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丨被困武汉60多天，终于等来可以离开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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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四个主人公，其中两个，滞留武汉超过60天。一个为了省800块钱，从武汉转机，阴差阳错赶上武汉封城，只好带着女儿住在廉价旅店，欠下2万多的信贷账务；一个为了看病危的父亲最后一眼，进入武汉，之后和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却心力交瘁，大姐想跳楼，二姐失眠。

3月24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地区，将于3月25日起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武汉市将于4月8日起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他们终于等来了武汉解封的确切时间。

1月16日，安徽铜陵人钱红来武汉看望病危的父亲，没想到未来两个月她都无法离开这座城。

同一天，25岁的武汉姑娘璐璐坐高铁到上海，再飞往越南旅行。她从胡志明市回上海的那天，武汉封城。在上海，璐璐被隔离住进酒店，体验了7天的“孤岛”生活之后，1月31日终于解除隔离。

1月31日这一天，河南小伙张军开着豫A车从老家南召去郑州上班，然而河南高速封路，他进不了郑州，回不了南召，体验了一把真实版“人在囧途”。

同样的还有一对赣州母女，为了省下800元钱，她们1月22日乘飞机从西安飞往武汉，准备23日下午转机回赣州。然而，一觉醒来，家回不去了。

钱红来武汉，是来探望二次中风的父亲的。她没想到，一次探病竟成了一次永别。剩下几个最亲的人，被牢牢地困在这座阴霾笼罩的城市，归期不定。

钱红今年48岁，家里四个兄弟姐妹，她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2016年，父母从安徽铜陵搬到三哥所在的武汉。第二年，母亲去世，父亲在江夏区的小屋里过日子，由保姆照顾。

1月14日，离小年还有三天，父亲病倒在了家里。这是近10年来，他第二次中风。三哥将父亲紧急送医。钱红和二姐、大姐分别从铜陵和杭州来到武汉，住在父亲的屋里。四个兄弟姐妹每天去医院看望老人，父亲一直深度昏迷，住进ICU病房，他们也只能隔着窗户看看。

来武汉那天，钱红曾在网上关注到关于“不明肺炎”的新闻，但新闻里说情况并不严重。在药店买了几只口罩后，她和哥哥姐姐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正值春节前夕，菜市场很热闹，活鸡、活鸭、鸽子都有的卖，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1月20号，钟南山院士确认病毒“人传人”后，四人开始紧张起来。然而父亲病危，最坏的情况可能随时会来，不能在这时候离开。

他们又去药店买了一些口罩。

大年初四，83岁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殡仪馆一切从简，取消了所有仪式。所有家属在广场排队等着叫号，认领骨灰。钱红当时戴两层口罩和一副手套，尽量和周围人保持至少1米的距离。

外地的亲友也都无法过来。1月30日清晨，在殡仪馆的广场上，4个人抱着骨灰盒，默默为父亲送行。

父亲走了，四个兄弟姐妹挤在父亲曾经生活的房子里，靠着20号在药店买到的最后几只口罩，尽量不出门，减少口罩消耗。

这一待便是半个月，物资逐渐紧张起来。外卖少有人送，买菜都只能在网上抢购。有一天，钱红睡得早，凌晨3点醒来，看到卖菜老板凌晨在微信群发布的信息，大家早就把大部分东西都买完了，45块钱一斤的五花肉也没了。钱红拿着手机翻了半天也没抢到剩下的菜。好在第二天，三哥托朋友开车到超市里买了点西红柿和土豆，才解决了伙食问题。偶尔能买到肉和鱼的时候，她都忍不住晒个朋友圈。

她说，在疫情面前，钞票是没用的。

钱红在铜陵一家国企工作，儿子在老家重点高中读实验班，2月10号开始上学校的网课。两个月没有回家，钱红每天都忧心忡忡。她放心不下儿子，也担心工作，自己长时间停工也不是个事儿。

唯一欣慰的是有家庭兄弟姐妹，又能在这样的时候重新聚在一起，让她重温到孩提时代的快乐。

钱红原本想着7天就可以回安徽，又想着14天总可以了吧。结果2个多月了，她仍然被困在此。

工作单位3月初告知她暂时不要回来，事实上她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回去”。她看到援鄂医疗队陆续撤离武汉，也有湖北其他地方的滞留人员被包车接返，但她只能干等着。二姐持续失眠，大姐不知道困在武汉的日子何时是头，绝望时甚至产生过跳楼的想法。

