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的春节

by 小昼, at 08 February 2020, tags : 钟南山 非典 疫情 采访 父亲 慢阻 20th 武汉

文 | 王丹妮

编辑 | 林鹏

话筒从车上一直跟到了钟南山的会议现场,镜头摇摇晃晃,他一路上都在讲话。这是2月3日央视对疫情最新进展的采访,工作人员拦了几次,最终都没能把记者拦下。

这个春节,民众想从这位84岁院士口中获得的信息太多了——大到疫情拐点的预测,小到口罩应该怎么戴,记者们肩负着这些期望,一次次把他围住。

1月20日,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被任命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参与到此次新冠肺炎防控工作中。当晚,他在央视访谈中披露,发现14名医务人员感染,直言“有明确的人传人现象”。像在“非典”中的发言一样,这次发言一改此前“有限人传人”的专家论断,全国防控由此加强。

“非典”结束,钟南山的名字随着疫情的结束淡出公众视野。17年后,当与SARS相似度极高的病毒再次出现在人类的肺部,他又站在了熟悉的位置上。有人把他的头像画成漫画宣传预防策略,还有人编了段子:“过年在家一动不动,钟南山说动再动”。谣言也包围了他,一则“白岩松对话钟南山”的假消息被疯传了上千万次,在腾讯新闻较真平台总结的“新型冠状病毒十大谣言榜”上,与钟南山相关的谣言,占到 4 条。

他害怕被神化,多次在采访中声明,“我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

1月20日,钟南山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指出“有明确的人传人现象”。图片源自节目截图。

疫情降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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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太忙了。

这是广州一位专访过钟南山的记者对他最深的印象。“非典”十周年时,他曾早早约访,采访提纲发过去,又专门跑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堵截,在钟南山的办公室外等到睡着,最后仍被婉拒。

“马上就要参加一个病例讨论,下午类似的讨论有两个……”80岁以后,他每周会花一个下午亲自为患者看病,还要组织、参与病例讨论,做研究,更有数不清的会议和访问活动。

当他又一次频繁出现在媒体的镜头里,17年后,一场新的疫情出现了。

“我总的看法,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但在1月18日傍晚,一张钟南山乘火车去武汉的照片在网上刷屏,人们称他为“逆行者”。那一天,刚刚在广东省卫健委开完会的他接到通知,即刻赶往武汉。广州到武汉的航班全部售罄,他挤上傍晚五点开往武汉的高铁,被安排在餐车一角。电脑、文件和一副黄色镜片的眼镜摊在窄小的桌面上,仰着靠背,他闭目休息。

1月18日傍晚,钟南山乘坐高铁前往武汉实地调研。图片源自《广州日报》。

随后半个多月,钟南山进入了连轴转的状态。1月19日,他在研讨会后前往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实地调研;下午五点,从武汉赶往北京,赴国家卫健委开会至凌晨;1月20日,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新闻发布会、媒体直播连线等行程填满了他的一天;1月21日,他回到广州,继续参加各种新闻发布会和工作研讨会,接下来,钟南山继续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建议,在车上接受媒体采访,在机场大厅外与美国教授维尔特·伊恩·利普金——被Discover杂志誉为“世界上最知名的病毒猎手”——探讨疫情。当疫情拐点、春运返程的影响、特效药等争议问题出现时,他的声音也都未缺席。

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各地都笼罩在疫情的阴云里,年味索然。钟南山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住院大楼23 楼负压病房区接受记者采访,他带着口罩,眼神疲惫,白大褂里边穿的,是六天前连夜奔赴武汉时的那套衣服。

时间退回到十七年前,1月31日除夕当天,钟南山也守在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程东海对媒体回忆,当晚,钟南山根据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感染,连夜组建隔离病房,取消一线人员休假,同时采购物资。投建3 天的呼吸危重症监护中心整建制投入,将优质资源全部投入了“非典”防治工作。

当时的广州市民,和如今的武汉市民一样,并未得知这些危险的讯号。普通人仍像往常一样上下班,期待着新年的到来。没有人想到,一场可怕的疫情即将由他们生活的城市蔓延到全国、全球。

17年过去,人们对他的信任没有改变。自媒体翻出他69岁时打篮球的照片,称赞他仍然拥有强健的身体。事实上,鲜有人知道,“非典”后,因为透支得厉害,他的身体一直出状况:2004年得了心肌梗塞,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年出现心房纤颤,逼得他告别篮球场;2008年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2009年又做了鼻窦手术。

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没有改变。“非典”十周年时,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还是原来那个钟南山,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

“捡难的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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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2020年开年的热点人物之前,钟南山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研究和宣传慢阻肺的预防和治疗。与媒体聚光灯下抗击疫情的勇士不同,这是一项需要埋头在社区一线的工作,而且收效缓慢。

