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外籍HIV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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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维/作者

安东/编辑

白桦/审核

在你们之前，我经历过。经历了这场瘟疫之前，我已经饱尝了瘟疫之苦。在这些漫长的岁月中，至少我始终是个鼠疫患者。 — 加缪，《鼠疫》，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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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ny 走出火车站，这个北方的中国小城落着纷扬的雪。他从东南亚来，在小城做英文外教的工作。元宵节前的城冷荡空寂，Sunny 才得知疫情中的封城政策：公交停运、交通管制，路上没有一辆出租车。他与同列车的旅客被困在车站，有人直接步行回家。Sunny的住处太远，他已经半天没吃饭，也没有水喝，此刻浑身发冷，他无比恐惧。最后实在没办法，他报了警。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2020年春节笼盖中国大地，手忙脚乱的治理中，锁城成为最直截而常用的防疫手段之一。Sunny 生活的城市亦然。但公安帮不上忙，「他们太忙了，疫情下有很多事情要做」，Sunny 用初学的中文向电话那头发出请求，但被回绝了。

深冬白茫一片，他才在车厢中看到半途飘起雪花，转瞬雪愈来愈密，几近将视线掩埋。本来热闹欢喜的春节，Sunny没有料到从故国来华的一路，都是如此肃杀。

Sunny 转而求助于他所工作的学校领导，最后是学校的职工开车去接他。「领导有关系」，因而被允许破例驾车上路。Sunny 得以脱险，生活也逐渐步入安宁正轨。

Sunny的一顿晚饭

在此之前，他已在两个城市中，和疫情下的中国人一样目睹新冠病毒冻结的日常生活，更和所有困于疫灾的艾滋感染者一样，他也遭遇了抗病毒药物中断的跌宕时刻。

N城是 Sunny 从东南亚飞到北京的中转站，他想在回到小城之前在首都玩上几天，和朋友见面。「不知道为什么，我爱北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去过上海，那儿很繁荣，很现代，但是和北京不一样。……我跟朋友说过，我的心脏在北京，而北京是中国的心脏。」提起北京时，Sunny 的言语中流动喜悦。

Sunny在春节假期时回了一趟家乡，只呆了一个星期。那时，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严峻开始见诸世界报端，「所有的家人都劝我不要走。」但他想，正是因为疫情严峻，才需要赶紧回中国，「因为航班停运是迟早的事。到时候我就回不去了」。临别前，Sunny 的父亲给了他一大袋的口罩。

虽然早就了解疫情的存在，下飞机后的情形还是让 Sunny 有些惊讶：每一个乘客都要量体温、逐个排查。Sunny 浑身衣服裹得严实，微微出汗，也许是因为这样，体温计的度数高于了37度—他查了两次体温，一次是36度，一次是37.6度。Sunny 被怀疑被感染了新冠病毒，连带着他的左右乘客一同被送到了N城的医院隔离。

在医院，医护人员最终告诉 Sunny, 他的身体一切正常。松了一口气的Sunny 环顾四周，「太多人了！」—门诊挤满了求医的人。

错过登机时间的Sunny 慢慢感受到瘟疫下的紧张气氛，他也开始担心，自己携带的药物是否充足，能否支撑他回到工作的城市。作为 HIV 感染者，他需要每日定时定量服用抗病毒药，以维持体内的病毒载量。而根据之前的预期，他只带了一周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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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人一旦断药，会让体内的病毒载量反弹，可能面临病发的危险。不按时服药产生的耐药性，将导致病人需要高价自费购买防艾系统之外的其他药物服用，甚至可能无药可治。按时服药，对于HIV携带者维持生命健康至关重要。

在N城短暂停留后，Sunny 终于到了北京，见到了他的同乡朋友。在首都，冷峻更甚一筹，「这根本不是北京，路上完全没有人，太安静了！」酒店在疫情下不接待外籍人士，「在平时，也很少有酒店接待外国人，除了一些连锁酒店。」好在，他可以先住在朋友家，虽然一旦室友回京，他就不能继续住下去。

白桦林准备寄给HIV感染者的药品

在此期间，他联系了一个名叫“白桦林全国联盟”的NGO，询问可否提供一些药物。白桦林是一家致力于支持艾滋病友的社区组织。春节期间的疫情，使得很多人滞留异地，如Sunny 一样面临断药的危险。幸而民间有公益机构展开支持行动，就如白桦林所做的，通过覆盖全国以至全球的志愿者网络，发起互助，帮助缺药的求助者。

