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现在的120,相当于一辆的士

by 向由, at 30 January 2020, tags : 病人 医院 救护车 120th 王刚 王燕 床位 消毒

武汉交通管制后,路面上都是120的车子不停地跑,极少有私家车及的士 (摄影:远征、高星)

武汉从没有如此空旷,市民们避居在家,只有医院人口密集。

疫情还在扩散。

根据湖北卫健委的数据,1月29日0时-24时,湖北省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032例,武汉市356例。接连数日,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

一线,不只在医院,也在路上。

武汉路上的私家车很少了,但是救护车几乎全部出动。救护车上标配5人:医生1名,护士1名,担架工2名,以及司机1名。他们构成一个急救单元。车顶的蓝灯交织闪烁,在城中昼夜不停。

“现在的120,相当于一辆的士”,王燕说。

她是武汉120急救中心的一名护士。在交通管制后,她见到路面上的,都是120的车子不停地跑,极少有私家车,更打不到的士。“目前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病人送去医院,(去医院)都靠我们了”。

他们已经很累,但他们很难停下来。

现在,“整家、整家地感染”

王燕坚持了好几天,从早8点到第二天的早8点,24小时的三班倒节奏,“我们的工作严重超时了”。

她最忙的一天是1月26日,要把某医院几位病人转出去,包括ICU中的5位病人。她在中午两三点钟接到任务,忙到了凌晨两点,一直没休息,吃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太多人打120求助,导致任务量暴增。武汉120急救中心的一名司机王刚说,他们日常的出车量是一天八九趟,但在近段时间,出车量平均在每天十五六趟,有一个班甚至出了19趟。

一路飞驰的救护车 (摄影:远征、高星)

救护车出一趟,需要一小时左右。王刚说,正常情况是,病人或家属联系好了医院,120将他们送过去。如果他们没有联系医院,120一般以就近送诊的原则,将发热病人送到定点医院。

尽管路况畅通,但救护车出一趟,都要开十几、二十公里,耗费的时间不短。王刚说,因为24小时工作制,他们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大家都要持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候18、19个小时”。

一天的时间,都在路上榨尽,他们也只能强撑着。担架工张国告诉《南风窗》记者:“人都疲倦透了,人在车上,一靠着就睡着了”。

武汉市第四医院的一个急救班组,护士张静和司机老胡,两个人一台车,12小时一个班 (摄影:远征、高星)

但在当前,武汉的医院床位严重不足,救护车有时还要“绕圈”。王刚和张国说,遇到没有床位不能收治的,他们会给家属做工作,送到下一家医院去,基本上多跑一趟就行。

然而还有特殊情况。王燕说,有时找不到有床位的医院,他们就一直在不停辗转,“绕圈”很多趟,花好几个小时。他们有一个120网络平台,“看看其他的同志,说可以往哪儿送。我们尽量把病人送到有床位的地方去”。

现实的情况严峻,王燕面对的是,“打120的人很多很多,我们也不知道送哪儿去”。她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病人,但医院都没有床位了,有的病人就在家里死掉了。我们心里也在流泪。”

医务人员正在转移患者

医疗资源的紧张,促发了一些医患之间的矛盾。张国说,他在医院里见到的,叫的、哭的病人和家属都有,有的甚至跟医生吵架,“谁都想先救自己”。

救护车也会遇到类似的病人。1月28日,王燕去转运一位病人,是个70岁左右的男性,他发高烧,意识不太清楚,但他执意要去七院。

很多人不知道,120并不等于医院,他们只是负责转运病人。王燕告诉老人,七院的床位满了。但老人说:“那我要你们120干嘛呢?”

老人有女儿和女婿在陪护,双方僵持不下,“我们劝他,说了半天,但他们不听”。王燕说,老人的女儿拿出手机,说:“医院的事,就你们120联系的啊。要不然我录视频,发到网上去曝光你们”。

无奈之下,王燕所在的救护车,将他们送到了七院。但七院的急诊科人员说,七院没有床位了,连急诊科都没有床位了,实在是求也没用,如今是两个人共用一台呼吸机。

老人在担架上拉着不放手,女儿女婿跟各处医院打电话,但都没有床位。王燕继续劝他们,说还有很多病人需要120。最终,这一家人听从安排,去了下家医院。王燕说,这一趟,在医院的劝导工作,起码用了三四十分钟时间。

虽然耽误了时间,但王燕说:“老人的病状严重,在医院很多人围观。我们很同情他们,也理解他们”,但是,“武汉这么多医院都是住满了人,我们现在也是很无能为力”。

1月28日,武汉协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正在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

张国也遇到过不配合的病人,对方是一位老人和他十几岁的孙子。老人病况严重,但孙子只是发低烧。按照规定,应该把孙子一起送到医院,“但他怕在医院被传染,家属也反对送他去”。说了半天,还是没用,只能罢了。

然而到现在,家庭之间的互相传染,乃至出现“一家人都是疑似病例”,明显有增多的趋势。多名一线人员向《南风窗》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张国在一线的体会是,在医院里抢号的人少了,但以前是一个又一个病人,现在是以家庭为单位,“整家、整家地感染,一个家里起码两个,甚至还有更多的”。他说,1月28日又送了十几趟,起码有一半是“整家”。

王刚和王燕的体会也是一样。王刚说,在1月28日,接到报警后,他们前往汉口的一个三口之家。因为床位很少,他们此前居住在家,终于等到了床位,王刚就问他们,哪个是病人?没想到,三人都是。

“我们救护车上一车的人,都愣了一下”,王刚说。

“医务同志病倒了”

