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的援鄂医生：还剩13名重症病人，中心医院两名被插管抢救的感染医生已醒来 | 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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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郭慧敏

编辑/石爱华 宋建华

杨鹏在病房里查房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转好，完成救助任务的各地医疗队开始分批离鄂。3月17日，41支国家医疗队3675人踏上返程。

杨鹏所属的中日友好医院援鄂重症医疗队，是国家卫健委所属的国家医疗队，目前仍坚守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撤离时间未定。

杨鹏所在的重症病房已经连续一周未接收新患者，50张病床空出了37张。目前，他所在的定点医院里还住着13位重症及危重症患者，包括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易帆和胡卫锋。此前，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四位医生殉职。令人欣慰的是，后来“病人都在好转”。

来武汉的一个多月，杨鹏见证了医院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除了患者人数不断减少，在治疗药物的选择和治疗策略上，医护人员也有了丰富的经验。杨鹏有时甚至想，“如果早有现在的经验，可以更多挽留下那些已经离开的病人”。

杨鹏**是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内科医生，他所在医疗队于2月7日出发前往武汉******

50张病床，还剩13个病人

深一度：目前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情况怎么样？

杨鹏：我在重症病房工作，一个病房里有50张床，现在还剩13个病人，重症8个，危重症5个，危重症患者情况都比较严重，需要插管或者上ECMO。

深一度：武汉中心医院的易帆和胡卫锋医生等患者治疗状况如何？

杨鹏：病人整体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患者，年龄大一点的主要是维持。总的来说我们病区死亡率是比较低的，刚接管病房时，有三位患者去世，后来再没出现死亡病例。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两位医生易帆和胡卫锋分别是在3月4号和5号转过来的，那时候已经在插管了。入院后，我们给他们做了病情评估后立即做了气管切开，对他们的耐药性做了甄别，有针对性地使用了一些抗生素和抗真菌的药物，后期还使用了康复患者的血浆进行治疗，目前他们恢复得都还不错。

易帆整个人已经清醒了，身上插的管子也都拔掉了，问什么话都能对答如流，胡卫锋也已经醒来，身体状况还好。

深一度：目前，你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杨鹏：目前危重症患者由呼吸重症专业的团队负责，我们现在主要负责重症的病人，我上夜班比较多，主要是看护所有病人，根据病情变化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现在病人少了，我们已经有条件可以轮休。

深一度：现在你所在的病房还有新增病例吗？

杨鹏：已经持续一周没有收病人了。

深一度：目前防护装备齐全吗？

杨鹏：不是很充足，但可以维持病房正常运转，因为防护装备消耗量比较大。相比一个月以前，情况已经好很多，至少防护服没那么薄，之前的防护服比较薄，号也不全，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我们现在很知足。

左图为医护人员初期使用的防护服，外面套了黄色的隔离服，质地都较薄，右图为后期使用的厚防护服，俗称“大白”

武汉本地医疗资源几近崩溃

深一度：你所在的医疗队什么时间来的武汉，当时的情况怎样？

杨鹏：我们是中日友好医院派出的第5批医护人员，一共67人，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2月7号抵达武汉。与之前到达的队员汇合后，目前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中日友好医院医疗队一共130人。

刚到武汉时，疫情已经显示出不可控的趋势了，需要更多人过去帮忙，这个时候肯定要往前冲，所以我也很早就报了名。SARS爆发的时候，我这一代人正在上学，没有能力去做什么，现在有了多年的从医经验，疫情需要我，当然要义无反顾。

我们2月6号下午5点接到次日出发的通知，那个晚上，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李文亮医生最终没有扛过去，这对我们的打击很大。我躺在床上就想，“不是说年轻人不容易感染吗，李文亮也才36岁，怎么突然就走了”，当时一下子意识到这个病的可怕。前几批医疗队反馈说，武汉当时的防护条件比较差，无论是同济医院还是协和医院物资都不齐全，所以我们出发的时候带了一些防护物资。

深一度：武汉的真实情况跟你的预期相同吗？

杨鹏：我从没来过武汉，对武汉的了解只停留在热干面、长江、黄鹤楼上。下飞机后，武汉天气阴雨绵绵，机场里除了几支医疗队伍就是机场工作人员，整个武汉街道上一个人没有，一辆车也没有。当时坐上车后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沉重。

之前曾经听说随着病毒的传播，毒性可能会越来越弱，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完全不是。最早一批过来援助的同事还以为问题不是很大，可能一两个星期就能结束援助任务了，没想到情况越来越严重，程度远远超过SARS。后来根据统计有超过三千名医护人员感染，武汉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所以说我们来得非常有价值，要不然武汉的医疗战线就真的要崩溃了。

