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方方：保持自己的诚实和正义感，这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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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是一个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但我会关注民生和世道”

作家方方。 中新社记者  张道正 摄

专访作家方方

保持自己的诚实和正义感

*本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20.2.17总第935期《中国新闻周刊》

自疫情蔓延以来，身居武汉的著名作家方方开始在网络记述她所见证和思考的一切，她努力言说不停歇。她说，“把这种非常时期的人和事记录下来，难道不是我们当作家的人所应该做的吗？”

2月10日，方方独家回复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谈及她于武汉封城前后的生活，李文亮去世后的悲愤，以及她对于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封城时逃出去也不是不行，但我根本没有产生这个念头”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初了解到武汉有“疑似SARS的肺炎”那一刻，你正在做什么？当时听到这一消息，你的反应是什么？

方方：我是去年12月31日从我大哥那里知道的这事。我们家里有一个小群，就是我和我三个哥哥。那时候，大家就立即相互警告，不要出门，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医院，出门戴口罩。经过2003年的SARS事件，大家都有这种基本的警惕性。

中国新闻周刊：你确切知道肺炎真的很严重那一刻的情景是怎样的？听到这一消息，你的反应是什么？做了哪些事情？

方方：我高度保持警惕的时间应该是元月18日。网上的流言已经很多了。毕竟那是传染病。从那天起，我出门戴了口罩。但我家是独门独院，自己开车，接触的人少。只是心里是很生气的。因为在此前，一直告诉我们不会人传人的，尽管我们事先都有警惕，但大家都相信政府。甚至我哥哥还说，这么大的事，政府不可能隐瞒的。我在有的朋友群里，也说过同样的话。

中国新闻周刊：得知武汉封城那一刻，你有考虑过暂时离开武汉吗？那时你的想象中，如果待在武汉，接下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方方：我在1月22日晚上（即封城的前一天）去机场接我女儿，她从日本旅游回来。那时候武汉已经相当紧张和恐慌了。钟南山先生的“人可传人”的信息公开后，政府没有任何声音，老百姓就开始慌了，街上行人很少。这种恐慌感，是莫名其妙的，但却真实存在，而且蔓延很快。我去机场前，跟朋友说，真的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

而同时，正是那天，我女儿她父亲在上海住院，说是可能中招。我女儿去日本前曾与她父亲一起吃过饭，所以我的心里更是忧心忡忡，生怕女儿感染到。那天飞机晚点，接到女儿后，已是深夜。我们俩在车上都不摘口罩，决定先让她到自己住处隔离一周，我给她送些吃的。我送她回家后，在回自己家的路上，又去加油，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左右。

这时打开电脑，第一时间得知即将封城。当时要整理行李逃出去也不是不行，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产生这个念头。武汉市那么多人，大家都被封在家里，我的条件跟老百姓比，几乎是最好的之一。大家能生活，我自然也能。所以，并没有太多担心。说来说去，还是相信政府。事情到了这一步，政府定会有办法控制疫情。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新年，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太特殊了。以往没有疫情时的新年，你通常是怎样度过的？

方方：以前也差不多这样，也是待在家里。有所差异只是，过年中间会有一天，去我舅公杨叔子那里拜年并聚餐，见见一众亲戚。然后就是女儿在家住几天。其余的，还是在家看书看电视以及写作。我平时经常宅在家里，一待十天不出门，所以我的职业让我并不觉得关在家里有什么难处。

“李文亮的死让我很悲愤”

中国新闻周刊：我看你的“封城记”中，涉及了大量跟武汉有关的消息、新闻。这些天，你在看这些消息时，你的情绪变化是怎样的？

方方：其实初期阶段，武汉很乱，很恐慌，但我们不能传达这种恐慌。我要给政府帮忙，这是基本想法。这时候的心情会有些复杂，一方面你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甚至知道是什么原因延误了时间，但另一方面却必须放弃有些内容。这是没办法的事。疫情是大事，我们必须跟政府团结一致，共同抗疫。而实际上，到了初一，全国关注武汉，武汉人的情绪已经开始稳定，已经开始接受不能出门的日子，并且已经变得通达起来。这是一个转折点。只是，后来随着发病的人越来越多，而医院根本无法接受这么多人，时间长了，事情都发生在大家身边，不可能不会感到压抑和不安。李文亮的死，之所以引起滔天大浪，其实也是压抑已久的人们需要一个出口，发泄自己的心情。

