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期特别篇（疫期市纪委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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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期特别篇》：疫期市纪委检查——

权责对等，这应该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逻辑。但事实上，基层不相信眼泪，但官僚总相信“劝说”。上面的官员们总是相信“劝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甚至包括利益问题，所以当基层问他们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们通常的答案是——劝说。这个问题在基层是广泛存在的：

几年前我还在兼负责农村道路交通的时候，有一位骑摩托车的村民在村道上翻车摔死了，这位村民骑着无证的摩托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没有驾驶证，这样的情况在县级以下地区还是挺常见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你在乡下的通村道路上，看见一辆摩托车从你眼前经过，它同时满足车辆上牌、驾驶证、佩戴头盔三种标准的几率低于30%（我觉得这个数字都保守了）。剩下的这不足30%是因为他们要经常骑车去县城和市区，城里交警查得严，他们不得不配备齐全证件。对于大多数只是偶尔骑车进县城的村民而言，牌照、驾驶证和头盔，他们只有其中一两样，或者直接一样都没有。

县领导准备借着此契机大力整顿农村道路安全，但是交警基本都是负责城区和县道及上公路，这种乡镇道路通常都是由乡镇的交管办负责的。一般情况下，交管办的同事穿着协警的衣服在交警的带领下从事交通管理工作，但没有交警在的时候，就很尴尬了，协警没有执法权，单独进行执法的时候是很容易受到质疑的，对于态度好的受检者而言还好，不管人家回头听不听你的，至少当面态度是好的；有些自以为对制度很了解的，看你是协警，看你是协警，直接就走了，连停下来听你唠两句都不肯，说不定还怼你几句。

这就是权责不对等的问题。

前几天旧路社区书记的书记哭了。鸟语花镇有个特点，村书记基本都是男性，只有一个女性；而社区书记基本都是女性，只有一个男性。女性书记是很感性的，上次城乡环境卫生评比，有四个做得比较差的村被要求上台检讨，三个男性书记上台口号喊得震天响，甚至还幽默了一把，只有北蛙社区的女书记说着说着就哭了，语气里明显带着一股不甘心的劲头。

这次旧路社区书记迟昭平哭了，是因为市纪委在疫情进行暗访，发现旧路有些商店还开着，于是回市里以后在文件里进行了通报批评。通报批评，是会一级一级下达的，一层层怪罪下来，就怪旧路社区没有做好劝说引导工作。

分管领导对迟书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她在当天内关停那几个商店，那几个商店并非餐饮店、麻将馆、网吧等常见的人员密集型店铺，如果是这几类店铺，派出所和工商局等执法部门就直接插手关停了，而是服装店、手机店、电器店这种人流量不算很大的店铺，这类店铺执法部门是没有禁止他们照常营业的。所以最后责任落到了旧路社区委员会的身上。

迟书记很委屈：“你说我们没有做工作吗？那么多店铺，都是我们去做工作劝关门的，可是我们社区有什么执法的权利，还不是靠社区干部反复的去劝说，大多数人都是响应号召的，都把店铺关了。可是就是有那么几户不听劝告的，我们已经去劝告过好几回了，人家不听，我有什么办法？我们又没有权利强制关停人家的店铺？凭什么就通报我们，我们一直以来除了各项工作都是社区里面拔尖的。怎么几个店铺没关，就否定我们的工作，我们社区要是有权力关人家店铺，我们没做，那是我认错，但是我们没这个权力啊，店铺没关应该找执法机构才对，要追究责任那也是工商局和派出所的责任，我们村干部有什么权力执法？”

迟书记的委屈很典型，没有权力就没有义务，没有权力就没有责任，权责应该是相互依存的。正好在这里讲一下使我离开“疫情防控办公室”的最后一根稻草，即当时和同事白洋、吕后的分歧。

白洋和吕后都是平时政府里面的活跃分子，三十岁的女人在单位里总是能左右逢源，她们也不例外，这也养成了她们比较自我的性格。当然，我的性格里也有很多自我的成分，这也导致了我们是无法共同合作下去。

当时杜玉门是疫情防控办公室主任，我任副主任，白洋和吕后以及其他人为成员，但白洋和吕后很有个性，他们总是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觉得集思广益这很好，但是当大家意见不定的时候，总得有一个人拿主意，杜主任不管业务细节，所以这个事情自然由我来拿主意。但白洋和吕后似乎并不听我的，依旧我行我素，为了工作正常推进，尽管我认为她们的意见是未经过充分考虑的，但我还是转而听她们的意见，以求整个办公室能朝着统一的方向走。但结果并不理想，因为当天没有按时交表格，我们接到了两个通报。

领导们纷纷来质问我。我想很多组织者的共同选择，我们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下属，这样会显得我这个组织者很无能。所以我并没有办法当场告诉领导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且无法有效的组织大家协同工作，本来就是我这个副主任能力不足的表现，这个锅是丢不掉的，没得洗。

于是被领导骂了以后，我憋了一肚子火，正巧上面催表格的通知又来了，这次我下定决心要按照我原本的计划进行工作，而白洋和吕后当场反对，我的怒火一点就炸，于是我们当场吵了起来。最后杜玉门拍板，决定还是按照白洋和吕后改良后的方案继续推进工作。

我短顿时心中万般委屈。我认为事情是这样的，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出了问题，我来承担后果，要挨骂要处分都是我的锅；但是不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按照她们的想法去做，那么出了问题，就应该是她们的责任。凭什么我来当这个副主任，我来承担责任，却要按照一个我不认可的办法来做，出了问题全都来骂我。

第一次这样，我认了，那是我组织不力，没能把大家有效的协同起来，但第二次还这样，我就不能接受了。于是我回到家一直用拳头打墙，大概十几下之后就不行了，还是墙比我的拳头硬，我两手拳头关节到现在还是淤青的，手机打字时关节是不是还疼一下。咆哮了半天，邻居倒也没投诉，倒在床上，给黄书记发了那条短信。

讲这个故事也是想说明，权责需要平等，一个做决定的人必须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不然做决定的老是白洋和吕后，出了问题被骂的总是我，那她们就永远不会真正引起重视。只有会挨骂的那个人，才会真正有动力圆满完成任务。

这次市纪委疫情检查，鸟语花镇被通报的不止旧路社区，还有梯田村。梯田村被通报的理由是：检查组检查了一户外地回乡居家观察者，发现这家四口人在家里居然没佩戴口罩，吃饭也是聚在一个桌子上吃，没有实行分餐。于是在检查后的沟通会上，市纪委将此情况与县领导进行了交换。县领导大为光火，要求鸟语花镇立即整改。

说实话，这个现象我不知道各位读者怎么认为，但是我觉得是正常的：各位读者试想一下，如果你老公（爸爸或者儿子）在外面打工过年回到故乡，政府要求你老公（爸爸或者儿子）在家自我隔离14天，那么请问，你会全家人天天在家里带着口罩吗？你会做饭的时候实行分餐吃饭吗？你会和你老公（爸爸或者儿子）说话时不小于1米远吗？

当然，我承认，市纪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科学的，但不现实，我猜绝大多数读者的家庭都不会这样做。而且作为政府，我们既没有权力强制要求别人这样做，即使有权力也无法实施，也没有很好的监管手段，毕竟那是在人家的家里面，我们不可能在他家里面安一个摄像头，然后让人每天盯着屏幕监视。所以，我觉得市纪委的同志能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的话，就是脱离群众太久了。

或者就是我猜错了，绝大多数读者的家庭都会按市纪委要求的这样做，那么就是我脱离群众太久了。那么请各位读者你们告诉我，你们会这么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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