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只因没染上新冠，他们一再错过最佳治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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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马丹萌 实习记者 何京蔚）49岁的武汉人李平（化名）已经昏迷了一个月，先后辗转三家医院，却迟迟没有得到脑外科医生的有效救治。

62岁的赵康（化名）年前因为肾结石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做了输尿管内的支架引流管手术，说好年后碎石取管，但随着医院被征用为武汉市发热门诊定点医院，赵康至今还没找到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的医院，每次上厕所都刺痛、尿血，还伴有发炎甚至肾衰风险。

黄冈人梁韬（化名）有一个3岁的女儿，去年患上视网膜肿瘤，11月底在北京同仁医院行左眼摘除术，后化疗两次，如今只差最后一次化疗，却被困在湖北。黄冈当地医院不为在外地化疗的孩子行后续化疗，武汉儿童医院则因接诊新冠患儿，床位紧张，难以接收。

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岁的明明距离原本应化疗的时间过去了近10天，却约不上床位；2岁的雯雯在春节前完成了所有化疗，原本约好年后进行局部切除手术，却因疫情取消，她的肿瘤是二次复发，已经扩散，手术时间却仍遥遥无期，家长每天都在担惊受怕。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放慢了全国医院收治其他病人的速度。新冠病毒起病隐匿，但传染性强，国家卫健委多次发文，要求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医院发热门诊管理及医疗机构内感染防控，同时加强医务人员防护。目前各地医院普遍强化预检分诊，对门诊实行分时段预约，开通网上问诊，急诊24小时正常开放，急诊手术也可实施，但择期手术被大面积暂停。

患者在入院和手术前，往往还需经历非新冠排查，包括被询问流行病学史、做血常规和CT检查，部分地区和医院还要求做核酸检测。

但由于这些手段均无法完全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多地仍接连出现院感风波，院领导身担重责，各地医院对患者的收治仍是慎而又慎，多家医院门诊量、手术量和床位开放比例都达到低谷。

2月18日印发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医务人员防护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医务人员健康监测及感染报告，“实行无惩罚性的感染报告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医院门诊办公室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一旦发生新冠病毒院内感染，医院领导层仍会面临巨大压力，甚至被问责。

武汉市政府曾提出要力保新冠肺炎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但非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该如何保证？医院又该如何在救治患者与不引发新的院感之间取得平衡？

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李佳（化名）的父亲年前意外遭遇了一场车祸。1月19日，昏迷不醒的李平被送进了武汉协和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他的眼部受伤、脑内出血，医生研判后建议先期保守治疗。李佳告诉财新记者：“那几天我父亲情况还可以，眼睛的伤也不用手术，医生说治疗后可以自愈，而且他在昏迷中还是有意识的。”

但是在1月22日晚上，疫情形势急剧变化。武汉协和医院紧急调配，决定将部分疑似新冠患者转移到其他医院。李平由于临床出现发热症状，亦在转院之列。

当晚半夜时分，李平随转院人潮住进了武汉红十字会医院，作为新冠肺炎的疑似患者接受医院治疗，4天后又被转入金银潭医院，但两家医院均只治疗肺炎，没有医生治疗李平的脑外伤。

“当时从红十字会医院转院，好像是因为床位紧张，然后隔离环境不是很好，治疗药物也出现短缺，所以我们就被转到了定点治疗肺炎的金银潭医院。”金银潭医院不再允许家属陪护，从1月26日至今，李佳还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她对父亲的病情所知甚少，只知道他近月来从未清醒过，“到现在一个月了，我们之前也拿CT的片子问过几个医生，他们说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但李平实则并未感染新冠肺炎。2月10日，经金银潭医院检查，李平排除疑似，金银潭医院医生电话告知家属，患者已经可以出院。李佳请求他们帮忙寻找可以治疗脑外伤的医院，医院也记录下患者的详细信息，表示愿意代为联系。

但在14日那天，医院再次来电，告诉她医院这边也联系不到床位，希望她能把病人接回家。

但李佳根本无法在家照顾昏迷不醒、不能进食的父亲。她家中有个近80岁的爷爷，还有个六七岁的妹妹，李佳自己大学刚毕业，家里目前没有经济来源。原本她父亲打算年后出去打工挣钱，但现在这个家庭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

