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区为界，肺炎疫情下被限制的人口流动 – 所有的鱼

• 原文链接
• 备份链接

Skip to content

Posted bycks1038289February 19, 2020Posted inUncategorized

新冠肺炎蔓延时，对人口的网格式排查、管控在多个城市发生。武汉“封城”数天之后，全民普查开始进行，对“四类人员”分类进行收治和隔离；2 月 14 日开始，所有小区除就医和防疫工作人员外，一律不许外出。春节假期结束，企业陆续复工，深圳、成都、兰州等城市也宣布，对小区里的外来人口进行“封闭式管理”。【1】

这种情况下，居（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比以往更频繁地参与进中国人的生活、成为显眼的存在，也成为社会对抗疫情的第一线。他们负责维持社区中的秩序，将求助者和医疗资源对接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过去几年中，中国地方政府强调的基层治理想要达到的目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却发现社区很难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杨羳目前住在湖北省咸宁市的福星城小区，距离武汉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武汉封城几天后，这里成为咸宁第一个全封闭式的小区；他所在的楼栋因为出现一例确诊而被完全封锁。当时，地方媒体还对这个小区封闭后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报道，表示在临时组织的党支部志愿团队下，一切都在有序运转。但杨羳说，实际上生活物资的供应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政府承诺配发的物资，比如体温计、消毒液和口罩，发放的方式是在群里报名，通常一个小时内就会截止。居民的所有需求都需要通过这个群来进行上报，这让他需要不断地去关注群内的消息，害怕错过重要的通知，“整个人感到很焦虑”。

小区封闭后，外送的货品不再能够送达，社区让他们必须用一个指定的 APP 下单买菜。上面种类单一，配送时间也不稳定，前期还出现过严重的运营问题，导致无法下单；菜送到小区后，从小区门口到各个居住单元的配送，也没有人负责，一度陷入混乱。

武汉江汉区一街道处于汉口的核心区域，副书记王珊和我们描述了这里基层运作的情况。她表示，在整个疫情反应的过程中，街道都没有被事先通知。绝大部分指令都和普通市民在同一时间接到，有些甚至还是先从新闻、公众号推送里得知的。

“（1 月 23 日）之前还在安排说去哪里吃年夜饭，突然就说封城了。但也没有人跟我们说要怎样上班，只说排班会比平时密集一些。被叫去单位的路上我们都还在说，那怎么回来呢？”

信息的滞后导致基层陷入应激的状态，他们无法回答居民的困惑，对于政策的不断变化随之而来的诸多新问题，也只能随机应变。社区分诊的要求在最初下达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流程，他们需要自行摸索，不断试错。“后来就感觉整个医疗系统都很崩溃，直接说我不知道你可以转移到哪里。社区医院把一个空的转运单给居民，让居民问社区转到哪里。你说这是不是很可笑？”

街道社区的层面，他们只能做到病例的上报和转运。但初期很多病人即便被送到医院，也会因为没有床位又被打回社区。区指挥部和医院信息的不一致，床位的急缺，导致社区按照名单送去医院的病人也不一定能被收治。之间的反复对于患者，尤其是一些上年纪的患者，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是极大的煎熬。“他会觉得就像是被抛弃了一样，我们辖区就有极端的现象，有些人反复无法被收治，跳楼、上吊的，这里就有两、三例。”

“我们就只能往医院送，告诉他别回来，没有床也别回来。在那儿等，然后就可能排的上。很多人连送都送不进去，进去是一道坎，进去以后等床位又是一道坎。我们有很多进去的，是自己死缠烂打你知道吗？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真的就是这样。”

在王珊看来，从一开始，对于疑似和确诊患者的转运就不应该让街道和社区负责。“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知识和防护手段，我们的车都是敞篷的，都是电瓶车。”在街道的电瓶车坏掉之后，他们不得不改装了一辆运货的小皮卡，里面搭一只条凳，来用作病人的运输。

但因为“属地管理”原则，社区成为直接问责对象。在这次疫情期间，官方三级就医流程的不通畅，导致许多患者或患者家属不得不通过社交平台进行求助，舆论关注为一些人打通了难得的救生通道。其中也有一部分 ，是被送到医院后没有床位而进行求助，最终这些需求又返到社区手上。“因为属地管理的问题，别的部门就会追着你，让你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就很无奈，因为我们解决不了，最后这就是一个压力的循环。”

对内，社区艰难地起到维护社区秩序的功能；对外，封闭举措却又成为人们寻求帮助的阻碍。

杨羳平时常住在武汉市内。1 月 23 日封城的前一天，他从武汉开车前往咸宁办事。两天后，当他试图驱车返回时，发现国道在早于政府通知的时间就被提前关闭。于是他决定绕开国道走土路上高速，开到一半，发现前面的村庄堵住了村口，又只好调头往回开，没想到刚刚路过的另一个村庄，就在过去的十分钟里也堆砌土石，截断了路面，“前后几百米的一小段，我就被堵在中间，出不去了。”

