自己做决定吧。”

说真的，我害怕回到17年前。每当回想起曾经那种“呼吸都会传染”的恐惧，还是会从心底深处泛起寒意。然而这么多年过去，SARS对90后来说只是一个偶有所闻的名词，对于或猎奇或显摆的野味爱好者来说，亦是转瞬即忘的过往。

于是，12月31日晚上，武汉无数年轻男女聚在一起，在倒数的欢呼声中跨年，迎接新年的喜悦冲淡了各种小道消息所带来的丝丝不安。

2020年的第一天，华南海鲜市场封市，外墙上的《关于休市整治的公告》格外显眼。听到消息，我爸还感到有些惋惜。他最喜欢在节假日或家庭聚餐前去那里，挑上满满当当的原料回来。他说，那里的海鲜最新鲜最便宜，盒马鲜生里做特价的帝王蟹，还远比不上华南任何一个小档口的货物美价廉，“你们年轻人不会买，只能去那种生鲜市场，我们老武汉都知道，华南的东西最好。”

此后，我身边便少有人聊起“肺炎”了。

之前所有的消息就像一颗扔进了湖里的石头，激起几圈涟漪后便悄无声息。中间是有过一次官方通报，病例数并无明显变化，我们都认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临近春节，每个人的心头都被一堆事情占据：白领们忙着年终述职，学生、老师和家长们关注着期末考以及放假后的狂欢放松，长辈们忙着打年货，惦记着一年到头最期盼的家人的团聚。走上街头，整个城市都是一片欢声笑语。

——当然，所有这些，都在后来在网上被广为诟病。在网上流传的段子里，武汉人“无知，鲁莽，且心大”，但当我们自己回头再看那过去的大半个月时，有懊恼后怕，也有一丝委屈。

1月5日，第三则通报发布，患者增至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

1月10日，有认识的医生告诉我，他们医院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每天早晚各一次通报是否有疑似病例出现，说完，又谨慎地叮嘱我，不要外传，聊天记录被迅速删除；

1月11日，第四则通报发布，通报里第一次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表述，也出现了第1例死亡案例；

1月15日，最新的通告里多了一句“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有朋友发给我截图——天河机场已要求设立体温监测点，对发热旅客临时隔离，并予以免费退票或改签服务。我赶忙翻出家里以前囤的口罩，嘱咐父母、老公和孩子都戴上，然而，全家上下没一个人配合。

我父母是典型的老武汉，骨子里带着一股“啥都不是事”的性格，我一说有病毒，他们便捂住耳朵：“我们非典都经历过了，放心！”老公则对我递过去的口罩直摆手：“大街上哪有人戴口罩？我一个男人戴口罩要被人笑话的。”孩子小，不懂事，嫌口罩憋气不肯戴。最后，连我也赌气把口罩扔回了抽屉，自我安慰说，反正没有人传人，也许就像禽流感吧，罢了罢了。

那几天，姨爹发了一条朋友圈，图片里的他拿着一壶酒自斟自饮，配文是“专家说酒精能杀毒”。年轻的表弟媳在家庭微信群里忍不住跳出来想认真辩论，我拦住了她——这只是父辈按他们的幽默感开的一个玩笑而已，没必要过度解读上纲上线，真的没必要。

还有初中同学想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日期定在1月18日，响应者众多，那天是南方的小年夜——后来被网友们责备的百步亭社区的“万家宴”，也在那一天。毕竟“过了小年便是年”，从那天开始，远方的游子陆续归家，一场大规模的聚餐季就此拉开了序幕。

现在想来，我的恐惧比别人来得略早几天。1月16日下午，好友张璐给我打来电话，声音紧张地告诉我，她公司的同事家出事了：

大概10余天前，这位男同事一家在某购物中心吃了一顿晚餐，没多久就全家都病倒了，其中同事的母亲病得最重。一开始，症状还都只是头痛、咳嗽发烧，家人只当是寻常的感冒，吃药数天后不见好转，才去家附近的社区医院治疗。可老人的病情越来越重，同事这才紧张起来。几天后，社区医院建议转院，老人在14日转入上级医院，没想到第二天晚上便去世了，那位同事和家人也被迅速转入隔离病房。

