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正街的守护者:大家都怕的时候,警察不上谁上?

【财新网】(记者 萧辉)53岁的老警察郭征利,每天会绕着辖区内0.78平方公里的六个社区、八个封闭管理卡口巡逻一圈,边走边问,一圈4100步,耗时一个小时。

郭征利是武汉市硚口区新安派出所所长,辖区内户籍1.4万多户,常住人口3 .4万多人。他管的辖区正是闻名全国的汉正街,一半是人头攒动的现代商业街、批发城,人流量一天能达到10万人次,另一半是老汉口最典型的老旧街区,叠楼架屋,深巷曲窄。

今年是郭征利做警察的第34个年头,刑侦警察出身的他第一次遇到这样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手下民警跟社区干部一起挨家挨户摸排,感染疫情后拖了四天住不进医院;防护物资短缺的情况下,组织突击队转运发热病人;上门苦口婆心劝说发热人员去隔离点,给封闭管理的小区居民送菜、送指甲剪……这个春节,郭征利和所有的武汉同行,作为除医务人员之外又一只整建制冲在抗疫一线的主力军,已经连轴工作了一个半月。

和武汉大多数市民一样,郭征利对新冠病毒有所警觉是在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央视上说“肯定会人传人”。在此之前,辖区内的汉正街正是置办年货的高峰期。

1月23日凌晨3点,郭征利在睡梦中被分局值班室的紧急电话叫醒,他才得知武汉1月23日上午10点要交通封城,分局命令他组织警力参与天河机场封控。武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封城,郭征利感觉到事情严重了。他凌晨4点赶到单位,通知所里全部43名民警、20名辅警到岗。早上6点半,派出所教导员吕刚带着15名民警赶往天河机场参与封控行动,郭征利带着余下民警上街道、社区巡逻维持治安。所里一位24岁的女警察家在外地,本来已经调休准备1月23日回老家过年,早上8点车已经开到出城的高速路口,被电话召回参与值班。

郭征利回忆,1月23日至1月29日的封城第一周,大家对新冠疫情所知甚少,民众焦虑,警察也焦虑。封城的第一天,不少人想离开武汉,当时高速公路路口还没有完全封闭,数十名汉正街的外地商户一窝蜂挤到派出所,要求警察开离汉证明。

“我们从来没有开过这种证明,不知道怎么弄。”有不满的居民和民警扯皮起来。郭征利和吕刚他们只能尽力安抚,“你看,我们都全部在岗,跟大家一起共渡难关”。

在第一个星期,派出所民警接到的任务就是协助街道和社区干部了解辖区内居民的情况,由于地处商贾云集的汉正街,周围居民楼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外地客商租住,有多少本地常住人口,有多少滞留在汉的外地人,有没有出现发热情况,等等。

最让郭征利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月27日,一名社区民警CT显示磨玻璃状。这名51岁的民警在封城后就和社区干部一起上门入户摸排居民发热的情况,1月25日大年初一出现发烧咳嗽情况,1月27日去医院检查CT显示肺部感染。但医院一床难求,只能在留观室等着床位。郭征利急了,每天不停打电话,向街道、向分局、市局反映民警工作中感染住不上院的情况,得到的答复也只能是先等着。

派出所党支部商量,取消了每天的单位办公,民警们依然如常到社区排查工作,但郭征利和吕征明显感觉到所里气氛有点恐慌,士气有点消沉。“那是最难熬的几天,我们心里也没有底,只能要求大家守在岗位上。”1月31日,好消息传来,感染的民警终于住进医院了,所里的人心才安稳下来。

自1月23日市内公共交通暂停后,1月26日始武汉中心城区又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发热的居民没有车去医院看病,120急救车要排到几天之后,这成了当时武汉市民反映最大的问题之一。1月28日,郭征利接到上级指令,1月29日起,派出所派出两台警车参与运送发热病人。

郭征利和吕刚清点了所里库存的物资,700个普通的一次性口罩,一斤84粉末,两瓶95%纯度的酒精,五套防护服,没有护目镜。郭征利很焦虑,五套防护服,四名运送民警一天就消耗完了,第二天怎么办?

教导员吕刚记得,1月28日晚上,支部成员在微信群里商量怎么把95%的酒精兑成可以使用的75%医用酒精,大家讨论了大半个小时,每个人都计算了一遍,最后达成共识,先往瓶子里倒10厘米的酒精,然后再加水到13厘米。“封城时完全没有准备,物资真的是紧缺。”吕刚说,好在1月29日上午,分局又下发了一批防护物资——十套防护服、四瓶75%医用酒精和两瓶84消毒液。

谁去开警车帮助运送发热病人?工作群沉默了一小会。当时大众对新冠病毒还知之甚少,派出所那位感染的民警还在留观室没有床位,阴影压在每一位民警的心头。

郭征利点了四名民警,没有人拒绝。1月29日,四个民警往医院运送了六名发热病人。回到派出所,参与运送的民警脱防护服时,手在发抖。同事们对他们从头到脚进行消杀,用的是头一天晚上大家自己动手兑水的酒精。

“你说怕不怕?肯定怕。”郭征利对记者挺了挺腰板,说:“但是大家都怕的时候,警察不上谁上?”

