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无力感共处|郭晶的武汉封城日记|¹⁄₃₀-²⁄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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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出门健身的武汉市民（图片由郭晶提供）

这是我的朋友郭晶的日记。

记录了封城期间在武汉独居的外地女性的真实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

这些文字见证了郭晶如何从适应突发危机到重建日常生活，再到尝试帮助他人的过程。

之前的日记发出后，很多读者留言希望可以看到后续的内容。我和郭晶商量之后决定每3天集中搬运一次。

想及时获得最新内容的朋友可以在微博上关注@社工郭晶。文末有郭晶的个人微信二维码，也可以申请添加。她每天会在朋友圈更新。（但请不要找郭晶私聊，以免增加她的负担。）

战胜无力感很难，或许我们要做的也不是战胜它，而是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

1月30日

小心翼翼地生活是反人类的。

每天花很多时间做一些防护措施我有点厌烦。每天要保证通风，前几天天气阴冷又担心感冒。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日常生活并没有那么讲究。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对食物的态度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食物尚且如此，对衣物就更不会那么在意。如果不出门，我会好几天不洗头。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过度清洁，这两天就没有拖地。

昨天的晚餐是炒土豆茄子加稀饭。我感到很疲惫，不太有胃口，做完晚饭半天我都没有动筷子。这种疲惫感更多的来自心底深处的无力。

1月29日的晚餐

（图片由郭晶提供）

晚上和我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们都感到能每天这样聊天是多么奢侈。大家讲每天自己的生活，有人昨天开始运动，有人开始学习。有人表示平常并不觉得想出门，现在每天都想出门，因为它变得珍贵，害怕有一天就会不再能出门。有个朋友担心断粮，于是每顿饭都努力吃饱。

我们聊到河南很多高中生都要复读，面临极大的压力。很多大学老师上课照着课本念，有的则闲聊。大家纷纷表示大学对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并没有帮助，甚至很多人都很难获得友谊。我们谈到理发店、美容院对女性顾客的套路，他们通过贬低外貌让女人产生危机感和焦虑，从而让她们无法离开。

大家都感到忧虑。这场疫情打乱了很多人的计划。有人找工作的计划被打断，有人学车的计划不得不搁置。每个人都还在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战胜无力感很难，或许我们要做的也不是战胜它，而是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尽管我在努力地让自己行动起来。可是每天看着确诊的数字不断增加，还是无可避免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微弱。可是我依然要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我还是要出门。

1月30日花圈店开门了（图片由郭晶提供）

今天天气阳光明媚。我要认识更多的环卫工，倾听他们的故事。

碰到镰大姐的时候，她在去上班打卡的路上。我说想要了解一下环卫工的情况。她说让我等一下。她打完卡后去拿工具，我们就边走边聊。

镰大姐今年65岁，做了8年环卫工，没有社保。每天11点上班，她早上花半个小时走到打卡的地方。镰大姐说她不敢在路上骑车，担心撞到别人要付医药费，走路比较稳当。镰大姐是农村人，8年前因为帮儿子带孩子来到武汉，就再也没能回家过春节。

镰大姐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司机，给人送菜。她丈夫、次子和儿媳都是环卫工。她的次子和儿媳以前在酒店当过服务人员，没有社保。因为环卫工有社保就做了环卫工。她丈夫是个残障人士，驼背比较严重。次子的孩子8年前出生，她和丈夫就到武汉来帮助。她和儿媳就错开上班的时间，儿媳上早班，她上中班，以保证有人照顾孩子。

他们老两口单独住，说是为了不看别人眼色，减少日常生活的争吵。他们一个月房租350，房子里有一个床和一个柜子，没有更多的落脚地。他们和另外四户人家共用一个灶台和厕所。

武汉的废弃口罩垃圾桶（图片由郭晶提供）

封城以来，街道给镰大姐发了5个口罩。封城后，镰大姐买了萝卜、红菜头、包菜，说别的菜太贵了。镰大姐说现在出门也担惊受怕，但只能听天由命，因为如果不工作，一天要扣150块，而她一天的工资也就70块。

镰大姐的弟弟打电话问候她，说他们都不敢出门啦，镰大姐说上面没有通知，我们就要工作。有个路人跟她说你们不怕死，她说怕死也没办法，谁让他们不是正式工。她说现在在工作的环卫工大都是临时工。镰大姐平时就很少跟别人讲话，现在就更少了，她说对别人不好。

我和镰大姐分别的时候，昨天的大姐也过来搭话。我认识她们，她们认识我，感觉真好。

路过花圈店，它竟然开门啦，莫名地开心。腰花面店也还在开门。腰花面店的老板是南昌人，也是被困在武汉。我问老板有人点外卖吗，他说很少。我说那你怎么还开门，他愁云满面地说在家要睡出病啦。