张璐平素一直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我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脑子里千头万绪，嗡嗡作响，过了一会儿，才理清思路，先给爸妈打电话，把事情说了一遍，叮嘱他们出门一定戴好口罩，不得大意。从这天起，父母就改掉了遛弯儿的习惯，推掉了老伙计们的聚会，出门买菜时也会老老实实地戴上了我送去的口罩，用完后还会提醒我及时送去。

我赶紧在网上下单了100只口罩——谁能想到，就在几天后，几乎90%的口罩一夜售罄，还有一些被高价挂出。在后来“一罩难求”的日子里，我看着家里越来越少的口罩，还是后悔自己买少了。

而原定18号的同学会，我决定不去了，我当然没能阻拦别人都不去。好在直到现在，同学们都还没有什么状况。

1月19日到20日，通报里，武汉一夜激增了136名确诊患者。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发言称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

这就是一道分水岭，所有的紧急情况和大量患者好像是一夜之间出现了一般，令人措手不及，祥和的生活瞬间被颠覆了。

那些一度暗自涌动的恐惧彻底被点燃，曾言之凿凿的“没事”反噬出更多的慌乱，每一个人的不安都仿佛冲到了顶峰。微信里的每一个群都在讨论，哪里还有口罩卖，该怎么戴口罩，消毒仪有没有用，肺炎到底有什么症状……朋友圈疯传有人只是在天河机场转机时待过2小时回头就生病了，魔幻的说法传来传去，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是真是假。

天阴了，一整座城市草木皆兵。

21号凌晨，我被自己猛烈的咳嗽声惊醒，胸口一阵喘不上气，看看时间，3点10分。我猛地坐起身，内心被恐惧感充盈：我被感染了吗？不是没有可能啊——在之前漫不经心的那么多天里，我做过多少“高危”的事情：

我去看过一场电影，100多人的观影厅里座无虚席，整整2个多小时的观影时间，密不透风的环境，若有一个潜伏期的感染者怎么办；

我去吃过一次日料，号称可以生吃的温泉蛋，我想都没想就吃了下去；

再往前几天，朋友告诉我某品牌的衣服打折力度很大，我赶在周末去抢购，店里人头攒动，摩肩擦踵；

这些天里我还数次出入医院，虽然后期戴了口罩，但有时也会摘下随意往口袋里一塞，过一会儿又掏出来戴上；

……

我细数着过去20天自己做过的事，越想越惶恐。

老公问，会不会是你的心理作用，紧张了，所以觉得不舒服？我摇摇头——白天我紧张时都没有这样的反应，像这样半夜咳醒，应该不是心理作用而是身体确实不舒服了。

老公露出了少见的紧张神色，起身翻出点药，让我先吃下。一向抗拒吃药的我乖乖将药吞下，测了一下体温，还好没有发烧。怕感染老公，我戴上一个口罩躺下。可咳嗽时戴上口罩就更觉呼吸不畅，我只好再坐起来，半靠着床头，迟迟无法入睡。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8点。老公似乎是一夜没睡，半睡半醒间，能感到他时不时来摸一下我的额头。

起床后，我先是走进卫生间准备洗头——我害怕如果要去医院，可能很久都不能好好洗头了。老公慌忙拦住我，问我“傻了吗”，“这个时候洗头只会加重生病的风险”。他罕见地发了脾气，我也只好作罢。

老公下楼去买药，许久才回来，一盒网上热传的连花清瘟胶囊，一瓶维生素C咀嚼片。我哑然失笑：“网传的这种方子你也信？你怎么不干脆买点板蓝根？”老公也笑：“你倒是想，板蓝根又一次被买空了，这个连花清瘟都只剩最后一盒了，被我抢到了。”见他带着一丝得意的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过一会，他又神秘兮兮地凑过来问我：“你知道这药多少钱吗？”

“多少钱？”

“不收医保了，只收现金，连花清瘟40多，维C60多！”