她的感受，只有四个字：“心力交瘁”。

钱红刚来武汉的那天，25岁的武汉姑娘璐璐正好从武汉坐高铁到上海，然后转机飞往越南旅行。1月23日从胡志明市回上海的那天，也正是武汉封城的日子。

璐璐以为“封城”只是个“只能进不能出”的概念，飞机着陆后，她才发现回武汉的高铁和航班都取消了。

突然爆发的疫情让她有了危机感，她住进上海的酒店，就地“自我隔离”。除夕夜，璐璐点了外卖过年，人生头一次看不进去春晚。璐璐是单亲女儿，跟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发来微信：“20多年来第一次没跟你一起过年，没想到是因为这个原因。”

■ 入住隔离酒店那天，外面空荡荡的上海

1月25日，疫情期间外出入沪的武汉籍人员被上海疾控部门转移到定点酒店隔离观察。璐璐成了其中一员。那时候她只知道隔离14天，却不清楚要从哪天开始算。有点茫然无措的她，住进了同样刚刚划出来有些“茫然无措”的隔离酒店。

她走进隔离酒店时，大厅里已经拉了道警戒线，工作人员有意无意间，站在对角线那头跟她“隔空喊话”。两名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安排她进了酒店房间。

璐璐从网上购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快递员送到了大厅，壮着胆自己去拿的时候，她看到那包东西被人放在警戒线旁边。几个尼龙编织袋静静地躺在另一边，看上去像是上海人送到酒店给隔离亲友的衣物。

■ 入住那天打开电视刚好是喜欢的节目，但后来怕看到太多的负面信息，很少打开。

隔离生活逐渐进入正轨。璐璐没有带电脑，每天的生活规范且单调。她拿手机在网盘上翻出前几年拍的所有照片，挨个整理，修了一遍。中午时，前台会打电话通知她到楼道一边领取盒饭，然后她再敲二号房间门，让其去取餐。她每天最大的乐趣便是如此：为食物跟外界接触，也通过晒食物照片，在微信群里和被隔离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分享感受。

璐璐那层酒店有十来个房间，相互间很难见到对方。她唯一一次是看到隔壁男生，也仅仅是双方恰好一起开门，将餐具放到外面，又立刻各自缩回脑袋。

每个人就像是住进了孤岛。

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安情绪开始裹挟自己，璐璐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刚住进酒店时，她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有些声音推着隔离的 武汉人站在了本地人的“对立面”上，显得尖酸和冷漠。

另一方面，作为外出时毫不知情的疫区民众，璐璐既担心自己是否已经感染新冠病毒，又担心自己家人在武汉也遭遇不幸。

那几天，令人沮丧的消息接二连三出现在璐璐的朋友圈里。她想尽办法帮这些熟悉的朋友，寻找医疗资源、联系相关部门，但情况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她说：“即使帮人找到了医疗资源，也等于剥夺了另一个人的机会。那种感受真的很残忍。”

网络信息带来的焦虑、担忧甚至恐慌，伴随着个人处境中的无奈和仿徨，逐渐折磨起了困在房间里的人。

可能是出于本能，璐璐每天都选择早早睡觉。她担心自己免疫力跟不上，容易出差错。有一天因为着了凉，璐璐还是感冒了，她把自己紧紧裹在被子里。在酒店跟医生详细咨询并拿到感冒药后，她几乎每隔半小时就测一次体温。

这件事，她没敢跟家里说。

■ 走出酒店的那天早晨，她回身拍了一张照片，恍如隔世的感觉。

1月31号，璐璐的14天观察期解除（从她1月16日离开武汉那天算起）。拿到疾控部门开的证明离开酒店后，她刻意在冰冷的大街上多走了几百米才打车离开。在车上，璐璐都不敢提及自己的经历。“因为害怕，怕司机拒载”，璐璐说，“前一天出去的一个女孩儿，拿着疾控部门开的证明，还是接连被三家酒店拒绝入住，那种情况真的很难受。”

上海的大街上空无一人，从浑浑噩噩的状态走出来还是有点懵。

到新酒店成功办理入住后，璐璐才彻底放松下来。走进房间，她大哭了一场。

■ 情人节，她给自己订了小蛋糕。自我调节的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别往心里搁。

她买了每天3个小时的舞蹈网课，也从网上租了电脑。2月14日，公司通知她开始线上待命。

3月5号，带着上海的解除观察证明、武汉社区盖章的返汉申请，璐璐顺利回到了武汉。接着，又通过上海酒店向社区提供了住宿期间的体温证明，才终于回到了家。

进门时，妈妈把她的行李箱拎到阳台上喷消毒液，让她不要走动不要说话，先去洗澡。

她所在社区还在封闭状态，几天前挂牌了无疫情小区，可以下楼活动，但也仅限于小区内部。目前，她在家中办公。

1月31日，武汉人璐璐在上海解除了隔离。这一天，从河南南阳出发，开车去郑州工作的张军，却还被困在高速公路上。

张军是南阳南召人，在郑州做房屋销售。2019年他有过一次脑出血，体重从180斤骤减到140斤。康复后，医生告诉他未来两年内都是危险期，不能熬夜，不能喝酒，不然一旦复发无药可救。