有脑外科医生、且能提供床位收治病人的医院难寻难觅。2月18日晚间，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上第二次发布《全市非新冠肺炎特殊患者医疗救治医院名单》，公布了15家可以收治急性心脑血管、外伤等急危重症患者的医院。财新记者致电名单中距金银潭医院最近的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一位脑科医生表示，他们会尽量协调本院ICU重症监护室的床位，但由于患者病情较重，还是建议患者家属联系大医院就医。

“我们打了很多医院的电话，有的说没有床位，有的说手术感染风险太大，武汉协和医院是没开脑外科这个科室。我们也求助过社区和政府，但是没有什么结果。”李佳说。

至2月21日，距离李平遭遇车祸首次入院，已经过去34天，李平仍旧躺在金银潭医院的病床上，生命体征基本稳定，但一直没有清醒，更难以得到脑外科医生的有效治疗。“脑外伤不能再拖下去了，如果可以收治，住走廊都可以，拜托了。”李佳在微博肺炎患者求助超话中写道。

李佳不是唯一在微博上求助的患者家属。自微博开设“肺炎患者求助”超级话题，有网友曾爬取其中的求助信息并制成滚动网站，网站介绍，来自湖北的患者求助信息就可达数千条。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非肺炎患者。

2月11日晚上10点，“95后”年轻人刘海培和朋友自发形成小型志愿者组织“不要红包”，志愿者陈宣邑向财新记者介绍，团队成立初期，该组织重点关注新冠肺炎和非新冠肺炎患者求助信息的搜集和整理，并对非新冠肺炎患者求助内容进行分类，之后发现目前已经有多个关注新冠肺炎关注求助的组织，且那些组织的队伍更健全，资源调动力量也更强大，因此团队决定重点关注非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截至2月24日，“不要红包”收到求助共计236条，其中130条为已去世、已解决或无法联系，另有106条在跟进，其中过半数为癌症肿瘤类患者，达到60条，急性突发疾病24条，血液和透析类12条，其他需求和慢性病10条。

“我还录到过一名骨折患者，求助人当时表示病人已经骨折超过15天了，仍旧未联系到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的医院。”陈宣邑说。

志愿者在工作中发现，非新冠肺炎患者目前的就诊主要面临两方面困境，其一是医疗资源不足，导致患者因床位紧缺无法入院得到诊治，慢病和需要长期用药的患者则存在药品购买后运输受阻等情况，这些问题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尤为突出；其二是“确诊难”，患者目前也难找到开放检验科、病理科的医院做检查，因而无法确诊和制定下一步治疗计划。

另一组织的志愿者告诉财新记者，武汉各家医院的床位每天都在动态变化，有时电话里听说某家医院有床位，等患者约到车抵达医院，床位可能又被占满，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许多患者都为了电话里透露的似乎有希望的信息而不断辗转。

此外，目前在湖北地区的非新冠肺炎患者，通常需要获得由二级以上医院开具的非新冠肺炎检查证明和社区通行许可，“有一些社区说可以给你放行，但是你要拿到确诊报告。可是确诊报告是需要等待的，包括CT或者核酸检查，都需要等待排队。肺炎之前核酸检测排队就很紧张，非肺炎这一部分肯定需要排在更后面一点，所以他们一定是需要等待的。可是有一些急重症就等不了。”陈宣邑说。

被迫中断的求医路

一些医院开通线上问诊等方式方便患者，但与新冠肺炎患者相比，这些非新冠肺炎患者情况和需求各异，线上问诊能够解决的问题也非常有限。

62岁的赵康年前得了肾结石，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做了输尿管内支架引流管手术，管床医生之前告诉他，两周后，等炎症消得差不多了，可以再来手术碎石和取管。但在2月11日，武汉市第一医院被征用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他至今找不到医院为其进行后续操作。

“现在就没有医院接收我们。”赵康的儿子告诉财新记者，2月12日，武汉市第一医院医生告诉他，现在要取管碎石的患者都安排到长航医院，但其通过家人的朋友问到，长航医院泌尿科早已关闭，医护人员被合并支援一线发热门诊。

“我们找社区帮忙，社区帮我们联系，然后派车，我们去了同济医院、中医院，但是泌尿外科基本上全部都关闭了。而且这个手术需要膀胱镜，前天我们又到汉阳医院去了，据说那里有普通门诊，但是医生说他们那边膀胱镜室也没有开，而且现在这个情况做手术有风险，容易感染冠状病毒。”赵康的儿子说。