我吓了一跳：“不是说不让涨价吗？”

“咳，这个时候你还能计较这些？先把病治好吧。”

我24小时戴着口罩，尽量远离老公和孩子，吃饭也是用一次性碗筷，夹上菜一个人站到阳台的窗户边上吃。因为要通风透气，家里关了暖气和空调，我在窗边瑟瑟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害怕。

有朋友知道我不舒服，有些担心，犹豫着说要不去医院看看？我思索了一下：算了，去了估计也看不上，弄不好没病也会染上病，再观察一下——如此，我在自己意识里构建出的安全感，在生活的随机性前，就如潮水中的沙堡，随时会分崩离析。

一直以来，我家都有春节出游的习惯，年前请上几天年假，连上春节，也正好错开高峰期。今年因为工作计划调整，本来就取消了旅行安排，老公却突然又提起了这茬：“要不，我们还是出去吧，没安排就随便走，避避风头？”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老公也没有多说什么，我们就这样放弃了“逃离武汉”。

23日早上，一觉醒来，已是快9点，我第一时间打开手机：“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武汉果然“封城”了。

我问朋友，当年“非典”时封城了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有些记不得了。朋友说没有，就是各自隔离。我心底升起一丝慌乱，难道这次更严重？

老公有点懊恼前两天没有离开武汉，我倒不以为意，我俩老家都是武汉本地的，离开了，哪里是去处呢？

手机里的消息已经爆炸起来，流传的图片里，有超市空了的货架，50元一颗的大白菜，90元几根的蒜苗，还有“加油站即将停止加油”的传言——这些在几天后大都被证明是谣言，但在当时，还是让我不由得产出许多焦虑。

我看了看冰箱，家里确实没有什么存粮，我不爱囤菜，就算前几日担心，采购食材也最多只够两天的量——还有，家里小车的油，几乎也要见底了。武汉停掉了所有的公交和地铁，取消了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将按单双号出行——如果车没有油了，该怎么出行呢？

我让老公出门采购一下“补给”。几小时后，他姗姗回来，告诉我超市的货架确实已经快空了，结账的队伍蜿蜒如蛇，看不到头。他不想在人多的地方停留那么久，干脆找到了一家尚在营业的菜场，相比超市还算稳定的物价，菜场的小贩随行就市，菜价加得老高，3个小土豆，就收了他25块。

加油站更是每一家都排起了长队，目测加上一箱油得等2小时以上。在油箱快要见底时，老公才找到一个车相对较少的加油站。好在，“限制加油”的传言被证实为谣言，我的心才稍微安下来。

告诉10岁的孩子，他可能会延迟开学了，小朋友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这些天，孩子也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时也会问：“妈妈，这场病很严重吗？”但孩子终究是开心的，他说，好久好久没有一家人全在家里、爸爸妈妈哪儿都不去只陪着他的时光了。

傍晚，物业在业主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电梯间里，散落满地的垃圾。物业工作人员呼吁大家：非常时期请务必注意公共安全。

整个业主群立刻哗然，大家义愤填膺地要求物业调监控，有眼尖的业主看到照片里有快递袋，冲到保洁阿姨那儿，拍了快递袋上业主的房号和电话，发到了群里。有人大喊打电话，有人提醒这样透露他人隐私是违法，发照片的邻居很快撤回了照片，扔垃圾的业主却迟迟没有出来道歉。

在这个小区住了好久，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稍晚时我去扔垃圾时，才知道：集中的垃圾回收箱在一楼，有传闻楼里好像有人发热，但只是“听说”，没找到是谁，一时人人自危，难怪有邻居在业主群里怒喝：“如果你家的垃圾里有病毒，你这么扔在电梯里，岂不是把全楼的人都害了！”

这话虽一闪而过，我的心却咯噔一下，难以自抑地就对进入电梯充满了恐惧感。但我家在27楼，走楼梯上下显然是不现实，如何处理垃圾，竟变得让人为难。

我想，之前在电梯里扔垃圾的那个业主，大概也是这样的想法吧。城市仿佛一瞬间停摆，我们措手不及。

晚上和朋友聊天，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走了没？”

