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被强制隔离的湖北人

by 海仙, at 13 February 2020, tags : 男友 武汉 湖北 身份证 防护服 我俩 酒店 口罩

整个酒店很安静,每到饭点有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推着小车,拍响房门,回荡在走廊里的“开饭啦!”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438个故事 —

“嗯,我刚下火车,马上就到单位公寓了;顺利顺利,你们也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要出门;熬过这段时间,等四月份温度升高就会没事……”给家里打完电话,我示意周围穿防护服的人,可以走了。

此时的我,因为身份证420开头,被强制隔离了。

我是湖北武汉人,两年前大学毕业签了西北的一家单位,从此来往奔波于2178.4公里的路程上。

去年国庆假期回了一趟武汉后,我就做了春节不回家的决定。“票不好买,路途又长,除夕前要想到家就得请假,不划算,过完年我休年假的时候再见。”我对爸妈说。

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句“再见”,会经历这样一趟曲折。

从2019年12月的某天开始,手机浏览器陆续给我推送:湖北武汉发现不明肺炎。因为消息推送实在频繁,我心中也觉得不安起来,给家里打电话时,每次都要提下这件事。家人也由一开始的“没听说”,到后来明确回复我:是真的,听说有人感染了。

武汉这座城市,这几年除了发展越来越迅速,最大的事也就是98年发过一次洪水。也许是宁静的日子过得太久,也料想不到这个病竟然会是传染病。而我当时也只嘱咐最跳脱的弟弟,最近少在外面吃饭。

春节假期七天,听说我不打算回家,男友才和我说,他父母过年想见见我。因为他家相较我家离单位近很多,纠结了几天,我费了番口舌征求家里人的同意,但我没告诉家里人,我是去男友家过年。

父母其实一直不同意我和男友在一起,他们总觉得女儿一旦远嫁,就会过得很苦。

到了2020年1月22日,我随男友踏上了去他老家陕西的火车。

车上很多人都戴着口罩,大家聊的最多的竟然是武汉的冠性肺炎,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刷着抖音的男友突然举起他的手机,对我说:“钟南山院士建议没事不要去武汉,确定肺炎人传人。”

我和男友说,我心里总觉得不安,明天我还是要回武汉。男友表示很支持,随后的一路上,他就一直在兴奋地追问我父母的喜好。

谁知道一觉醒来,我就收到了铺天盖地的“武汉封城”的消息。

我给家人打电话,嘱咐他们千万不要串门,尽量不要生病,小病不要轻易上医院,在家族群里我也一直在强调。然而收效甚微,亲朋好友都说我小题大做,他们淡定得很。

这时候网上出现了很多消息,其中有一个自称某医院护士的聊天记录,预估感染人数达到十万人,因为说的是武汉的乡音,我没有怀疑,家人的态度也让我着急万分。我把消息转到家族群里。大家都沉默了。

后来,这消息被证实为谣言,但我却有些心存感激,因为在初期它确实给了人以重视和警醒。没人再把这事儿当成一个玩笑。

再次给家里通话时,爸妈告诉我家族的年夜饭取消了,想去街上买口罩也没地方卖。我嘱咐他们家里有什么吃什么,千万别出门。

1月29号,男友家附近一个亲戚去世了,因为离得近,不少亲戚顺路上门来拜访,看到了我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们我是武汉人,无一例外迎来了对方诧异的眼神。

眼看着新型肺炎的确诊人数仍在不断激增,湖北各地也陆续封城。陕西湿冷的环境和焦灼情绪,让我想早早脱离这个环境,但是亲人都聚集在湖北,我压根没地方去。

直到30号,男友家这边传来封村的消息。

男友和我商量,我们要赶在封村前,去单位所在的城市。那两天有消息传出,说封城前有500万湖北人出省——有说湖北人是不是想飞啊吃蝙蝠,还有酒店直接不予留宿,争议激烈,但点赞的也不在少数。

一路上,我都在为这次的出行感到害怕,男友安慰我,大不了我们折回去,才几个小时,和村支书说说,兴许能进。

好在火车站是机器安检,我顺利进了站。

到了西安要换乘。我俩按指示牌往出口走时,被人拦住要求出示身份证。我心里感到不妙,手里的身份证被紧紧攥着,那人还在催促,我刚拿出来,对方一把夺过,看了一眼后朝旁边大喊一声:“这有个武汉的!”所有人都条件反射似的,以我为中心散开了。

男友挡在我前面,着急地说:“她没有去过湖北,我能证明,你看这是我们前几天坐火车的票,我们还要赶着换乘呢!”