梁韬则希望为3岁的女儿安排上化疗。他女儿罹患视网膜肿瘤，2019年年底在北京做了手术，但还差一次化疗，如今却被困在本地。

2019年8月，梁韬的女儿眼部患病，眼睛在夜间灯光照射下会反出微弱绿光，俗称“猫眼”症状，同年9月30日，他带着3岁左右的女儿远赴北京求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确诊孩子为左眼视网膜恶性肿瘤四期。梁韬决定接受手术治疗的方案，于是二次化疗后，女儿在11月27日接受了左眼摘除术。为了防止癌细胞扩散，主治医生安排了三个周期的化疗方案，目前已完成两次。

结束第二次化疗后，梁韬于1月14日带着女儿回到湖北黄冈，但湖北疫情不久即爆发，原定1月24日返京的计划，因“封城”举措化为泡影。最后一次化疗本应在1月28日之前完成，如今已经拖延了一个月。

梁韬最初是想带女儿进京治疗，他把自家情况通过村委会一级一级上报，红安县防控指挥部表示从黄冈前往外地并非易事，需要开具出汉通行证，且因物资紧张，无法提供政府用车。

“不止是出汉通行证，还要进京的通行证。而且我们也问了同仁医院的医生，如果没有得新冠肺炎、没有感冒发烧，是不是可以不用严格隔离14天。但是因为主治医生都是接触儿童的，所以还是要为公共健康着想。”梁韬告诉财新记者。

根据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明确疫情防控期间返京人员有关要求的通告》，自2月14日起，所有返京人员到京后均应居家或集中观察14天。2月21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强就通告执行过程中的七个特殊情形予以解释。其中第七类人群为，“居家观察期间，有特殊需要的，如孕妇、病患等人员，可遵照医嘱外出医学检查。”

财新记者致电北京市市长热线询问，话务员表示，外地进京人员的租住处是其所属地，观察期间病患可遵医嘱前往医院就医。但对于湖北地区来京人员是否亦能适用，话务员称对此政策的进一步解释并不清楚。

出汉进京陷入僵局，梁韬开始询问湖北地区的医院，寻找能给女儿做化疗的地方。他最先联系的是红安县人民医院，这个医院只接收过成人化疗和没有先期化疗过的儿童。医生看了北京同仁医院给的化疗方案后，对梁韬说，这个孩子的化疗之前不是他们做的，半途接手存在风险，比如过敏休克、血小板过低导致内脏大出血。

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武汉。刚开始联系武汉的医院时，只有武汉儿童医院可以接收儿童化疗，但由于儿童医院同时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而化疗会大大降低人体免疫力，武汉儿童医院医生建议梁韬近期不要前来就医。

梁韬为女儿的病情心急如焚。原本的治疗方案是，由于癌细胞累积在左眼视神经，手术切除左眼后，通过化疗杀灭体内留存的癌细胞。他担心过长的等待会延误女儿的病情，“颅内那么多神经，要是转移到大脑就没救了；转移到右眼也很不好，她现在可以留一只眼睛，如果转移就保不住了。孩子本来只剩最后一个疗程就结疗的，要是耽误了我就怕……”

全国患者纷纷告急

手术难做、一床难求的现象并不仅出现在湖北。

“我们不仅仅收到了湖北（求助），还收到了辽宁、北京、上海、安徽的信息，这些求助人均是因为受疫情影响，之前就诊的医院无法继续对患者进行治疗而寻求帮助。”陈宣邑说。

1月7日，沈乐（化名）带着母亲在佳木斯当地医院检查排便困难的问题，发现中晚期直肠癌，当地医生建议他带着母亲到大医院看病。1月9日，他们到达北京，先后在多家医院就诊，最后决定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手术，通过术中病理确定分期，再看下一步如何治疗。

但原定于2月3日进行的手术目前却显得遥遥无期。1月30日，沈乐接到医院电话称目前不具备隔离手术条件，“他说手术用的手术服和隔离服不一样，然后穿上隔离服手术，可能不太好做，也不太具备术后的隔离条件，他也担心，比如说有其他的人过来，可能没发烧，但是有潜在的病毒，大家都是刚手术的人，抵抗力很低，然后如果院内传染的话，这个会非常严重。”

医生让沈乐在北京再等几天消息。他们租住在医院附近的一间日租房里，每天房租300元，等了一周多后，向市长热线反映情况，之后主刀医生给他打了电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很想给我们做手术，但是医院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全北京也不允许做（这类）手术，就是怕万一出事情，所以上面不说话，他不能做。他很理解我们的想法，但他也很为难，也希望我们能得到尽快救助。”