张璐原本早已约好了一个在恩施的朋友，全家一起去外地过春节，家里有两辆车，足够带上一家三口再加上双方父母。但是考虑婆婆癌症刚做完化疗，5岁的女儿也刚做完小手术，又顾虑到春节后春节返岗时间没定，最终放弃；

李菲之前计划和老公一起回在外省的公婆家，一年没见儿子的老人，丝毫没把疫情放在心上，不停催促儿子儿媳赶快回家团圆。两人本已买好23日的返程票，但想到火车站人流量密集，再加上车厢里空间密封，纠结许久，最终放弃；

姚晶本已买好去往三亚的机票，20日就果断退掉了，那时还未出台退票免费的政策，她损失了不少退票钱，酒店定金的退还也尚在沟通中，但她满不在乎，“旅游嘛，什么时候不能去，命最重要”；

方曼因为老公春节要值班，所以一家人早早就回了老家提前团聚，原计划24日返回武汉，结果如此一封城，公婆怎么都不放他们走了。两口子有些庆幸能在封城之前离开，但公婆家也在湖北，并非净土，小城的医疗配套更让人不放心。老公惦记着单位值班，她纠结着面临小升初的儿子学习资料全没带在身边，“如果在老家真的一待几个月，等疫情过去，回校上课，不知比其他孩子落后多少”；

徐昊人在外地，被酒店请求“自行隔离14天”，“工作人员将晚餐送到房间”，“早知道被关在酒店，我还不如留在武汉家里”；

吴迪今年早早请了年假去东南亚度假，现在面临归程，不知怎么办。

大家一起聊着，说外省许多地方都对武汉人如临大敌，没有酒店接收，也没有餐厅提供服务，“20岁想要流浪的梦想，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

没想到几天后，吴迪也成为了流浪在外的武汉人之一：回国的航班改降至昆明，从滞留机场没有司机接单，再到寻找酒店处处碰壁，她全都一一经历。除了出行时的一身装扮，她的行李里全是热带国家穿的短袖短裙，一家人在冬天的昆明城里举步维艰。

而此刻，网络上正对离开的武汉人口诛笔伐，我有些难过，不甘心地问老公，当年“非典”时，为何广州人和北京人的流动没有被这样骂过？

老公想了想，摇摇头，说不知道。后来我看到了一种说法：对武汉人的“地图炮”是一种应激反应，可以理解成一种自我保护。这样的解释，我可以接受。

清早，雨下得很大，阴沉的天色，如果不是刻意提醒，都会让人忘了这一天是除夕。

从家里的窗口看出去，除了偶有的一两辆车呼啸而过。武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只有灰色的寂寥和萧索。经年往日，这本该是这个城市最繁忙热闹之时，此刻它却如一座毫无生气的钢铁巨兽。朋友圈里有人晒出空荡的街道，陌生得不像我们曾天天生活的城市。

朋友们还在互通消息。有的带着忿忿，说着说着，语气里就带上了哭腔。有的细细嘱咐，要我千万小心，说春天让我陪她看樱花。更多的只是互相问问“你还好吗？”

无助、迷茫、愤怒，各种情绪交错，握着手机的手想放下，几分钟后又忍不住拿起，哪怕没有新的新闻刷出，仍旧无目的地重复着刷新的动作。

晚上，老公拿出我之前准备好的对联和窗花，喊了声：“走，出去贴春联吧？”

我看了看那堆鲜艳的颜色，突然没了兴致，说：“算了吧。”

红彤彤的窗花，皱着眉被扔在墙角，委屈巴巴。茶几上有一盆水仙，花骨朵涨得满满的，却还一直没有开。

尚无症状的人忧心自己是否尚在潜伏期，有轻症的惶惶不安纠结是否该去求医。无力感无法表达，混杂着内心的愤怒和不安，即使已经过了凌晨2点，还有消息不断传来。

有人爆出医疗物资的匮乏，于是瞬间网络上转遍求助信息；下夜班的医护人员没有公共交通，找不到出租车，大家就自发地组织起民间车队，调配好各个自愿提供房间的酒店和民宿，据说志愿者瞬间已有4000多人；看到同济医院医生们贺岁视频里桌上只有方便面和蛋黄派，不久就有了很多主动为医护人员提供餐食的食铺。