1月30日腰花面店（图片由郭晶提供）

我去了超市一趟，蔬菜的菜架上还剩一些青椒、土豆、红萝卜和菇类，米面的架子满当当的。奇怪的是，放盐的那一层是空的。在超市遇到一个戴着口罩，头上套着塑料袋的男人。菜市场下面有一些人在摆摊卖菜，品种还算丰富，有活鱼、新鲜的藕等。我买了3个玉米。菜场门口摆着一个“废弃口罩，投放专用”的垃圾桶。

我去了药店，药店门口摆了桌子，不让人进入，只能告诉导购员需要买的药物。药店里有口罩买，19.8一包，一包10个，每人限购两包。有一对夫妻在门口问有没有口罩，男人待在离门口比较远的位置，女人说：我发现你每次到人多的地方都躲到一边。

还看到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在充满阳光的院子里玩耍。有一瞬间我感到一切如常，似乎忘记了封锁。

1月30日的超市一角（图片由郭晶提供）

1月31日

疫区的救助工作充满挑战。有个网友在亚马逊上买了200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她想要寄给我。我想大规模的物资应该优先给医院。我无法接受大量的物资，我没有车，能够接触到的一线工作者有限。这几天有些网友想要寄少量的物资给我，我也拒绝了，因为担心小规模的邮寄也会耗费资源。我试图和一些武汉的志愿组织联系，希望可以尽快联系到对接医院的志愿团体。

在封城后，武汉的一些医院公开向社会募捐，很多志愿团体动员社会力量为医院运输物资。后来，政府开始接管募捐工作，声称为了避免公众被骗，于是指定了5个官方机构来协调募捐工作。可是湖北红会加分配的工作人员一共六十多人，对接整个湖北的医院。

武汉慈善总会收到400多万人的5亿多捐款，昨天都还1分钱未花。从海外寄来的医用物资，海关会要求联系慈善总会或者红十字会才能过关。

1月30日的晚餐

（图片由郭晶提供）

昨天写完日记突然想要学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能量。我最近在看司法考试的视频，虽然没能集中注意力，勉强学习了半个小时。晚饭是蒜苔炒肉加稀饭。

晚饭后，我继续和朋友们视频。我们聊到最早的记忆，有人因为是女孩差点被换掉。有个朋友说她父母觉得她挑食，就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做她喜欢吃的就好了。大家好像小时候都有偷过东西。其实，偷东西、挑食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大人如何应对的问题。我们也聊到各自的小名，我的是毛妞。

大家现在都有一种内疚感，觉得生活在安全的地方是一种特权，又很难对疫情有贡献。我身在武汉，也依然感到内疚。有人说要做一些对世界有所贡献的事情，决定要在个人生活上更加环保。

1月30日超市里头戴塑料袋的顾客

（图片由郭晶提供）

今天认识的是吴大姐，她65岁，是武汉人，因为拆迁分到了房子。吴大姐42岁开始做环卫工，有缴社保。现在是临时工，一个月领1500的退休金和2300的工资。

她老伴以前也是环卫工，15年生病，先后住了3次院，就在家休息，闲着没事就去打麻将。关于家务劳动，她老伴买菜做饭，她则负责洗衣服。吴大姐有个女儿，女儿有个15岁的孩子。女儿在家全职照顾孩子。女儿的丈夫是保安，工资也不高。吴大姐每个月会给女儿交一千多块的社保。

封城后，吴大姐共拿到街道发的7个口罩。吴大姐平时也会带口罩，说有灰尘。现在，她在口罩外面又用白布裹了一层。现在没有公共交通，吴大姐也不会骑车，每天9点40出门，走一个多小时去上班。

她说现在也害怕，但不做就没有钱。她身体还好，只要别人能挺得过去，她也可以。

1月31日，晾在街头的衣服和肉

（图片由郭晶提供）

今天依旧阳光明媚，路上的人和车多了起来。腰花店面门口有人在买面。花圈店的门半掩着。有人在外面晾着衣服和肉。有个饭店开了门，我走进去看，有很多外卖订单。超市里蔬菜还是卖的最快的，不过今天还有花菜、黄瓜、藕。面条的架子前售货员在补货。有人买的东西塞满了后备箱，有人随手提着两袋菜回家。

这对我来说像是幻象，看起来人们在恢复生活，我却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我骑车到了临江大道，骑了不到两公里，骑到了武汉长江大桥。路上，有人戴着口罩跑步。马路中间的防护栏上每隔500米就挂一个横幅，写着“科学防 不恐慌 莫让谣言帮倒忙”诸如此类的标语。我略感震惊，封城后竟然还有打印店开门，还有人力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挂这么多宣传口号。

江边有人在晒太阳，有人在锻炼身体，有人在唱《映山红》。冬日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就是悠闲地晒太阳。我走到江边，阳光洒在身上，身体微微出汗，听着江水拍打岸石的声音，异常梦幻。

