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黄冈日记①|“穿防护服戴口罩和护目镜”的人突然来了
原文链接 备份链接 特邀作者 杨梅 程定琴 郝诗光 金昊 澎湃新闻记者 方岸 杜心羽 吴佳颖 整理 2020-03-06 07:12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编者按】 新冠病毒给湖北乃至全国带来一场危机,黄冈是这场疫情的重灾区之一。在这场 …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3月6日晚,申军良从济南抵达广州增城。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3月7日晚,申军良终于见到了被拐15年的儿子。
15年前,申军良的儿子申聪还只是一个刚满周岁的宝宝,如今成了身高一米七的大男孩。他在广东一所乡镇中学读初三,健康、阳光,爱打篮球。十多年来他并不知道,自己竟是个被拐卖的孩子。
“今后我一定要好好补偿他,补偿欠他15年的父爱。”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这次见面,他给儿子准备的礼物,包括一套从里到外的运动品牌新衣服,还有5个N95口罩。
此次认亲,是否意味着申聪被拐一事划上句号?申军良不这么认为。一方面,今后申聪在哪一边生活,亲生父母与养父养母的关系如何处理,还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另一方面,申军良觉得儿子被拐一案还没有槌音落定,“所有拐卖我儿子的人受到严惩,梅姨也落了网,这个事才能算划上圆满句号。”
可是,被申军良认定为拐卖案重要中间人的“梅姨”,真实身份到底是谁?这依然是待解的谜团。
“这次真的是百分之百了”
警方找到申聪的这一喜讯,申军良是在2020年春节前夕得知的。
那是1月15日,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分局新城派出所的民警给他打电话,了解他的住处,并核实他是否为寻找儿子提供过DNA信息。通话后申军良才反应过来,马上打电话给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的办案民警,证实了“天大的喜事”——儿子申聪找到了,DNA比对信息完全符合!
当时申军良马上打电话给澎湃新闻记者。“我兴奋得不行了。站也不行,坐也不行。”申军良激动得几乎哽咽,他一手拿着手机,一手不停地捶打身边的床垫。“可能捶了有几百下,”他笑道,“我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发泄。”
在那次“报喜”的通话中,申军良强调:“这次真的是百分之百了,假不了。”
十多年来,申军良因为“发现儿子”这类消息,空欢喜了很多次。
1977年出生的申军良是河南周口人。2005年他在广州增城一家企业务工,与妻子以及儿子申聪在当地租住。申聪是那一年1月4日被“明抢”的。后来警方查实,当天两名男子趁申军良不在家,闯入其租住的房屋,捆绑他妻子,然后将一周岁的申聪从床上强制抱走。
申聪一岁前的照片。 受访者 供图
因为失子之痛,申聪的母亲一度精神失常,申军良则走上漫长的寻子之路。他变卖了家中房产,投奔山东亲友,并筹钱到广州、东莞、珠海、深圳等地寻找儿子,十多年张贴寻人启事80多万份,欠债50多万元。
申军良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坚持寻子十五年。有时候找不到任何线索,不知往何处寻找,他会将手机放到水泥地上轻轻一转——手机头指向哪里,他就往哪个方向前进。
2016年3月,牵涉拐卖申聪案的张维平、周容平等5人被警方抓获,这给身心俱疲的申军良注入“强心剂”。起初张维平向警方供称,他把申聪卖到增城的湘江路一带。于是申军良到湘江路周边挨家挨户找了几个月。他住宿的那家旅馆老板同情他,将每天房费从80元降至45元。
有一天,一位女居民悄悄告诉申军良,她的闺蜜在2003年买过一个小孩,可能是申聪,就在申军良所住旅馆的对面中学读书。于是申军良按提示观察那男孩——皮肤白白的,双眼皮。“孩子年龄以及拐卖的时间、地点都吻合,我觉得肯定没错。”申军良于是将孩子信息提供给警方,然后天天爬在旅馆的窗户边,寻找“儿子”上学、放学时出现的身影。可后来鉴定结果出来,那孩子并非申聪。
2017年夏天,希望又来了。“人贩子”张维平交待,他把申聪卖到了河源市紫金县。于是申军良将寻子的“主战场”锁定在紫金。