慢阻肺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和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一样,是四大慢性病之一,中国的患者有1亿——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需要和社区、街坊联动,去动员患者,你该吃药了。”钟南山说,慢阻肺被发现的时候大多已经是中晚期,而且没有很好的治疗手段,只能提前筛查、预防。但在基层开展肺功能的普查并不被同行看好,连美国专家委员会的研究者都说,在没有症状的人群里,没有必要筛查。等他真正去做了,才发现,之所以国际上一直没人做,是因为要动员的人很多,“难度很大”。

他推掉很多礼节性的访问,去跟社区医院联合做双盲研究。工作很琐碎,改善社区空气质量、说服参与者改变烹饪方式,减少柴火使用。两年后开盲,成果显著,他们第一次从流行病学证实生物燃料可引起慢阻肺,第一次发现两种老药用于预防慢阻肺急性发作安全有效,相关成果被写进世卫组织编撰的新版慢阻肺全球防治指南。

钟南山兄妹与父母的合影。图片源自网络。

他把这种研究的热情归为家庭的影响。“我们家都是讲医疗,讲学术上的追求”,1936年,钟南山出生于医生之家——父亲钟世藩是我国著名的儿科医学专家,母亲廖月琴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小家之外,他母亲所在的廖家是厦门鼓浪屿上的名门,钟南山的舅舅和舅妈也都是当地名医。

父亲钟世藩1930年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又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留学,拿到博士学位,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医学博士之一。钟南山的童年和父亲自费买来研究乙型脑炎病毒的小白鼠相伴,父亲早早在他心中树立了治病救人的医者形象。但与父亲一路深造、长期在一线做研究不同,钟南山的从医路起初并不顺利,他24岁即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因为时代原因,直到35岁才在爱人的帮助下成为一名医生。

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他干过很多工作:先是留校当辅导员,后来去了农村,当过工人、校报编辑,还干过一年多的文艺宣传队。1971年,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他,在那里他成为一名急诊科医生。那时候,他觉得“人生苦短”,一心扑在工作上,曾经8个月瘦了12公斤。

钟南山成为医生的1970年代,中国流行慢性支气管炎。国家号召“开展群防群治”,但是医生都知道,“治咳不治喘,治喘不露脸”——没有医院能真正治好慢性支气管炎,做这个工作根本不出成绩。

他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钟世藩说,“捡难的事做未必是坏事。”在那之后,钟南山去了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花了五年时间,他与同行合作,写下了论文《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这篇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的论文,为他赢得首批国家公派留学机会奠定了基础。

钟南山一直记得,1979年,那趟开往英国的火车走了九天,列车穿越苏联、波兰、德国、荷兰等国到达伦敦,出发那天他刚好43岁。彼时,距离他成为顶尖的呼吸病学专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鱼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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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前往广东省卫健委出席会议的钟南山院士再次被媒体拦截。短短几分钟的采访,全是预警:

“没有继续的新增病例明显增高,这是个好事。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拐点就来了呢?言之过早。”他提醒大家不要只关注出院病例或者死亡病例,“出院的话大家标准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新增病例。”

当对医生请战上前线的赞美充斥网络时,他特别提醒,“各个地方的医护人员应该有轮休制度,因为过度疲劳更容易被感染。”

严谨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付出过代价。

刚进急诊科当医生时,钟南山误诊了一名病人,因为分不清咳血和呕血,他诊断为结核病,把病人送进了传染病医院,但同行通过手术发现,病人出血是因为胃里扎了一根鱼刺。

这根“鱼刺”刺进了他的职业准则,甚至成为性格的一部分。

2003年,记者发布会后,钟南山遭到记者围堵。图片源自网络。

最为人所知的,便是17年前,那场为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中外记者举办的发布会。当时,权威说法是“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有关部门也提前叮嘱他,“不要讲太多”。在此之前,钟南山在父亲的坟前站了很久,想起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诲,“讲实话、讲真话”。当记者在现场追问时,钟南山大声地说出,“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

在后来的《荒废集》中,陈丹青将他当时的状态形容为“平心静气咬牙切齿”。

钟南山在其后的采访中多次提到父亲的影响。

“文革”时父亲写儿科鉴别诊断的书,让他帮忙改一下序言。他说你这样写,跟不上形势,序言里都没有主席语录。父亲回了一句:“加了干什么?”在钟南山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说话,“但他说话都是有证据的。”

他跟父亲一起出诊,遇到一个尿血的孩子,钟南山说:“这应该是结核。”钟世藩反问,“你怎么知道他是结核?尿血可能是结核,也可能是膀胱炎,还可能是其他炎症,你凭什么说他是结核?”