对方似乎根本没有在听他说话,同时收起男友的身份证,对着我俩说道:“一起的是吧?那就往那边走吧。”

我是成了犯人吗,那一刻我在想。这一切都显得不太真实。可我却又感到脚底发软。男友牵着我的手,顺着那个人指的方向走。

也许是害怕我俩逃跑,那个收走我俩身份证的人,紧跟在我俩身后,一直走到出站口旁的角落,一群戴口罩穿防护服的人围了过来。

那个人对我们说:“先等着,一个个登记。”在我们的前面排了十个人,我凑上去看,登记的人正在填写一张表格,除了姓名和身份证号,还有来的车次和预备去向。

男友安慰我,只要解释清楚了,就没事。我也在心底安慰自己,我们应该没事。漫长的等待后,过了一个小时,才轮到我们。

登记完信息,男友开始跟登记员解释,“我们坐的陕西境内的车……”,那个人也不听他说完,只让我们等着。

一等又是一个小时,期间我说我们还要赶车,他们让我把车票拿出来,看了后说:“不急,这不还有一个多小时嘛。”

“可我们已经待了两个多小时了!”我的声音已经喊得嘶哑了。没人理我。因为刚来月经,又在原地站了许久,身体如在冰窖。

大约又过了四十分钟,有人点到我们的名字,让去量体温。我问他:“量完就可以走了吗?”对方冷冰冰地说:“量完再说!”

五分钟后,我们拿出温度计,我的体温是35.5°,男友的是37.2°。

我心想,这是正常的体温,对方却说:“你们不用走了。”

听到这个回答,不知怎么的,我的内心竟然感到无比平静。我缓了缓,对男友说:“就这样吧,不去了。”我们坐在行李箱上,彼此再没有说话的力气,看着来往的人群,以及不断被推搡进这个圈的湖北老乡。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接到家里人打来的电话。同时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念到我和男友的名字,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匆匆挂了电话,我跟着男友被他们前后四人围着往前走,穿过拥挤的人群,走向停车场,最后被要求上一辆面包车。

车上已经坐着一个男人,怀里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女孩,小女孩在爸爸怀里哭着挣扎要妈妈。男人有点尴尬地说,他们在陕西安康常驻,这回来西安走亲戚,但因他身份证还没来得及改,准备去坐车时被拦住了。

就在我们上来不久前,女孩的妈妈量的体温高了些,已经被送往门诊。

之后陆续上来了一些人,直到车被坐满。即使是戴着口罩,车内浓烈的消毒水让我感到有些头晕,等我缓过来时,车已经开了很久。

我问穿着防护服的司机,“师傅,我们现在去哪儿?”司机言简意赅:“酒店。”男友问道:“怎么这么久还没到?”

司机像是为了要缓解气氛,轻巧地说:“别的都住满了,你们要去的是四环外的,这不,我也第一次去,还要导航。”

车内的人互相不说话,那个小女孩也停止了哭闹,躺在她爸爸的怀里睡着了。男友紧紧攥着我的手,轻声说:“没事,我陪着你。”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车经过层层安检后,停在了一栋高楼的门口。司机让我们先别动,他要先下去看看。十多分钟后,司机回到驾驶座关上门,对我们说:“要等等,上面和酒店没有商量好,正在沟通。”

我透过车窗往外看,周围都是和我们类似的面包车,我猜里面应该有湖北人。要是平时,我在外地遇到一个老乡,不善言辞的我都能跟对方聊上许久。但此刻唯有沉默。

一直等到23:40分,外面传来喊叫,让车上的人下车。

宾馆开了一道侧门,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依次把身份证递过来,让我们举高后给拍照。后面的男人一手抱着女孩,我帮他把箱子从车上拿下来,拖进侧门,身后的铁门随即被重重关上,传来落锁的声音。

我们一群人借着楼道里的光找到电梯,按照同身份证递过来的门房卡,一起上楼。之后,又在电梯的各楼层分开。

我和男友被分到一个房间,在最高一层,电梯里最后只剩下我俩。凌晨的酒店比外面更安静,楼道只有我俩的脚步声,推开房门,折腾半天的我们已经非常累了,把箱子推进门,懒得关门就趴在了床上。

相视半晌,我们决定把口罩摘下来,因为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躺了好一会儿,我去关上门,进了卫生间,看到洗漱台上扔着一支用过的牙刷。这让我再次感到惶恐:这里刚有人住过,竟然都没有清理过。

我瞬间清醒过来,小心翼翼地拿卫生纸把门把手和马桶、花洒还有房间的桌椅,统统擦了一遍。之后,又洗了好几遍手。

之后的每天,有人按时来送餐,我戴着口罩开门,同时把上一顿的饭盒推出去。我询问要待到什么时候,没人能给我准确的答复。

送餐人员来送餐 | 作者供图

整个酒店很安静,只有送餐人员每天推着小车,拍响房门,回荡在走廊里的“开饭啦!”,有时候我偷偷打开房门,见到的只是走廊里又多了些吃剩的饭盒。

男友说,现在全国人民也都被困在家,我们还有人送饭吃,想想也没有太差。但我偶尔想到那个同我们一起来的女孩儿,那么小,应该还在吃奶粉,他们一家人团聚了吗?没有出去的话,她又吃什么呢?