在紫金县一个镇上,有人向他反映,镇中学一名初中生是其家人以前“买”来的。他便租了一辆面包车停在校门口观察。“那孩子身材瘦瘦的,脸型轮廓像我弟弟小时候。”申军良悄悄拍了对方一张照片,发给一位有名的模拟画像专家判断。“他说相似度有90%。”申军良于是深信不疑。有段时间,帮助他盯梢的一位线人,每天向他报告“你儿子上学去了”“你儿子刚刚放学出来……”弄得申军良心里“痒痒的”。
可后来的DNA比对结果出来,这一个男孩也被排除了。“当时太失落了,觉得心里很痛。”申军良说,此后他得到类似消息,都会有意识地控制情绪,不敢让自己太兴奋,“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直到2020年1月,寻找儿子的15年梦想,终于照进了申军良的现实。
申军良在济南的租住屋内翻看行李箱的寻人启事。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图
跨省认亲,疫情时期的特殊之旅
1月15日得知申聪的消息后,申军良马上向广州增城警方提出,希望接申聪回家过春节,民警告诉他,尚有许多工作细节要落实。
距离2020年春节一周的时候,广州的办案民警赶到山东济南,向申军良简要反馈案件进展,并商讨认亲计划。
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据民警透露,申聪在一所乡镇中学读初三,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都在上学;其养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家中生活不大宽裕。
“我有些难过,感觉申聪过得并不好。”申军良说,后来民警安慰他,“孩子身体很健康”,他才松了一口气。这些年他看过被拐孩子手脚残疾的报道,就一直担心申聪的身体是否正常。
申军良和办案民警约好,正月初七之后赴广东认亲。然后,他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河南老家过年。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2岁。“他们三兄弟,刚好隔两年生一个。”申军良笑道。申聪出事之后,有人说“聪”谐音“冲”,是“两滴水把孩子冲出了家”。于是申军良给孩子取名更讲究了,后来两个儿子的名字里,都带有一个“家”字——申军良希望他们扎根家里。
在河南老家过春节的时候,申军良将找到申聪的消息告诉了一些亲友,但瞒着他年逾七旬的母亲,“我妈的性格比我还急,知道了这事肯定天天睡不着,她身体又不好。”
申军良说,今年春节期间他“非常煎熬”,“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变得严峻,他南下广东的计划一再推迟。
那段时间,他每天关注着广东的疫情,还关注着与他熟识的一位办案民警的“QQ运动”。如果看到对方哪一天步行超过一万步,他会马上发信息问对方是否有所“行动”——去找申聪和他养父母了?
3月5日晚上9点,得到警方信息的申军良立马出发。离家之前,他已将租住房的一间屋子腾出来,床板、书桌洗干净,作为申聪回家后的卧室和书房。
申军良带着妻子和弟弟,开着他弟弟的汽车,从济南出发驶向广州。一路上,三人精神亢奋,不停地讨论接回申聪后的安排——比如在济南游玩,是先带孩子去爬千佛山,还是先去看趵突泉?
申军良一路开得很快。“老是感觉速度太慢,就想一下子赶到。”他记得导航语音里很多次传出“严重超速”的提醒,“不知不觉就已经加了油门”。
3月6日申军良抵达广州后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3月6日晚上8点,申军良一行抵达广州市增城区。1800多公里的长途路程,他们开车仅花了23小时——通宵熬夜行驶,饿了吃方便面。申军良开了20个小时,到达增城与澎湃新闻记者见面时,戴着口罩的他,累得几乎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当晚,申军良一行在公安民警的安排下,连夜到医院做核酸检测,以确保未感染新冠肺炎。
申军良夫妇在医院接受检测时,广州警方连夜发布通报称:公安机关已在广东梅州找回申军良的被拐儿子申某,将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组织认亲。
失散15年后的见面:既期盼,又害怕
开车20多个小时到达广州的第一个晚上,申军良几乎通宵未睡。
当晚10点多,他在微信朋友圈发了约一千字的长文。“想了很久却不知道怎么开头,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才能形容我现在的心情。”他在开头写道,“今天跟大家宣布一件喜事,我的儿子申聪找到了!”
申军良在这篇长文中,对侦办、督办申聪一案的警察、领导,以及新闻媒体和亲朋好友一一表示感谢。他在结尾写道:“我终于可以骄傲地说一句:我是申聪的爸爸,我的儿子找到了!”