中国新闻周刊：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去做哪些事情去消化这些情绪？

方方：我一向是很理智的人。我曾经五年内做过三次手术，同事跟我开玩笑，说我都是生机勃勃走到医院动的手术，我可以理智到在我身体最好的时候去除掉体内的病灶。其实没几个人可以做到这个。每一次手术，都如同电脑重新启动。我觉得自己做对了。而前些天，连我都有了紧张和恐慌的时刻。我对自己是不紧张的。尽管我在元旦之后到18日前，曾经三次去过医院。我一直在用排除法，来排除我是否有可能被感染。我的结论是，我不可能被感染。我的紧张主要来自家人处在不确定中。我一直对自己作心理暗示：要平静，要理智，最坏的结果有多严重。其实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女儿可能被感染。但是她年轻，一定不会有事。我要求女儿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好在她一直没事，而后来她父亲也排除了新冠肺炎。再之后，我们都顺利地过了14天的隔离期。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天，你的家人的状况是怎样的？

方方：我从小在武汉生活，我有两个哥哥也在武汉。我小哥正好住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所以他是最让人担心的。但好在他很早就出门戴口罩了。今天看到他们小区得病人数排在全武汉第一。他那里是我们最担心的。我大哥在华科大，那边本来就距汉口比较远，大哥接触的人也不多，所以他不会有事，我是知道的。好在目前大家都还很安全。封城以及封门近二十天了，受感染而发作的人，大概都已经发作了。应该说，我们大家都平顺地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新闻周刊：见到李文亮去世的消息那一刻，你正在做什么？接下来，你做了哪些与这个消息有关的事情？

方方：那时我刚刚写完当天的博客。听到这个李文亮死的消息，真的非常悲愤。这种心情，可能身在武汉之外的人难以体会得到。

“我根本不是一个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但我会关注民生和世道”

中国新闻周刊：1998年洪水时，你也曾写过文章《把这一切都记住》。在你看来，在重大灾难发生时，将灾难记录下来，是写作者应有的责任吗？

方方：洪水时候，我还可以到大堤跑一天，那时我也年轻。现在我几乎是个老人了，就算想去当志愿者，都害怕给人添麻烦。所以，我自己一直说，我在家里待着，保证自己不病，就是帮忙。那么，在我没病的时候，把这种非常时期的人和事，记录下来，难道不是我们当作家的人所应该做的吗？其实记录者很多，各人都有各人的角度，这样多好。这可以让未来的人们真正了解到2020年的疫情真相。

中国新闻周刊：大概从什么年纪起，你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个年纪，你对自己“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理解是怎样的？

方方：我从小到大，就是在知识分子堆里长大的。那时候，学历高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我祖父是北大毕业的，后来当老师；我父亲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后来当工程师。他们都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我大学毕业后，也很自然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当年的理解，就这么简单。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父亲、祖父都是知识分子。我看公开资料写，你有一个阶段，花了很大精力去考察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曾在作品中讲述他们的人生。在你尚未专门考察家族史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在你的印象中，分别是怎样的人？