1月31日，武汉街头的宣传口号

（图片由郭晶提供）

2月1日

生活在不确定中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确定会让人不安，尤其是我们无法掌控这种不确定性的时候。这场疫情爆发于2020年的春节。很多人本来满怀希望地定下了新一年的工作目标、学习计划。而这一切瞬间被打断。很多人被困在家里不知道何时能上班。

今天早上突然发现，我桌子上的日历停在1月22日。我现在无法有计划，我甚至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只能尽力去过好每一天。

昨天我写了有网友想要捐赠2000个一次性口罩。有医生的家属联系我，确认了医院的需求。我们也跟顺丰确认，可以将物资直接寄给医院。这让我有了一些成就感和价值感。

2月1日超市一角（图片由郭晶提供）

 昨天的晚餐是香菇炒肉加米饭。晚上和朋友们视频聊天。有人今天学了尤克里里，有人出门跑步，有人趁天气好出门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一起看了一集动画片《瑞克和莫蒂》。我们玩了故事接龙。我们聊了自己想要的葬礼，有人说要火化，担心土葬的话会被配阴婚，有人说死了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就好，有人想把骨灰撒在海里。

我想要像电影《每分钟120击》里那样，一个倡导艾滋病的行动者死后，他的同伴将他的部分骨灰扫在了一个保险公司的酒会上，因为保险公司对HIV携带者的歧视。

1月31日接单中的饭店（图片由郭晶提供）

今天的天气阴晴不定。早上阳光明媚，十一点多就阴天了。

今天出门碰到的环卫工是张大哥。张大哥是镰大姐的老伴。（镰大姐是1月30日的日记里写到的环卫工）他今年60岁，也是做了8年的环卫工。90年在老家盖房子的时候出了意外，被东西砸到，成了驼背。自此，他无法做重活，他说扫地还行。老家还有个88岁的婆婆，是镰大姐的妈妈。婆婆身体也不错，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他们才能在外面工作。

张大哥上的是早班，4点上班，11点下班。镰大姐是11点上班，18点下班。早上镰大姐做饭，晚上张大哥做饭。他们上班会用保温杯带饭。

封城以来，街道给张大哥发了十个口罩。他问我有没有手套，我说没有。他戴的是自己买的皮手套。说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他们没讨论过要不要上班的问题，只要街道没说不让上班，他们就没有选择。我跟张大哥聊着天的时候，镰大姐走了过来。镰大姐说有人在传有个扫地的死了，也不知真假，就是很害怕。但他们还是照常出门上班。

1月30日卖菜的地摊（图片由郭晶提供）

我骑车路过腰花面店，它竟然关门了。我不自觉地叫出了声“天哪”。我下了车，看到门口贴着一个告示，写着“湖北省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2月13日24时”。我难以置信，在门口那里徘徊了一会。旁边有的店门口贴着“春节期间，休息一个月”。看到一些店门口贴着“门面出租”。或许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那些要出租的店面吧。

一直开门的一家烟酒店的门口写着“外出送货，有事打电话”，门口有3个男人，其中一个在打电话。花圈店还是半掩着门。超市门口今天开始有人检测体温，蔬菜架上还有很多菜，比昨天多了西红柿、蒜苔、红菜苔。看到有西红柿就想买一些，因为我喜欢炒菜的时候放西红柿。可是排队称重的人太多了，家里还有菜，我就放弃了。

昨天开门做外卖的餐厅叫食上添，今天还在营业，门口还摆着一些菜卖。镰大姐说这个餐厅免费给他们一些蔬菜。菜市场的大门关了，留了一个水果店的小门可以进，有人卖水果，但没有人在卖菜了。

2月1日关门的菜市场（照片由郭晶提供）

我去了两个药店，都没有口罩和酒精。药店门口有人问有没有双黄连，收银员说卖完了。很多人指责民众没有判断力，就哄抢双黄连。可是连人民日报都发了微博说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大家看着每天不断增长的确诊病例，当然觉得有药物能抑制病毒是好事。当然人民日报后来又解释说抑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

武汉政府一开始在公布信息时也称有治愈的病例，并没有说清楚是如何治愈的，导致公众以为有药物可以治愈，后来发现这些所谓治愈的病例更多是自愈，可能有的人免疫系统更强一些。

我内心有点慌乱，就去了江边。我去江边的时候已经阴天了。江边的人比昨天少一些。有运动设施的地方只有两个人在运动。江边有个人在打太极。我开始想念昨天的阳光。

2月1日武汉江边打太极的人

（照片由郭晶提供）

我想成为一个联结点，

希望可以和更多的人建立联结，一起行动。

我的微信号：146117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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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对郭晶的日记进行了转载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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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郭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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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已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