「这几天，借药的人像炸了一样，特别的多，忙都忙死了。多亏各地志愿者的协调，或者各自在地协助，或者让他们告诉我求助者的地址，我们从北京发包裹把药寄过去。」白桦林的创始人白桦说。

白桦收到Sunny 的请求后，立即嘱咐他到机构办公室取药。Sunny 只要了七天的量，但几天后，他不得不又去取了一回。「同事告诉我，那边封城了，商店也关门了，近期不建议我回去。」Sunny 因此继续在北京多留了几天。这次白桦给了他一个月的药量。

「Sunny 非常激动，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他的词汇很丰富，说什么『你是神派来的天使』啊这些赞美的词，还说，上帝会保佑我们。」白桦笑着回忆，「我也记不太清那些英文词了」。

白桦林全国联盟从2011年成立至今，已走入第十个年头。白桦说，每当他觉得想要放弃当下在做的事情，总是因为受助者的鼓励、感谢、称赞而得到安慰和支持，才坚定了要坚持下去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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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中国办公室同样感受到困境中的艾滋病感染者们深切的沮丧与孤立。「我们的微博上经常有人发来私信，担心自己死在家里，特别地急迫无助。很多人带了一定量的药物返乡，没想到药物吃完了，却没法按时回去，」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

求助者的叙述，可以了解到取药之难。「有一位求助者在湖北宜昌的，他开了证明去到现在所在地的疾控中心，但是抗病毒药物已经没有存货了，可能因为当地原来就药不多。于是疾控中心让他去另一个地方取药，但那儿已经关门了，」这位工作人员说。不独湖北，全国各地都有正在遭受相似境遇的人发出求救。

新冠肺炎中，许多地区封路封村，被困在家中无法获取药物的艾滋病人陷入惶恐。疫中出台的新政策是，HIV 感染者可以于异地领取免费抗病毒药物，不必要回到原来的属地。但现实状况要复杂得多：各地的封锁使得需要药物的人出行受困，难以抵达各地的取药机构；尤其是偏乡地区，当地本就缺少药物储备，或在新冠疫情下医疗人员短缺，病人更是投靠无门。

加之，艾滋病仍是贴满污名的受歧视的疾病，面临断药之急的他们往往只能独自承受一切的焦灼与不安，也难以向身边人倾吐——如苏珊·桑塔格说，「疾病最大的不幸是孤独」。

白桦在准备寄给病友的药品

白桦对此深有感触，「在农村里面的人出不来，他们千方百计不想暴露自己，有走了三十公里去取药的。有的人说，宁愿死在这，也不愿意公开自己是艾滋病人的身份。」

鉴于形势严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办公室开始与在华的合作伙伴协力合作，保障疫情中艾滋病人的各项权益。在发布包括政策解读和科普指引等各类相关信息的同时，也积极向求助者提供转介支持，帮助面临缺药断药之风险的病人得以对接各个社区组织，获得帮助与指引。白桦林全国联盟就在新春假期中，承接了许多艾滋病规划署的求助者。

一年前，也是联合国艾滋病署将白桦林转介给了Sunny。那时Sunny确诊自己感染了HIV ，陷入无助和绝望之中。「我一个人在中国，感染了HIV ，我觉得我就要死了。」手足无措的Sunny求助无门，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了母国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描述了自己的状况。最终，在多方沟通下，由艾滋病规划署中国办公室联系到了Sunny，请白桦林全国联盟为他提供帮助。

白桦林多年来有在耕耘在华的外籍艾滋病友的社群，为他们提供基于英文的服务与支持。Sunny被告知了关于艾滋病检测、服药等相关的知识，也介绍了Sunny所在省份的友善医生与英文志愿者。

 4

Sunny是偶然间发现自己感染了HIV的。

他记得清楚，是他过完生日的隔天。一个周末，他到同城的朋友家去做客，朋友下厨为他做了饭，给他庆祝生日。「本是非常高兴的一天」，Sunny回忆，「但在无意间我看到一大包药。我很奇怪，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药？」他看到包装盒上的叙述，是治疗艾滋病的药物。

「我感到非常难过。我的朋友在承受着什么？他有艾滋病吗？」Sunny 难以置信—艾滋病，本是离生活很遥远的事情。他掩藏低落的心情，直到入夜以后。「告诉我，你是不是得了艾滋病？你是不是要死了？」Sunny 忍不住开口，一开口，他就哭了出来。