“我跟村干部说，我回到那边去那个村子也封路了。他回复说，那你上那个村我就管不着了。”他感到无计可施，最终还是一名过路的村民指了一条小路，才得以返回咸宁的住处。

各自封锁的管控举措成为疫情之下控制居民出行、人口流动最直接的方式，住宅区域成为最基本的流动边界。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身份和出行信息都会被基层组织知晓登记，他们再依据标准不一的规定，对居民进行行动范围的限制。一些原本是开放式的小区或村子，用木板、砖块等各种手段对小路进行封堵，只留下有专人不间断卡点的一个出入口。

防疫变成一场相继封锁大门的赛跑，并且从 2 月初开始明显加速。湖北省以外的多地，包括温州、临汾、南京、福州都开始采取类似的举措——封闭式管理，公共交通设施暂停。

福星城小区居民经历的困窘状况，在武汉市内也同样存在。随着 14 日居住小区全面封锁，部分地区的商超不再接受个人订单，而必须通过社区团购。微博上就曾出现求助信息，内容是老年人因为无法适应手机下单而陷入困难。

在小区被封闭的无助的情况下，杨羳感到一种新的人情网络开始出现，就是居民和管理者的关系。比如，一些与物业有私交的居民，会托他们帮忙把快递拿进来，或是去旁边的大超市代购商品。“因为政府没有讲原则，就逼着每个人不得不屈服于这种私人关系，这让我觉得我的个人的尊严也受到了损害。”

原本由公共设施织成的生活保障的网络被打破，社区成为人们必须求助的对象，事务拥堵，行事效率变得低下。而当具体的任务执行都压到最下面一层，管制手段和人们就医、生活、返工之间的矛盾也积压到社区之上，形成又一种“压力的循环”。

社会学学者郦菁在《官僚体系与公民社会，谁是肺炎危机的答案？》一文中指出，封锁举措的本意是尽快切断传染链条，但也间接导致了制度化的社会保护网络同时急速崩溃。【2】

“对于社会网络的依赖，通常是极具阶级性的。那些没有车的，没有房的，没有经济资源的，没有各种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的人群，现在被迫艰难地生活在社会孤岛之中，甚至丧失了栖身之地；而那些患病的，年迈的，残疾的，甚至连亲属网络也暂时无法依靠。”

中国基层治理制度的演变，本身就与控制人口流动紧密相关。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作为唯一的管理主体，凭借“特殊公共权力”控制和支配整个社会，通过单位对职工、通过街居体系对社会闲散人员、优抚对象等进行管理。

但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以及市场化的加速，人口从单位和土地中解放出来，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职业流动性变得更强，“非国家空间”开始出现。社区制的根本，是为了替代原本单位的社会管理职能。居住空间成为新的控制单元。【3】

而为了适应城市化持续扩张带来的、更快速和复杂的人口流动，从 2000 年初开始，以“网格化”为名的一种新的管理体系开始出现。2005 年，建设部选中北京、上海、南京和武汉等 10 座城市进行首批“网格化”试点，并范围逐步辐射扩散。

与社区居委会的民选原则不同，网格员通常是街道通过对社会招募产生；也有一部分由原本的社区委员兼任，一部分是临时调派的志愿者。二者的工作方式、工作侧重也不同。如果说居委会是借由人情社会、通过邻里的关系网进行管理，网格化则是在“互相不熟”的社区内，更强调通过信息化的方式，对号入座地将监督和服务的范围下沉到个人。

《瞭望东方周刊》曾引述广州市长陈建华，如果每位网格员负责 200 个家庭，他就能够在一个月内大致记得所管辖的人员，在 3 个月内了解每个家庭的基本信息。【4】更加细化了的基层治理单位，随时准备接替已经自然形成的社会保护网络。这种部署在此次疫情中，得到了显著推进和运用。

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目前有近 18 万名网格员，近 14 万个网格。以江门为例，五级“网格化”疫情防控体系由市(区)、镇(街)、村(居)、网格、楼栋(自然村)组成，以此进行所有密切接触者、重点疫情地区来粤人员、全省发热门诊重点人群的排查。各地使用这种方式追踪离开武汉的人员，而武汉市内则对“四类人员（ 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集中收治的排查也采取这种手段。【5】

“在疫情之前，网格员这个概念在社区工作里边儿是很淡的。”李想的父亲退休前是武汉的一名社区主任，结合之前父亲的工作经历，以及近期与社区的接触，他介绍了网格员目前在武汉的具体工作内容。

“现在主要是跟防疫工作相关的一些，民计民生、人员管控，以及后勤补给。一般看社区的大小，每个小区会配发一到两名、两到三名，甚至是一个小组的网格员。现在政府要求的是，食品，肉类、蔬菜啊，是要由网格员去代购，去联系超市或者是卖场去代购。因为现在不管是超市也好，所有的卖场、药店也好，就这几天刚刚执行的，都不针对个人售卖了。一个是怕你倒买倒卖，也是为了减少人员出行，就让网格员代理这些事，所以他们就变得很忙。”