在广州，很多白血病孩子都“拖疗”了。15岁的明明之前住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楼，属于白血病重症患儿，春节前因为多项指标不正常，一直处于发烧状态，无法顺利完成最后一次化疗。家长本以为2月9日可以完成最后一次化疗，三月份可以结疗回家。

但在2月6日，出于减少院内交叉感染风险的考虑，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安排需要住院治疗患儿出院，原本的6人病房每间只留1位患儿。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社工李姐告诉财新记者，中肿医院至少有6名重症患儿被强制出院，此后住院化疗始终排不上号。

“医生就说因为肺炎，害怕院内发生感染，然后就让我们出院或者是转院，但没地方转，转过去人家接受病人也是有限的。我们就在家等医院的通知。”明明的爸爸告诉财新记者。

2月17日，明明的爸爸只好决定带他在门诊进行化疗，此时距离他本应化疗的日子已经过去8天，“小孩比较辛苦，坐在那里几个小时。而且这些费用没有报销，全部要自费。再一个就是环境没那么好，害怕感染，小孩免疫力又不好。”明明爸爸说，“当时为了治这个病，不要脱离治疗，所以还是去门诊打。”

“大部分孩子都拖疗了。”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传播主管徐荔媛表示，因为疫情影响，医院住院紧张，手术也大量取消，“现在疫情中困境儿童的救助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经向多位一线社工了解，她给财新记者列举了多个孩子的情况：2岁的雯雯原本在年前上完第5个疗程，年后可以手术，但原定的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刀医生表示，目前为止，所有手术都取消，无法按原计划进行手术，手术时间遥遥无期。

12岁的媛媛面临第三次化疗，但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低，由于疫情影响，献血人减少，目前约不到血。

3岁的小宇受到疫情影响，目前已经拖疗10天，马上要到下一次化疗时间，或将面临再次拖疗，“（化疗周期）一周到一个月的都有，这个不确定的，看孩子身体情况来的。拖疗十天就是比如说本来应该十号上疗，但是现在因为疫情，医院资源紧张等多方面原因，20号才能上疗。这就意味着孩子体内的肿瘤细胞有可能扩增，病情变坏。”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社工杜杜解释道。

治疗等候时间一再拉长

血液中心工作人员清楚感受到临床治疗在减少。武汉血液中心工作人员此前向财新记者透露，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市街头献血者大幅减少，每天采血量不足10单位，成分献血平均每天在70治疗单位，无偿献血工作受到较大影响。

但他表示，武汉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血荒”，其原因是武汉临床用血也在大幅减少，由于医院择期手术大幅减少，武汉临床红细胞用量减少60%-70%，血小板减少50%，“因为（医院救治）肺炎病人压力太大，现在手术的确不多，”前述人士称，到2月20日，武汉红细胞能够完全保障临床用血需求，血小板由于保存期只有5天，临床供应面临一定困难，但国家卫健委已经统一部署，建立了省外调剂支援机制。

目前，各地都在控制看病量，拉大患者间的时间间隔与空间间隔，以减少院感风险，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对门诊实行分时段预约、分时就诊，开通网络问诊；急诊24小时正常开放，急诊手术也可实施；但择期手术大量暂停。

在北京，有医院管理者向财新记者透露，有三甲医院开放床位数仅为过去的30%，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外地病人目前来不了北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许多择期手术被暂停。

“我们实行的是一个诊区在一个时间段只安排一名医生就诊，患者分时段预约就诊，我们现在开设了4个诊区。”武汉爱尔眼科医院邢怡桥院长告诉财新记者，医院原先每天有大约一千人次的门诊量，目前预约患者基本上会控制在50人以内。

爱尔眼科医院是武汉市非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医院名单中的眼科定点医院，目前武汉市仅有两家能够提供眼科看诊服务，其中爱尔眼科医院在武昌、汉口及汉阳三镇各有一家分院，但武汉目前每天的眼科门诊量或仍不及以往单家医院的一半。

而据邢怡桥介绍，爱尔眼科医院是在2月21日才重新开放门诊，自武汉“封城”隔天，即2月24日起，他们的门诊已经停了近一个月，其他医院眼科也情况相似，患者只能看网络门诊和急诊。尽管送药及眼镜配送服务一直存在，但与往年相比，能满足的病人数仍非常少，“这段时间本身是以前的工作旺季，现在几乎是医患人数大幅减少的状态了。”邢怡桥说。