深一度：前期同济医院的救治状况如何，现在有何改变？

杨鹏：刚开始比较忙乱，病人乌央乌央地往里送，有时候直接用公交车往这拉人，重症病房第一天收了26个，第二天收了24个，50个重症及危重症床位两天就满了。那会儿对新冠肺炎没有充分的认识，相关的治疗经验也比较缺乏，对这个疾病的发展规律摸不透，个别病人抢救不过来就去世了。

在设备方面，医院开始没有足够的呼吸机。2月10号左右，我们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运来一批价值1500万的设备，包括无创呼吸机、ECMO、输液泵以及心电监护设备。

起初，医院药品也是不够的，这么多患者爆发式地用同一种药或同一类药，医院即使储备再多也供不上。后期，我们总结了经验，很多病人都是经验性用药，等待病人做完检查之后，根据指标有选择性的使用与储备药物，情况才有所好转。

比如，若炎症指标（如铁蛋白）指标过高，应尽早使用糖皮质激素，40mg—160mg/天，根据患者病症严重程度调整剂量。 

深一度：你当时的心理状态如何？

杨鹏：我们大家压力都非常大，除了身体上的疲惫，也很担心防护问题。一线的医护人员虽然人手一套防护服，也担心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一不小心交叉感染就麻烦了。很多人不是感染科医生，即使是感染科医生也没有经历过这么严重的疫情。好在我们有很好的院感防控专家，进入病房前帮助我们一再检查防护服的穿戴。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不知道疫情将持续多久。当时，每天的确诊人数都是几千几千地增长，也许在这之外，还有一些人憋在家里头，有传染给家人的风险。虽然我每天都告诉自己能战胜疫情，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这个时间到底多久也说不清楚。

刚到武汉我把头剃了，一是怕头发洗不干净增加感染风险，另外考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法理发，干脆剃光了，也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一下决心。

深一度：你所在的医疗队是否有医护人员感染？

杨鹏：没有，都是安全的。

医护人员给危重患者植入IABP（主动脉球囊反搏）

以现有的经验，可能救回更多病人

深一度：数据显示武汉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你在武汉的切身体会呢？

杨鹏：是的，疫情控制的比较理想，整体情况在好转，明显感觉到病人越来越少，床位都空出来了，之前虽然有新增病例住进来，但也有康复患者陆续出院，现在已经连续一周没有收病人了。方舱医院也陆续休舱，医疗队已开始撤离。

深一度：现在武汉的氛围如何？

杨鹏：我2月7号来了以后，直到3月7号才出门转了一转，因为住的酒店就在长江边上，所以去江边溜达了一下，还去了江滩公园。武汉的氛围跟我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虽然街上还是没什么人，但是车多了一些。

深一度：你所在的医疗队需在最后一批撤离吗？

杨鹏：国家卫健委所属的国家医疗队撤离时间未定，但心里知道很快就能回家。大家的心情轻松多了，有时间休息，还能出去溜溜弯、锻炼身体。

我们病房里还有病人没出院，包括易帆和胡卫锋，肯定得善始善终，交给别人我们也不放心。看着别的医疗队离开我们也会“眼馋”，但作为国家派来的医疗队，重症救治是当务之急，疫情不结束我们就不能撤。

深一度：回顾在武汉的经历，你有什么遗憾吗？

杨鹏：有。首先就是我们刚到同济医院时，那三个病人的去世一下子把我们弄懵了，现在想想，如果有现在的经验，也许有可能挽救他们，至少不会让他们走的那么突然。

早期，因为对这个疾病认识不够，加上条件（仪器设备）确实有限，病人普遍插管时机较晚，多半是抢救时才插管，所以早期的经验是“插管成活率较低”，危重症抢救气管插管不积极。现在就不是那个概念了，病人一觉得不好，我们会马上判断是否需要插管，插管的关口前移避免其演化成危重症。

另外，我也了解到武汉本地的医务人员有多么不容易，看到易帆和胡卫锋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躺在那的是我会怎么样，所以真的是竭尽全力在救治。作为同一个战线上的兄弟姐妹，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同仇敌忾，一定要把疫情扛过去，一定要把这些人从死亡线上拽回来。

深一度：想过撤离武汉的场景吗？

杨鹏：我想，离开的时候，武汉一定是春季盎然的样子，到处都是健康的人，朋友们可以聚在一起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重回正常、热闹的生活。

在没有经历过的人眼中，这可能像是电视剧，亲身经历后才明白这其中的苦乐。想来，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幸福且充满希望的事，那些插管的病人，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他们原本也应拥有这样的生活。

希望疫情过后，医患关系能够有所改善，每一个医生都宣读过希波克拉底誓言，没有谁不希望病人康复。未来，希望能有更多青年人选择学医。我们国家的医护人员很缺乏。这次疫情也告诉所有人：医疗可以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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