朋友向他讲了自己被感染的故事，也安慰他，自己没事儿，而只要自己按时服药，就能过健康人的生活。

为朋友哀恸的同时，Sunny也自然地想到，自己是否需要去做个艾滋检测。在此前，他曾和一些人有过一夜情。他从网上买了试纸，不成想测试结果令他昏眩：阳性。

Sunny来华做外教之前是在线英文教师，他的学生多是中国人。「最初我只是把他们当成给我发工资的人而已。」但后来，他和一些学生成了好朋友，「他们问我说，Sunny，你什么时候来中国面对面给我们上课呀？」这让Sunny萌生了来华工作的想法。

Sunny居住的城市

在北方小城工作，Sunny渐渐喜爱上这个国度。「我非常喜欢在中国的生活，真的。这里的人，这里的文化，这里的感觉。我把小城当作我的故乡，虽然我接下来想要去北京发展。」他在当地交朋友，也认识了在华的同乡人，去过好几次北京旅游。「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要去北京读书，和我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北京。」

但他所有的愿景被突如其来的疾病击碎了。Sunny陷入痛苦的低潮，不论他的人生规划，眼前最茫然的是他要如何开始治疗。

在中国，外籍人士不能获得免费的HIV 抗病毒药物。虽在NGO的帮助下了解到购买渠道和服用的药物组合，但高昂的药价意味着，如果每个月花大价钱买药，Sunny 将失去他大部分的储蓄，无法寄钱回家。

幸运的是，与Sunny 同为艾滋病人的朋友求助于当地的病友社群，帮Sunny找到了一位愿意无偿提供药物给他的朋友。「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我才慢慢恢复既往的生活。」重谈往事，他喉头哽咽。

「我现在很好。」Sunny将自己的病情告知了老板。「他对我很好，知情之后没有辞退我，还是把我留了下来。」

「我努力地活得跟常人一样。最开始很难，因为我一直在自我否定。后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学会了自我接纳。我想要的，只是如常的生活，生活得如同我感染前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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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常，阴郁却未真正散去。而那并非来自于疾病本身，而是疾病之外。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已让 Sunny 体内的艾滋病毒载量达到了持续检测不出的水平，意味着不具传染性，也确保他身体的康健。然而，血液检测仍然能够识别出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而他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他入学的障碍。

「我理解政策有其考量。但我仍然会觉得有些委屈；我是在中国被感染HIV的。我真的非常伤心，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

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之下，艾滋病实与慢性病无二致。然而，重重的污名包裹着此，公众舆论中，仍然存在着将艾滋病的「他者」化想象：艾滋病是同性恋病；艾滋病是滥交病；艾滋病是非洲留学生病；艾滋病是外国人病……性取向、种族的标签，道德的谴责，贴附在这个单纯的疾病，其背后是无数活生生地承受着歧视与孤独的艾滋病人。

2010年，中国取消了对患有艾滋病、性病、麻风病的外国人的入境限制，这一人权的进步，获得了国际赞誉；允许感染者入境，已是140多个国家的通行做法。但在国内，有如将「艾滋病人数暴增」归因于取消入境限制后涌入的外国人（尤其是非洲留学生）的反科学论调时有出现，可见大众对艾滋病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事实上，检测的扩大才是国内感染者数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

中国性学学者张北川教授就此指出：「将中国艾滋疫情上升归结于外国人是过分夸张，同时也反映出大众对于艾滋病毒的无知，以及对外国人的异化和排斥。」

关于艾滋病人入境居留的相关政策，必然包含公共卫生、医疗财政、疾病控制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考量，然而，如何看待疾病，如何对待病人，仍是一个进步中的社会需要深入思考的议题。

2020年的元宵节，Sunny 没能出门去朋友家一起过节。同事给他发节日祝福，拍了自家煮的汤圆。疫中在家，Sunny还怀念公园里的一位老先生，「他是我的书法老师。」以往 Sunny 常到公园里去找他，一起在地上写毛笔字。Sunny家中挂着老先生送他的字帖，是一首Sunny的汉字名的藏头诗，裱得很美。

过了元宵，Sunny 也复工了。他要在家录制视频发给学生们，作为肺炎时期的在线教学。生活开始忙碌起来，他盼望着瘟疫消去的一日，想要去朋友家做客，想要到公园学习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