邢怡桥指出，由于对新冠疾病的认知在更新，全国大部分医护人员的精力都投入到新冠疫情的防治中，各医院非新冠患者的手术和住院量也都大幅削减。2003年的非典也曾造成了不少医院感染，但此次新冠病毒传染性更强，潜伏期更长，起病更隐蔽，因而更需重视，“同时，新冠的传播途径难以隔断，其通过飞沫、接触、气溶胶传播，只有通过隔离方式阻断，所以造成（医院）全国性大范围减少非新冠患者的收治。”

另有许多医院则因提升对人员和空间必要的隔离防护条件，而减少可收治患者数，“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这边把化疗全部都减量了，床位有限，有一些就会拖疗。”明明的爸爸向财新记者解释其了解到的白血病患儿普遍拖疗的原因，“本来有30多个床位，现在一个房间只能住一个病人，去掉了2/3的病人，之前出院的孩子轮流去（化疗），上疗的时间往后延。”

沈乐曾考虑让直肠癌的母亲做急诊手术，但在问过多名医生后发现这条路并不可行，“只有在生命体征表现出危险的时候，才会做急诊手术，就意味着必须要肠梗阻，就是完全堵塞，现在（我母亲）是还有一点点的余力，还能放屁和排便，就算还有一点点没有堵上的话，都不会给你做手术的。”

艰难权衡

多地目前都明确提出要保证非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2月21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还增设“非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其主要职责是统筹调度全市医疗资源，建立协调机制，制定落实非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措施和定点医院，妥善安排非新冠肺炎的普通疾病及重、慢病患者的救治工作。

但尤其对于手术和住院患者，收治标准仍在各家医院手中，患者就诊难问题也仍难解决。

由于连新冠肺炎确诊手段核酸检测都存在相当比例的假阴性，对多数医院来说，无论用何种手段在医院入口处设防，在当前疫情下收治患者都需要冒上院感的风险。

在患者就诊前，目前各医院普遍强化了预检分诊，实行进医院就要测体温；对于要住院或手术的患者，更需进一步排除新冠感染的可能性，如行CT检查，甚至采取核酸检测。之后由相关科室医生讨论是否要收治。但每家医院所需证明材料和流程会有所差异。

在湖北，患者及家属为了能出小区，还需让社区开具非新冠证明。

但仍有医院暴发院内感染，如北京卫健委在2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一名在北大人民医院西直门院区的老年科住院患者则被另一名同科住院的患者感染，前者后又感染了前来探视的儿子儿媳，后者的老伴和两个女儿也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且其出院几天后又住进海淀医院。

至流行病学调查基本结束，这场新冠院感风波令北大人民医院初步划定密切接触者超过250人，西直门院区的老年科病房也已全部关闭。（详见财新网“北大人民医院老年科病人确诊新冠（更新）”）

而截至2月19日18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也累计报告核酸检测阳性病例36例，其中确诊病例34例，核酸阳性检测2例。新增病例均为医院隔离的密切接触者。36名病例中，有8名医护人员，9名护工保洁人员，19名患者和患者家属。

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医生告诉财新记者，他们医院最近收治了一名想要进行人流手术的女性，做过血常规及CT检查排除新冠，但仍在收治前引起激烈讨论。理论上，人流手术不属于急诊手术，为避免新冠漏筛，手术可以暂缓，但如果要等到疫情过去再实施该手术，可能会对患者造成更大风险，“我们最后让科主任决定做不做。”她说。

“病人看病的权利，是基本的人权。你怎么去保证这部分病人？就是在不增加疫情风险的情况下，又能够保证他们看病，这是下一步的难点。”复兴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席修明说。

席修明指出，为了保障非新冠肺炎患者就医，现在各大医院不能关门，不得停诊，但对收治的患者都需经过严格筛查把关，床位也限制得较低。

而和复工趋势相似的是，北京或即将面临大量外地病人来京就医，届时医院该如何管理和设定入院标准，在保证救治的同时又不引发新的院感，将成难题。

拖疗近一个月后，梁韬的女儿已于2月25日入住湖北省肿瘤医院准备化疗。前一天，红安县人民医院医生上门取了鼻咽拭子，两人确认排除新冠肺炎，办了通行证从黄冈去到武汉接受治疗。

赵康还没做上碎石和取管手术，只能在家里忍受小便刺痛、血尿的痛苦。

李平至今躺在金银潭医院昏迷不醒，没有医院接收他进行脑外伤的治疗和手术。2月24日，李平在排除疑似15日后又新发热，他能否二度排除新冠肺炎，仍需等待医院的检测结果。

财新记者汪苏、赵宁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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