救护车上,见证了太多不幸。王刚记得,他在汉口接送的一对花甲老人,走路都很难了。老太太已经确诊,但是找不到医院收治。王刚将他们送到汉口医院,按理医院是不能推的,“但他们有没有找到床位,我也不能知道了”。

现实不容盲目的乐观。医院满了,病人一般只在门诊打个针,没有办法住院。“一人一个隔离房间”的目标,还远没有实现。

王刚对花甲老人的记忆很深,是因为老太太的病况严重,而老头在一旁着急大哭。他担心老伴的身体,怕医院没有床位,“住不进去就是要命的”。同时,他又害怕让小区的人知道,急得不行。

目前形势下,出现了典型症状,被外界知道以后,会被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它也导致了一定的精神压力。

王刚就遇到过故意隐瞒症状的病人。“我们去接病人,有些人不愿意说清楚,好多人就不说自己是发烧的,结果送到了医院急诊科,他才对医生说发烧了”。王刚说,他只能将这种心理理解为,“不重视自己的生命”。

张静及同事们护送患者进入医院大楼 (摄影:远征、高星)

实际上,有所隐瞒的病人,还危害到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救护车人员出车时,根据警情电话中的病人类型,有不同的标准。有典型症状的,他们严装出发。如果是一般病人,标准就低些。

另外,张国介绍说,如果是发烧病人,他们会先给病人带好口罩。不难发现,如果病人隐瞒症状,会让医务人员的防护不足。同时自身的防护不足,令一整个救护车成为高危环境。

为了应对,目前的各救护车已经配备了红外线体温计。

然而,还是有救护车上的医务人员“倒了”。王燕说,她所在的医院院区,“现在好多医生、护士都倒了。我们院要从二线的分院调人,把一些精神科的医生,社区医院的护士,抽调到一线来”。

仅她知道的,武汉120急救中心里,有两名司机已经“倒了”。他们在1月28日晚6点时发高烧,目前正在医院隔离治疗。

救护车奔赴之地,是“一线中的一线”,病人不确定性很大,但防护措施尚有弊病。王刚说,在最忙的时候,他们顾不上一些环节。比如消毒,按照规定,救护车回来后,要进行至少40分钟的消毒,最好的则是60分钟。

但是,王刚形容,在疫情开始爆发时,“医院的人进进出出,车水马龙似的”。同时还有大量病人在家,需要转送医院。后来,交通管制了,救护车成为几乎唯一的途径。他们根本接不过来。

呼救铃响起,两位医护搭档再次启程 (摄影:远征、高星)

“在车上的病人,有呕吐的,有咳嗽的。但是到了消毒环节,有时才二三十分钟,120就催着赶紧出车”,王刚说。

他们直面大量的病人,消毒环节不到位的话,救护车可能成为一辆传播病毒的“毒车”。同时,医务人员在24小时的工作制中,体力透支严重。身处这样的环境,隐患极大。

现在,救护车人员中已有感染,王燕不能不担心,她的家属尤其如此。“亲戚、爱人,每天都在嘱咐我,千万要小心。他们知道我是性格强硬的人,不会临阵退缩,只能言语关心我。我都回复说,我知道,我知道”。

“救命服”仍然不够

1月29日,王燕终于告别了24小时工作制。“现在很缺医务人员,如果我们的人倒了,就不再好找了。站长也担心我们”。她所在医院的两个院区,都有医护人员倒下了。现在,站长将两个站点,合并为一个站点。

合并后,王燕的工作节奏,变成18小时四班倒,相对宽裕了些。同时,为了应对随时有人倒下,另外备着一队人员。“留着一个班的人,不论是医生、护士、司机,还是担架员,总要有人顶上”。

武汉市急救中心某急救站工作人员合照 图源澎湃新闻

此外,消毒环节也在改善。王燕对站长提意见:“无论如何,一小时的消毒时间一定要保障”。

但是,压力也在变大,将救护过程规范后,也意味着运输能力降低。正在透支边缘的医务人员,无法迅速完成本就艰难的工作量。另一名担架员吴强说:“关键是武汉现在没车了,只能叫120。病重也好,病轻也好,都需要救护车”。

与此同时,防护物资依然告急。

救护车人员,对防护物资的需求巨大。和医院不同,他们每一次出车,都要定不同的标准。接送发热病人是一套,接送其他病人是另一套。如果混穿,反而可能传染。

也就是说,理想状态下,他们应该出一趟、换一套,但现实中远远不行。张国说,他们一开始时,面罩和护目镜都没有。直到现在,资源依然紧张,他将差的口罩一次性使用后扔掉,但对好的口罩,则要留着消毒,重复使用。

防护服就更加稀缺,它是连体式的,一旦脱下来就不能使用。张国穿着它,在老式小区爬楼梯、抬病人,一趟下来,里头湿透。但他不可以撕开,因为它可能是这天的最后一件。

“知道它不多,千万别搞破了”,王刚想到的办法,是将防护服撕开一角,小心翼翼地将它脱下,送去消毒。直到下次出车继续穿。

在武汉市急救中心的消毒点为车辆和自己消毒完毕后,他们还要时刻准备着,去迎接下一场战斗(摄影:远征、高星)

规范使用防护物资,反而成为一种奢望。“不够、不够”,王燕说。他们现在两个班子,都在设备科领东西,每天的防护服固定有30套。远远不够,“我们接触的都是重症病人啊,那就是我们的救命服,但都不够”。

人也不够,物也不够,但还有很多病人在城中家中,他们不能不出发。他们用一些小技巧,以及精神力量顶着。在路上,来回奔驰,一趟又一趟。

能顶多久?王燕没想过,她说:“我们没有一个同志退缩,除了病倒的同事,大家都冲锋陷阵在一线。”

(王燕、吴强、张国、王刚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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