然而，居委会、网格员本身并不拥有足够的资源去应对突发情况。疫情突然到来，政策不断变化，使得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措手不及，工作量陡增。在过去的 20 多天内，他们基本上都在连续不断地加班。

在疫情严重的武汉，社区的职责更是几经转换：从 2 月 10 日开始，要像其他城市一样落实小区封闭式管理、限制居民进出；2 月初，在防控政策逐渐清晰后，以“清零”为目的的地毯式排查，压力也直接压到社区组织身上，上级对他们的要求是“发现病人没被收治，就要问责”。【6】

“站到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并非像医生一样可以救治患者。面对送治患者、生活出行、处理尸体的诉求，他们可能甚至没有权力调配车辆、手头也没有医院床位的名额，能做的只有记录和层层上报。平常主要任务为宣传工作的基层，在并未提供足够资源，获得充分准备时间的情况下，担负起决定性的工作。

在所有这些事务性的压力之外，每天他们都要应对来自市级区级纪委的检查。王珊表示，“开会的时候，（纪委）笔都没拿出来一下，听听汇报就完了。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来解决社区层面无法解决的问题。”

以及填表的任务——来自各种部门不同系统的，标准各不相同的表格，“一天三、四个表，一个表要改七次。”除了疫情病例相关的报告，随着大量区级市级党员干部调至基层参与防疫工作，社区还被要求统一记录领导干部的“参与工作情况”。王珊记得，那时候大家连转运的流程都还没理顺，各种不相干的填表任务就紧急下达下来，要求的时间也非常短，给原本就混乱的基层带来极大的工作负担。

她表示，这种行事风格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只是防疫工作将其凸显出来。在生死面前，每一个小的问题、矛盾都会被放大，让人无法容忍和接受，甚至耽误到正常的防疫。

“各个口都想要展现自己做了什么，这就要靠表格。你填的表格给他，他再往上报，显得好像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但其实都是基层在做。”到后来实在忙不过来，除了病人数据他们如实填写，其他的“就看着填呗”。

上级在下达许多指令时并不考虑可行性，到了基层只能尽量往上靠。她谈及此前争议巨大的 99% 排查率【7】，“你想想武汉市 1000 万人，然后他要求的时间是多长呢？一个电话一分钟，一共才多少工作人员在打？”一些任务被含糊过去，比如打电话没人接也算排查过了，或是排查一人就算作全家覆盖。她表示，“现在就是全面量体温的问题，我就觉得也不是很实际。”——自 2 月 17 日起，武汉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入户“大排查”。

复旦大学教授任远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要找到防治疫情的根本办法，找到与病毒共处的办法……而这个办法要能在高流动性和高人口密度的社会中运行良好。靠长期停止流动性来“躲病毒”，并不符合现代社会运行的逻辑。【8】

只能依靠基层治理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以阻碍人口流动来阻止疫情的蔓延，是社会整体疫情防治能力低下的体现。武汉呈现出的状态只是严重疫情下最极端的情况，这类措施在其他城市也被广泛采用，并因此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杭州的社区对租户进出的政策变化就饱受争议。杭州市政府在 2 月 4 日发布加强对承租人员的管控和及时报告的要求，随后又在 2 月 10 日强调“不能随意禁止租户进入小区”。尽管如此，每个小区在 2 月 10 日前后还是各有措施，自主回杭、没有政府审核过的复工证明的租客被拒绝进入小区，甚至不得不流浪街头的新闻多次出现。【9】

事实上，对内的难以作为，与对外的粗暴隔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体两面的。社区所拥有的能力，和它被赋予的责任，并不对等，因此注定在疫情当中是一个尴尬的角色。

除此之外，其他隐性的人口控制手段仍在不断推陈出新。微博用户@是如不是茹 2 月 16 日在#杭州封小区#话题下留言，“亲眼见证了一个小时一个政策，前一秒还排队写各种承诺书……后一秒一个负责人就接了电话大声喊‘最新通知除了重点疫区以外的，凭绿码都不用隔离和出入证了’”。

这是杭州于 2 月 11 日推出的“健康码”系统，由市民或返工返岗人员自行上网申报，关联个人行动的大数据，生成二维码，并对于人员分成“绿、红、黄“三色管理。健康码的颜色不仅仅被用于自我提示，更被直接运用于对个人行动的限制和放行。

2 月 17 日起，杭州只允许认证为绿码的用户乘坐公共交通，也成为许多社区出入的凭证。一方面，模糊不定的评判标准让许多人感到困扰；对个人行动被大数据监控的隐忧，似乎也在一往无前的防疫推进中，被忽视了。目前，“健康码”系统已经在浙江省和上海市全覆盖，并预计将很快推出全国版。【10】

Be the first to like this.

Posted bycks1038289February 19, 2020Posted inUncategorized

所有的鱼, Create a website or blog at WordPress.com

Create your website at WordPress.com

Get star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