这些经历在从医之初便帮助他构建了坚固的职业准则,“医者人命,没有十足的证据,不可轻下判断。”

2003年底,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钟南山将这一年称为“特殊的一年”。“我遇到的很多课题都是未和数,无章可循。时间也很特殊,一天我要做出几天的工作——要面对治疗的问题、学术上的问题,还要出文章,制订国家规划。这原本是要一星期完成的工作,变成了一天来完成。”他说,“我的思想遭遇也很特殊,从原来不太被重视,甚至遭到误解,到后来变成被关注的对象,甚至是众矢之的。”

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信息爆炸中,他成了“真相”和“良心”的代名词。他一下子拥有了更多的身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中华医师学会会长……

钟南山曾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提出质疑,“现在药品名称这么多,我临床45年,有的药我都叫不出名字,这么多新药是怎么出来的?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往往是一个药品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立刻飙升。这些批号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

在广东省“两会”上,他对官员的大话空话感到不满,“现在大家的发言,8分钟是肯定和表扬,2分钟是自我表扬,最后一分钟提点问题,而且还鼓掌,我一直想,鼓什么掌呢?”当人们还不了解雾霾时,他就在广州的论坛上批评空气污染的现象,多次呼吁检测公布PM2.5数值,并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灰霾与肺癌有极大的关系”。

钟南山感觉自己“好像专门喜欢跟谁较劲”,直言不讳招致质疑,他认为自己“不管走到哪儿,都不太受欢迎。”

他解释过这种直言的心理。非典时,央视《面对面》的记者王志曾问他:为什么反对衣原体的说法?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权威的声音。“我们应该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钟南山说,历史证明,权威的假话并不能带来平静。病毒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1月28日,钟南山在新华社的专访中流泪。图片源自新华社。

害怕被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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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之后的十七年,钟南山致力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并承担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代言人的角色,向公众普及卫生知识,推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7年H7N9禽流感期间,医护人员和防疫机构通过“非典”后设立的几百个疾病监测点,迅速地找到病原并及时防控。

这些成就夯实了公众对钟南山的信任。一位好友评价道,“这种信任超越了学术范畴,使他的存在有了另一层含义,他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某一领域的学术专家形象。”这种信任的直接表现是,“谁出来说话可能大家都不信,但钟南山一出来说,大家就都信了。”

在公众心中,这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几乎成为神一般的存在。一位同事介绍,钟南山去北京、天津出差时,常被当成猴子一样围观,有些地方还像迎接明星一样铺起了红毯。广东省以他为原型拍了个影片,但拍摄者连他本人都没见过。甚至连钟南山的雕像都出来了,“可是在哪儿摆就成了问题,总不至于在人家还活着就摆上个塑像吧?”

钟南山害怕被神化,他多次在媒体采访中声明,“我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无论外界怎么看,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每周三、周四查房问诊,下班后快走或跑步20到25分钟,接着花一个小时进行双杠、仰卧起坐、单杠等锻炼,每周三到四次。每周五18:00到20:30是钟南山固定的篮球时间,但做完心脏支架手术后,他不太能做对抗性运动,这一项日程才被搁置。

他还在不断拒绝一些非学术的访问。在央视拍摄的纪录片里,同事一再劝他抽几分钟见几位到访者,“他们都很仰慕您,就礼节性见一见”,他少有地表现出不悦和无所适从:“我没什么好讲的……又是这样……”

2020年的冬天,一场与十七年前相似的疫情降临,84岁的钟南山再次守在防控一线。公众一边感叹“幸好还有钟南山”,一边忧虑,“不能只有一个钟南山”。感喟于他的高龄,媒体开始发出声音,相比于个人,更重要的是从此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更成熟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对抗疫病。

在2013年《南方都市报》关于“非典十年”的采访中,钟南山分享了那场“遭遇战”在传染病的防治和防控方面的启示:对不明原因的死亡,不再是死了就死了,要考虑死亡与传染的关系。花大力度把事情搞清,是对生命的敬畏。

“如果再来一次‘非典’,广东能承受得住吗?”

当记者问出这句话时,钟南山立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他说,“中国已经搭好了传染病防控、治疗、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框架,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就能(应对)。这就是‘非典’带来的经验累积。另外一个经验教训,就是40多年来新发的传染病中,80%为人畜共患疾病。这就说明不仅是人跟人需要和谐、人跟自然也需要和谐,这个和谐一旦破坏,就会受到教训。”

(参考资料:《钟南山传》、《一个院士的生命历程——钟南山自述》、纪录片《敢医敢言》、《不老人生》、南方都市报《非典十年专访钟南山:不明原因死亡 不会再白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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