在工作上，张军不得不放弃从前那种狠劲儿。巨大的生存压力袭来，他非常担心领导有意无意间淡化自己的存在。大年初六，他不得已开车从南阳回郑州，忙一笔单子。

那几天河南的疫情管控非常强力，但张军出发时，高速公路仍然是畅通无阻的，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卡进了一个突发“bug”里，进退两难。

他下午5点从南召县出发，7点多便到了郑州地界高速出口。排队期间，他收到朋友发来消息：“南召县31号凌晨高速封闭”和“郑州不再接受本地区以外的人员入境。”张军心里慌了，但也只能排着。

他的车牌是“豫A”，代表是郑州车辆，因此他还抱着一点儿侥幸心理，觉得可以通过。三个小时后，终于排到他。工作人员检查了他的驾驶证、身份证，测完体温之后，说了一句：“兄弟，不好意思，郑州目前禁止疫区人员进入。请原路返回原籍所在地。”

为了确保返程顺利，张军特意留了心眼，请劝返人员帮自己录了条视频，证明自己并没有进入郑州，也不是从郑州出来的。

他在排队的时候，也每隔半小时拍一次视频，说明时间、地点和发生的具体情况。

在郑州南服务区，张军几经周折，联系到南召高速段交警，想确认关于凌晨封闭高速公路的信息和解决办法，对方告知张军，回去时可以和高速交警沟通一下，但他们也只是负责执行，具体由当地防疫部门决定。

不放心的张军又联系到南召110，对方只是告诉他“这是文件精神，我们也没有办法”。

武汉封城后，河南很快采取了防疫措施。但张军根本没想到会突然封闭高速公路。

老家南召县离郑州二百余公里，张军又硬着头皮开了回去，一路上基本以120时速赶路，心里又急又慌。

回到南召高速路口时，已经到了凌晨2点多。一大堆工作人员守在路口。看到这个情形，张军心里已经做出了打算：“实在不行把车停在这儿，让他们把我隔离半个月，毕竟家在这边，哪怕回不去被隔离也行。”

然而事与愿违，对方一看到豫A的车牌，便直接摆手让张军“回去”。没有测体温、没有查证件，只有再明显不过的肢体语言。

张军着急了。摇下车窗，试图解释给对方听。然而却被扔过来一句话让他哭笑不得：“那里都不要你，别回来祸害南召！”

张军那几天血压有点高，他跟工作人员说，让家人和朋友送点药过来，对方依然让他赶紧走。

无奈之下，张军调了头，回到南召高速服务区。油箱见底，他又花了两百块钱加了些油。摆在张军面前只剩下一个选择：绕路。

上网查询信息后发现，镇平县、唐河县高速出入口全关了，县境已经行不通了。张军开车到遮山站入口，想进入南阳市。结果还是被摆手劝返。万般无奈下，他又开车返回了南召高速服务区。

凌晨4点多，他吞下了身上最后两颗降压药，闭上眼眯了一个多小时。脑袋里不断跑出各种回去的招儿，他甚至考虑找个吊车，把车从高速路上吊下去。六点钟，路政检查车辆靠在了张军旁边：“出去！别在这里停车！别待在南召县范围内！”

■ 张军行车线路图。手绘：郝文辉

他发动汽车，觉得过了一夜，情况会有所改变，结果到了南召站，仍然被摆手劝返。只留下一句“听说独山站可以下去”。张军像无头苍蝇一样，听到这个消息，又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独山收费站。结果还是一样：“南阳现在对外地车辆，是坚决不让下去的。”

“我那时心态真的完全崩溃了，我极力克制不发生冲突。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说过，这几天高速路段的服务区也要关停。我当时真的觉得被抛弃了。”

■ 走了近10公里后，才和赶来对接的朋友汇合。

弃车回家。

张军最后做了这样的选择。他把车停在南阳服务区，自己从高速公路上翻身而下，绕道小路往家里走。一路上他打了很多电话，找到沿途两位朋友帮忙，先后走山路、坐摩托车、小汽车，辗转近60公里，终于回到家。一夜未睡的他，步行了近10公里。