2月2日,武汉市启动对新冠肺炎确诊、疑似、发热及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的集中收治和隔离工作,以区和街道为单位征收部分酒店、招待所等民用设施,对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进行集中收治,对疑似患者进行集中隔离。这些工作压在了社区的头上,而社区干部人数远远不够,也已经是超负荷运转,又缺乏转运车辆,基层民警再次整建制的冲在了最前面。新安派出所所在的硚口公安分局要求各派出所落实每台警车“一名公安民警负责驾驶护送、一名社区干部负责协调医院、一名病人家属负责陪同看护”,社区转运车辆不够,警车来送;没有家属陪同,民警陪同;患者思想上有顾虑,民警帮助解决。

2月2日和2月3日,新安派出所各转运了六名发热病人。这前两天是派出所民警轮流参与转运,郭征利担心参与转运人员过多,万一感染,派出所会瘫痪。2月4日,派出所组织了五名民警成立转运突击队,专门负责发热病人转运工作:两人专门负责开车运送病人,两人负责消杀,一人负责处理涉及疫情的案件。

彼时武汉医院床位依然紧张,转运的患者大多先送去隔离酒店。有的病人担心酒店住宿和医疗条件差,不愿意去,甚至有脾气火爆的对社区工作者骂骂咧咧,推推搡搡。民警上门做思想工作,苦苦婆心说大半天,才能说服。

郭征利回忆,警车转运发热病人的工作到2月中旬基本结束,此后零星有几例转运发热病人,他们派出所总计转运病人70人次,甚至有一次转运突击队还接到区防控指挥部指派的任务,帮助转运辖区外其他街道的发热病人。“别的辖区转运任务太重,忙不过来,我们去支援。”郭征利说。好在防护到位,参加转运工作的民警无一感染。

转运工作不仅充满风险,而且极其繁琐,考验耐心。2月6日上午,郭征利收到社区求助电话。一对七十多岁的老两口,婆婆是确诊患者,爹爹CT显示大白肺,还没有做核酸检测,是高度疑似患者。爹爹不小心摔倒了,婆婆一个人扶不起来。郭征利带着突击队员上门,两名退伍兵出身的突击队员穿着防护服,一起把老爹爹从地上抱回到床上。

解决了居民的求助,郭征利觉得事情没做完,他给街道打电话,说老爹爹情况危急,急需送到医院。但老爹爹没有等到住院的通知,当天下午就在家里去世了。民警和社区干部又联系老人的三个儿子,他的儿子们均表示不方便赶来,委托社区和派出所处理老人后事。民警和社区联系专业消杀人员,一直忙到2月7日凌晨一点多,殡仪馆派车将遗体从家中抬走。派出所教导员吕刚担心头天上午还抱着老人的民警心理上受冲击,又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思想工作。

2月14日,派出所另一位民警也发烧了,这位民警和社区干部一起上门摸排情况,和他有密切接触的两名社区干部先后感染了,他随后也确诊了。好在此时医院床位已经不太紧张,感染的民警很快安排住进医院。

也是在2月14日,新来的市委书记要求向最后清零发起总攻,不留任何死角。派出所的工作任务集中在与社区和下沉干部逐一上门排查“四类人员”情况,他们面对的主要难题是一些病人不愿意去隔离点,躲在家里逃避排查,经常敲半天门无人应答。民警只得去看电表,电表在转动,证明家里有人,再接着敲门。终于居民打开第一层门,隔着防盗门警惕地看着他们。“他们认为我们经常入户串门,担心我们带着病毒。”郭征利苦笑道。辖区内有一对老夫妇,爹爹是疑似患者,腿脚不好,拄着拐杖。教导员吕刚带队上门做工作,特地带了一辆轮椅,把隔离酒店的单间和一日三餐的照片给爹爹看,最终才劝得爹爹同意进隔离点。

经过反复大拉网高密度排查,武汉终于实现“四类人员”基本清零。但基层警察依然一刻闲不下来。自2月17日,武汉市各住宅小区开始实行最严格的封控,除了病重的人、生孩子的人以及防疫人员,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外出。新安派出所的民警被安排在辖区内六个社区的八个卡口值班。

大多数民众对小区严格封闭管理虽然理解,但人在家里待久了不能出去,难免有情绪,日常生活也诸多不便。社区民警又投入到为居民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琐碎杂事上来,帮群众团购菜,甚至买指甲剪、买煤气等等。

“以前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打击犯罪、维持治安,这次疫情把我们和民众的距离拉近了,要事无巨细地为老百姓的生活服务。”郭征利盼着疫情尽快结束,封城40多天,他就想等疫情结束,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

但他知道工作远没有结束。“我们支部开会讨论,下一阶段的重点是更细致的安抚工作。”郭征利说,眼看着预定的3月10日复工日期很可能还要后延,本地居民心态还好,滞留在汉的外地商户急着想回家,还有他们在汉正街租的店铺摊位几个月不能营业,租金损失惨重,他们囤的商品过了季卖不出去砸在手里,又是很大的损失……“这些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但我们需要了解情况向上反映,防止将来变成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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