方方：我祖父死得早，我根本对他没有任何了解。开始写作后，看到一些资料，还有他的学生的回忆录，才慢慢知道他的一些事。我父亲我自然是很了解的，但是那时年龄小，体会不到他的心情。他们都只是一介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从无意仕途。他们都是努力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好像我家人都是这样。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当省作协主席，也是他们要我当的。我哥哥还劝我不要当，把小说写好就可以了。我当时不好意思推却，反正作协主席也不是什么官，就同意了。我们都是不喜欢跟外界有过多接触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你开始写祖父和父亲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和当时的处境。在追溯他们的过往时，你对他们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方方：我前面说了，他们就是一介书生。关心世道关心民生，而不关心政治，也无意参与。我对祖父的了解太少，他去世时，我父亲自己也才刚刚大学毕业。但我父亲则有一堆日记留了下来。他从1942年开始到他死的日记，都保留着。其实像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爱国，有正义感，希望生活安静平和，爱家庭，对政治运动充满苦恼，为自己所学无处可用感到悲观。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努力地学习，希望有一天能有用处。“文革”中，我父亲在家，除了读书就是读书。他们真是悲哀的两代人。祖父是遇到战争，社会动荡，导致被日寇杀害，而父亲更多的是在政治运动中不得安宁。

中国新闻周刊：去写作、理解祖父和父亲的过程，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你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会随着理解祖父、父亲的人生的过程，产生变化吗？

方方：我的职业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可以更纯粹地做学问，尽管他们没能有这个机会。但我大哥二哥他们就可以了。但我的职业要求我的关注面更广一些，要求我对社会民生必须有更深入的了解。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和生活背景决定着彼此的不同。这个不需要去了解祖父或父亲，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随着年龄的成熟，见识的增加，观念的改变，自然会有变化。这个用不着勉强往父辈头上套。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之前，大众对你的印象，似乎更多是一个埋头写作的作家，而非热衷参与公共事件的知识分子。这种印象，是一种对你的误解吗？

方方：我现在也不是热衷公共事件的人。很多事，不是我怎么样了，而是别人把我怎么样了。近些年，有的事，只是我尽自己的工作之责；有的事，是人家批判我的小说，我不服气，反驳而已。无意间变成了事件。我现在仍然不是一个公共事件的积极发声者。

比方这次，我只是想记录一点事，没料到会这样。说实话，我非常意外。我甚至没想过天天去写的，比方，初二我就没写。我本来就是一个随意懒散的人。可以说，所有的事，没有一件是我自己事先预料到的，都是激怒我而不得已反抗。我现在仍然是一个喜欢待在家里写作读书的人。偶尔闲了，跟朋友出门逛逛，吃吃喝喝。大家经常说，我们要享受岁月静好呀。但是保持自己的诚实和正义感，保持自己的正直之心，这是必须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外界看来，你在越来越关注公共事务之后，在文学创作的选材上，似乎会随之变化。对你来说，关注公共事务和文学创作之间，会彼此影响吗？还是说，两者是彼此独立、互不影响的事情？

方方：如前所述，我根本不是一个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但我会关注民生和世道，关注个人的生活。所以有时候，会转发一些别人的东西，那些是我认同的。我自己并没有多少发声。很惭愧。所以，你这个问题不成立。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疫情发生之后，你发声提醒同行，“在灾难后歌功颂德要注意底线”。当年在你担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时，有遇到类似的事情让你为难吗？如果有，当时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你是怎样处理的？

方方：其实这种人任何时候都有的，有些文字，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像那个写什么感谢“冠状君”的，真是太恶心了。我当作协主席时，把写作者分为三类，一类是擅长写主旋律作品的作者，二是有相当写作功底的作者，三是已经出名的有自己风格的作家。按这三类人，给予帮助，或是分派任务。当然，也没有明显界线。作家协会，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总是有任务的。汶川地震后，我自己就带队去湖北援建的汉源市去采访。我当作协主席共十一年，并没有遇到什么为难的事。即使有，我自己可以承担和解决。其实作协的同事们都和我关系不错，有些人是我看着他们长大的。毕竟我到作协已经有三十年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期间，做过哪些让自己自豪的事情？现在回顾当初担任湖北省作协主席这段经历，又有哪些遗憾？

方方：我没觉得自己要做什么让自己自豪的事，但让同事自豪的事多的是。我最遗憾的是没有能帮到诗人余秀华。我一直希望她能调到作协来，这样她的生活会安定一些。虽然我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在作协，看上去，我是主席，实际上我也人微言轻。

值班编辑：罗晓兰

封面报道之三

《武汉攻坚——我们如何与疫情赛跑》

（由5篇报道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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