■ 一路捡垃圾回高速服务区。

在家吃完午饭，睡了一会儿。张军担心车停在南召服务区，等高速通了，可能错过免费时间，收取全额过路费。打听清消息后，他借了套环卫工制服，坐公共交通到离南召收费站最近的高速路口下车。沿途五六公里，一路捡垃圾，他在无人阻拦的情况下回到了服务区。这次，他驱车从许昌境内下了高速，一路走国道，耗了一个下午，终于把车停到南召县境附近，自己再找人从县城坐车回家。

从高速公路翻下来走黄土小道的时候，他拍了一段视频发给朋友，调侃道：“人在囧途真实版。”

3月初，他才去南召县城外面取车。“那个脏啊……”，自己的车仿佛在仓库放了十年。

夹在半途中的，还有1月23日在武汉转机的母女。

平安今年40岁，在西安打工。年末，她辞掉工作，让高一的女儿从老家江西赣州来到西安，母女俩度过了短暂而又美好的假期。出于经济考虑，平安很早就购买了1月22日从西安起飞到武汉，次日下午再转机去赣州的联程机票。母女俩一起总共1200元，比同期其他直飞机票节约800多元。

购买机票时，尽管已经听说武汉有“不明肺炎”，但当时报道说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她才选择在武汉转机。

22号晚上，平安和女儿乘机飞离西安来到武汉。那趟航班上，几乎没有人戴口罩，也没有广播通知关于转机的问题。她和女儿身上带了8只口罩，那是在西安时防雾霾买的。

她和女儿当晚在机场附近住下。第二天一早，酒店老板对她说：“你可能回不去了，武汉凌晨2点发布了封城消息。”平安当时腿都软了。咨询机场后，她才确认所有航班都取消了。平安只好打了一口价150元的出租车，到相对方便的市区，找了间单价100元的小旅店，开始跟女儿经历长达近两个月的被困生活。

■ 平安跟女儿的年夜饭。

大年三十那晚，母女俩窝在简陋的屋里，各自泡了一碗酸菜方便面。“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两人开着电视看春晚，越看心里越难受。房间只有10平米，电视机嵌在墙面上，窗户只能开个缝儿。

离开西安时，两人大部分衣物都快递回了赣州，她们甚至连换洗的衣物都没有。除了购买必备的生活物品，平安和女儿极少外出。她们没办法自己做饭，每天提心吊胆吃外卖，有时一桶泡面就是一顿饭。

随身携带的8只口罩，24天只用了4只。其中有一只，是平安步行半个多小时，试图去相关部门反映问题用掉的，可惜反应也没啥结果。

酒店里住的人不多，唯有几家同样被困在武汉的外地人，相互之间也没有来往交流。平安和女儿每天和外界的沟通，仅限于手机、电视，还有酒店老板看完的报纸。

没有人来测体温，也没有人安排他们的去留问题。平安联系到武汉防疫指挥部，工作人员却反问她：“你知道我们的部门是干什么工作的吗？”她又拨通了市长热线，接线员反映目前没有滞留武汉人员的安置文件，只能帮她记录下诉求。

这些困惑也跟她们一样，只能一天天地等待，没有了下文。

“安全返家”成了平安每天考虑的事情，她希望当地能尽快安排健康的外地人回老家，并且在滞留期间产生的费用上给予一定的补贴。

20多天后，平安身上仅有的3000元现金都用完了。每天只吃两顿饭，遇到必要的花销，平安就用信贷产品。

女儿开始上高一的网课，她就坐在旁边一起看。没事时，母女俩聊聊天唱唱歌，消解负面情绪。

有一天平安唱到自己喜欢的《枉凝眉》，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整个人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动物一样。很压抑。”女儿看到网上消息，江西对滞留境内的武汉人很好，也想得同样的好待遇。女儿的内心开始失衡，很委屈。那天女儿在身边哭，平安心里也很难受。但她只能安慰女儿，说再想想办法。

3月18日，到武汉的第57天，平安和女儿仍然住在旅店里。此前，孩子的情绪崩了好多次，老师还特意打电话过来安慰。

平安了解过，即使开好健康证明、拍了CT，她们也不能离开武汉。而她的信贷账户，欠款达到了2万余元，只能分期付款。

她知道自己需要在女儿面前保持一贯坚强的样子，心里的不安和崩溃，都只能压着。

那天她去反映问题，连登记都没来及做，便被劝返。平安走在空旷的大街上，觉得武汉的冬天仍旧很冷。

武汉解封的日子，才是她能带女儿返回赣州老家的日子。

这一天，即将到来。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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