想到这里,我又有些难过得想哭。

重复的生活过久了,我有时候也会弄混是昨天还是前天发生的事。

周围的房间陆陆续续有人住进来,可以听见孩子的声音,应该是个五六岁的女孩,有时候传来的是嬉笑声,有时候传来的是哭声。

大概又过了两三天,床头柜的电话响了一次,不是酒店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简单解释后,我们才知道对方是一个刚入驻的“新人”。

他已经给好多个房间打了电话,有点崩溃了,到我们这里才有人接。听他焦急地向我们询问信息,男友宽慰了他一番:“全国都停工了,也不会有什么急事,回家你还要愁买菜做饭,现在你就在这里安心待着吧。”

“你们来得比我早,有出去的动静,麻烦给我回个电话。”

“好的。”

站在房间内唯一看得到的风景 | 作者供图

十多天过去,疫情还没有出现拐点,外界的消息也难以辨别,上午才听说西安复工,下午又听说西安在遣返务工人员,所有酒店和小区都在戒严,不允许接待外来人员。

同时,我接到单位的消息,我工作的城市也在进行对外地人员的劝返工作,所有外省员工现在不准返回上班。

一旦我们被解除隔离,可能无处可去。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的神经一直紧绷着,门外的任何一点动静都让我如惊弓之鸟。

那几天,我时常梦见敲门声响后,我们被赶出去的情景。

有次开门取饭时,送餐员在猛敲对面的门,旁边的人提醒他:“昨晚就走了。”

难怪这些天,我再也没听到小女孩的吵闹声。至于他们为什么晚于我们之前来,却能早于我们之前走,我也弄不太清楚。

还有上次打电话到我们房间询问情况的那个小伙,我们给他的房间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回音,大概也是已经出去了。

这些天,我一直在失眠,想哭却哭不出来。

直到高中的室友发消息,直接击中了我。她在北京的房东强制要求退房,同样没来得及回湖北的她,行李已经被扔到了楼道。

我躲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准备哭一场。这时姑妈又给我发来消息,问我最近是否还好,为了不增添家人不必要的担心,我编造出又一个谎言。告诉她:我一切安好。

在互相嘱咐对方注意安全的过程中,姑妈向我透露,她楼上的邻居就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我不免又担心起来。

姑妈创业多年,凭着几十年的奋斗,在离汉口火车站骑行只需五分钟的地方买了房。那个小区距华南海鲜市场不到1.5公里,小区门口的马路对面就是一家新型冠状病毒的定点医院。她每天隔着窗玻璃,看着外面的救护车进进出出,我想不到她该是什么心情度日。

每天有人按时来测体温 | 作者供图

从卫生间出来后,男友看我情绪不对,想转移我的注意力,过了好一会儿,突然问我:等疫情结束后,你有什么想做的。

我说,我想回武汉看看我的高中,去吃校门口那家的三鲜豆皮,还要吃“仟吉”的蛋糕……

“你呢,你有什么想做的?”我说。

“想跟你回家,见你父母,给他们做饭改善伙食。”

我们相顾无言,短暂的想象,依然填补不了内心的焦虑。

2月11日下午,房间里的电话还是响了:我们被告知,两天后离开。

我试探地问对方:“如果我们无处可去的话,能不能暂缓多留几天?”

对方的回答由“两天后离开”变成了“两天后必须离开”。

我放弃期望,早前我就做过最坏的打算,如果没有商量的余地,非得让出去,我就让男友先回家,我换个城市继续晃,四处流窜。

“不行!”男友的态度非常坚决。

那半天内,我们争吵过许多次。冷静下来后,我说:“我这么聪明,总有地方去的。我不能让你也回不了家啊!”

“那你知道你要在外面漂多久吗?”

“不知道。”被他这样问,我也开始心虚。男友想带着我回他的老家。可是我又担心,我们会被再次拦截下来,重演这一场。

“那怎么办?”

这个问题,换来的是彼此的沉默。

是啊,怎么办呢,此刻,应该不止是我,也许还有千万个像我一样,回不了家的湖北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作者海仙,公务员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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