当晚,申军良的手机几乎被“打爆”,后来不敢再接听,“有两百多个未接电话。”他在所住的宾馆里,一遍又一遍地接受媒体采访,直至天亮。极度疲倦的他却没多少睡意,面对媒体滔滔不绝地聊起寻找申聪的故事,口干了喝口水接着聊,戴着的蓝色口罩几乎湿透。他说话常伴着手势,情绪起伏,时而眉飞色舞,时而神情黯然。
“我恨不得马上见到申聪。十五年不在身边了,我也不知道见到他会是什么场景,我心里既期盼,又有点害怕,”他对澎湃新闻说,“我怕申聪心里一下接受不了,怕他不愿意跟家人走近。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陌生而排斥我们。”
申军良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2019年11月广州增城警方找到另外两名被拐十多年的孩子,组织了亲生父母认亲,但此后双方沟通并不顺畅,孩子至今未随亲生父母回家。
不过申军良坚信儿子会跟他回家。他向澎湃新闻透露了他的“底线”——就算申聪因为中考需要在广东学习生活一段时期,也得先把他的户口迁回老家。
3月7日一大早,申军良的一位同学从东莞赶到增城,送来了申军良让他代购的物品——一套著名运动品牌的衣服,包括内裤、鞋袜。这一套“从里到外”的衣物花费约2千元,是申军良给儿子准备的见面礼——一天前,他才打听到申聪身高约一米七,身材不胖不瘦。此外,申军良还为儿子准备了防疫的5个N95口罩。
当天中午,增城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将申军良夫妇接到刑警大队。闻讯赶来的国内50多名记者聚在门口,等候申军良认亲的消息。按照计划,申军良会和申聪及其养父母见面。
3月7日有媒体援引申军良代理律师的话称:申聪明确向警方表示,强烈要求和父亲申军良回家。不过,此后该律师予以否认。当天下午四点多,申军良终于来到门口,他神情严肃,对着媒体的镜头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并请大家不要拍摄和公布申聪个人形象。他还说,其代理律师说的一些话,并不代表他和家人的观点。说完,申军良在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快速走进院内。
聚在公安局门口的许多记者当时感到,申军良此次认亲或许不大顺利。
3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副局长李光日介绍案情。
当天下午五点多,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召开情况通报会。副局长李光日向媒体介绍,申军良夫妇与申聪还未见面认亲。“还没有见面,到此时此刻还没有,但是我们会安排的。”李光日说,双方见面,还需要情感上的缓冲期。至于何时安排见面,“要看双方的接受度”。
李光日透露,他与16岁的申聪见过面,觉得他很健康、阳光,“他还没表达在哪边居住的愿望。”
直到3月7日晚上10点,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通报:今晚19时许,在双方意愿下,广州增城警方安排了申军良夫妇与失散15年的儿子申某团聚。
张维平拐卖儿童案牵涉包括申聪在内的9名儿童。部分家属出示被拐孩子小时候照片。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划上句号?“梅姨”还是谜
3月7日晚与儿子申聪相认后,申军良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此前他曾告诉澎湃新闻,找回孩子后,他想过平静的家庭生活。“申聪回归家庭后,我们全家会让他过得舒心快乐。”他说,他会重新找一份工作,好好过日子,“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
不过,申军良表示,儿子被拐一事目前还不能完全“划句号”,“希望拐卖我儿子的人都受到严惩,梅姨也尽快落网,这样我也可以安安心心回归家庭,好好生活。”
目前已查明拐卖申聪的张维平、周容平等5人,均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来自同一个村,2018年12月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刑,其中张维平、周容平被一审判处死刑。
此案被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目前还在审理。在二审阶段,申军良夫妇继续表达了刑事附带民事的诉求。
被“人贩子”张维平拐卖的儿童,不止申聪一人。广州市中级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张维平参与拐卖了包括申聪在内的9名儿童。被拐的9名男童中,当时最小的1岁,最大的3岁。
2019年11月,广州警方找回此案中被拐的2名儿童,其亲生父母分别来自贵州、四川。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放弃对9个被拐卖小朋友的查找。”在3月7日的通报会上,增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光日说,“剩下6个小朋友的查找,我们还在开展工作,但目前还没法给大家一个预期。”
而据张维平此前交待,他拐卖的9个孩子,都是通过中间人“梅姨”介绍,卖往广东紫金县等地。
“梅姨”到底是谁?“梅姨当时有四十五六岁吧,短头发,讲白话,说话比较快。”张维平2017年在广州中院接受审理时称,他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是十多年前他在增城租住时,隔壁两位老人介绍认识的。
增城警方2017年11月曾向澎湃新闻透露,民警带张维平去找过认识“梅姨”的那两位老人,其中一人已去世,另一名八旬老者处于痴呆失忆状态。
庭审时公诉人出示的案卷材料显示,办案民警还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梅姨”的前男友。该彭姓男子称,他十二年前曾与一名50岁的妇女交往,六年前没有联系了。据其称,该女子叫番冬梅。
可警方在公安信息网查询,未查到相关年龄范围的“番冬梅”。
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该通报称:绰号“梅姨”的女子涉及多起拐卖案件,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在此次情况通报会上,李光日介绍,2017年以来广州警方接到国内多地群众举报的“梅姨”线索,经逐一核查,均被排除。
李光日说,警方曾根据张维平的供述,核实了“几乎所有的细节”,仍没有查到“梅姨”的身份信息,“目前还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存在的。”
“欢迎媒体朋友和热心群众给我们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李光日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非常负责任地去一一核实。”
本期编辑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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