我一直在想，或许是受“火炉”气候的影响，武汉人普遍暴躁，嘴巴不饶人，说话凶巴巴的像吵架。码头文化让武汉人骨子里多少带着一些江湖习性，不怕事，爱面子，不服输，遇到麻烦，哪怕心里真慌了，嘴巴上也还是：“哎，多大点事，不怕，总会搞定的。”

粗糙而多情。就如同这场仗，我们即使满腹委屈，但所有的一切，也都只能咬着牙，一点点扛下来。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把别人说我“不像武汉人”当作一种夸奖。而这次，当武汉以这样一种形式被推到风暴中心，承受了众多责难和非议时，我才能意识到，自己有多爱这片土地和同伴。

生于此长于斯，我早已与这个城市缠绕牵连。

大年初一早上，李菲语气平静地告诉我，她可能“中招”了：她老公3天前开始发烧，而昨天，她也终于发烧了，38度3。此时，他们两人一起在家里躺着，低烧，头痛，肌肉酸痛，每一项都似乎符合新冠肺炎的特征。

我吓得不行，说话都不顺畅了，问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能怎么办呢？都知道现在医院是什么情况，去不了，也不敢去。”

“给社区打了电话，说看能不能先送点药过来，不行就先去社区医院打针吧。”

“我觉得啊，这病，可能就是命，听天由命。我们防护措施做得也不是不严密，现在也想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中了招。医生说自行在家隔离，其实，就是看自己的抵抗力抗不抗得过来吧。抗得过来，就好了，抗不过去，就没了。” 

李菲的口气很平静，我却再也止不住眼泪。前几日李菲犹豫要不要回老家时，我曾极力劝阻，而这一刻，我却无比懊恼：“我好后悔啊，我不该劝你留下来，那时候还没有封城，你还可以走。如果那时候走了，可能现在你们就可以安安全全在老家待着了。”

这几天，我的神经越崩越紧，像一根被扯到了极限的皮筋，在这一刻，自责让这根橡皮筋拉到了极限，“砰”的一声，断了。

我几乎泣不成声，李菲反过来安慰我：“没关系，和你没关系。当时我们就算没退票，他也会在火车站被拦下；也许就算那时我们没发烧，回去之后烧起来，反而害了一家人。没事的，和你没关系。”

她越说我越难过，放下手机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老公被我的哭声吓到了，跑来问我怎么了。我抽抽涕涕说了之后，他的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安慰我，“不行的话，明天我们买点药送过去”。

我真的好怕，我不知道这局面会往什么方向发展，我不知道事态是会好转还是会失控，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每天都在担心，会不会下一刻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感染上了病毒，我更担心你们——你，孩子，还有两边的4个老人，我就一颗心，每天要扯成好多份，去担心去着急。我太难受了。”

老公抱着我，许久，喃喃道：“你说，当时我们是不是该赶在封城前走掉？”

认真地想了想后，我还是摇摇头：“不应该。道德方面的事我们就先不提了。我只问你，如果我们现在在别的地方，被别人如过街老鼠一般驱赶，孩子会怎么想？他那么小，他没有做错过什么，为什么要因为我们的决定去面对别人的冷眼和恶言？还有两边的父母，车那么小，装不下7个人，如果我们走了却留他们在城里，如果，我是说如果，哪家的老人出了什么事，而我们如果回不来，怎么办？我们不是无牵无挂的，真的不能走。”

老公半晌无语，眼角隐隐泛着水光，很久才说了一句：“总会好起来的吧。”

这话很苍白，我们俩谁都没有被这句话说服。扭头看看孩子的房间，他还睡得正香，我扯着嘴角勉强笑了笑。

下午，手机上接收到一条推送通知，宣布“从26日0时起，武汉市中心，全面禁行机动车”。

一石又激起千层浪，不出所料，第二轮超市抢购的小高潮随即到来。朋友圈里层出不穷的提醒“XX超市不用去了”，各个超市货架瞬间变得空空荡荡，比起封城那天，更为彻底和迅速。

不同的是，那天去超市里抢购的大多是父母一辈，今天这波赶去的，大多是依赖私家车的年轻人。

困在家的第三天，原本不屑于囤积粮食的我们，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存粮坐吃山空的紧迫感。我想起以往我嘲笑我妈总爱把冰箱塞满满的时她反驳我的话：你们这一代人，从来没有感受过缺衣少食的窘迫，所以永远不能体会到我们这辈人对食物所带来的那份安全感和敬畏感。

我默默地想，这下自己终于能体会了。

我也开始心焦，要不要再去采购一番。盘点了一下家里的存货，米和油因为上次就没补货，现在已经快要见底；蔬菜和肉类预计也只够2到3天的量，如果今天不去补货，那明天限行后，大雨天的，我们如何带着孩子、撑着伞，搬回这些重重的物资？

但如果现在出门，赶到超市后大概也只有空空的货架了——刚才赶去现场的朋友给我发了段录像：超市中的人群，挥舞着双臂，压根不看货架上是什么，更不看价钱，就直接扔进购物车里。

我彻底失去了出门的勇气。算了，等存货吃完了，再想办法吧。

好在晚些时候，政府又紧急发通告修正了限行的规定。

傍晚的时候，孩子趴在阳台上往下看，过了一会儿，他蹦蹦跳跳地走进来，告诉我：“妈妈，刚才过去的5分钟里，楼下就经过了3台救护车呢。”

我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他顿了顿，认真地问：“现在的情况是很严重吗？”

我愣了愣，我一直觉得10岁的他只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小孩子，不想将太多负面的情绪传递给他。之前除了跟他简单说了一下这次的形势、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卫生之外，平时并未刻意和他讨论过此事，没想到，孩子不像我想的那么没心没肺。

我问他：“你知道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吗？”

他撇撇嘴，神情中竟开始有了大男孩的样子：“当然知道了，我又不是傻子。”

说完，他就蹦蹦跳跳地走开了。我看着他专心玩玩具的样子，想起来，我只教过他一次正确的打喷嚏的方式，从此以后，他每次都记得举起小小的胳膊肘。

孩子竟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

也许是心理承受能力到了阈值，而我，也不想和任何人再讨论与此相关的话题了。

尾声

大年初二，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和李菲联系。她说吃药后体温渐渐降了一点，我的心情终于轻松了一些。

封城第4天，最初的恐慌和焦虑渐渐趋于平淡，网上讨论疫情的话题已不像前几天那么密集。

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提醒大家，要理智，要冷静，忌惊恐。我的心情也终于不似前几日般焦躁和无助。

大年初三的下午开始，各个微信群里便开始转一个消息，号召大家晚8点的时候，一起去自己家的窗口，隔窗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很快就有声音出来反对说这样容易加剧病毒传播和感染，但马上有人说：“没关系，我们戴着口罩唱，我们关着窗户唱，我们不开口，放音响。”

8点的时候，夜幕降临，我走到阳台边，这是好多天以来，我第一次认真地看夜景。对面楼的灯闪闪烁烁，慢慢数过去，亮灯的窗户几乎有2/3，再往远看去，全是星星点点的光亮。原来真的有那么多家庭和我们一样，不管出于怎样的考虑，都留在了这里。

侧耳倾听，真的有隐隐听到歌声。灯光忽明忽暗，歌声忽远忽近，就像我们这些天所有的情绪。

下午在群里看到这个消息时，我还暗笑“幼稚”，可等到稍晚在朋友圈里看到刷屏的歌唱小视频时，我却意外生出了许多感动。

那些影影绰绰的歌声，那些从未谋面的面孔里，好像有一些微弱的力量，本来下一秒就要崩溃，可转眼间，又暗暗滋生出新的勇气，让人平静。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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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山 秋

理性乐观派，

用自己的方式与自己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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