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期特别篇（胡乱督查滋生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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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期特别篇》：胡乱问责滋生形式主义——

这是一篇注定要要被封的文章，因为公众号/专栏的定位，决定了我从来写不出来什么广为流传的文章，它们总是在爆火之初就被公众号和知乎删个干净，所以如果这篇文章被删了，我丝毫不会感到意外。毕竟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如此的“出格”，有些部门的权威是冒犯不得的，他们永远不会承认自己错了。

2018年4月，湖南津市《市纪委突击检查教育局办公用房》的信息截图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引热议。图片显示，教育局局长办公室抽屉里有散文、小说等与工作无关的书籍，发现几个学校办公室有大量零食瓜子、咖啡、饼干等，发现教师办公室有盆栽，市纪委将此类情况作为典型违纪案例进行通报。

2016年，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一中高二年级组24名教师，在放假后到酒店AA制聚餐且饮酒，花费1390元，也就是人均16.25元，被中共屯留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县通报批评，并在当地一报纸上刊登。

上述两个事件在网上迅速引爆，引起热议，甚至引起了人民日报、央视等官媒的关注，最后以两地纪委已公开道歉结束，两地纪委认真反思自己的工作作风，但未有任何一人受到处理，哪怕警告处分。什么叫“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呢？几天前，三江市区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走访入户时把一名被排查人员的身份证号码其中两位数写颠倒了，导致该人员的出生日期发生了错误，受到了立案调查，当地街道办事处作全县检讨。

我不知道被排查人员的身份证号码被颠倒了，导致出生日期有误，会造成多么重大的严重后果，也许只有纪委的那群人知道。我只知道，一名街道办事处人员每天要走访几百户居民，填写几千个信息，从早到晚奔波不停，你要我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把任何一人的18位身份证号码写错一个数字，我办不到，但我相信纪委的同志们一定能办到！至少他们觉得自己能办到，那么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让每个人发挥专长呢？世间事能者居之，让纪委的同志们来一线从早到晚工作十几个小时走访几百户人，一定能保证一个信息也不产生错误，毕竟他们应该不会给自己警告处分。

我常说一句话，人是被教会的。为什么老人碰瓷的事情屡禁不止，因为老人早就明白，自己碰瓷不违法，碰瓷成功一次就赚几千乃至几万，碰瓷失败一次不过也就被警察叔叔教育教育就放了。同理，各地纪委也明白一件事，督查过分了不过就是自我检讨反思一下，督查不过分的话，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以后牵连自己怎么办？所以某些纪委总是倾向于“宁杀错不放过”的胡乱督查。

胡乱督查和形式主义就像是相互依存的双胞胎，胡乱督查导致基层形式主义不绝，形式主义促进胡乱督查，而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胡乱督查，都在深层次上体现现时的官僚系统中存在大量无能官僚，胡乱督查和形式主义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反而对目前的“抗疫”工作是反作用的，这一点“新华每日电讯”已多次明确提出。胡乱督查挤占基层干部时间，打击工作信心，形式主义让基层干部在虚无的工作上疲于奔命，无论是胡乱督查还是形式主义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责任问题，纪委表示自己干了很多工作，官僚表示自己做了很多事情，但这些事情到底对实际“抗疫”工作有没有帮助呢，我猜连制定者自己都心知肚明。但他们更心知肚明的是，自己必须这么做，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想通，他们对自己“帽子”的担忧胜过疫情。

为什么我在今天要忽然说道这个呢？因为今天，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半月谈等官媒多次痛斥“抗疫”中的形式主义以后，“表格抗疫”还是有增无减，是因为山高皇帝远吗？是因为胆大包天吗？是因为政治觉悟差吗？都不是，是官僚的自我利益需要。

今天县政府下达了一份文件，一份短短的文件，附10个表格作为附件，这10个表格都是新发明出来的。那发明出来做什么呢？如果大家看过我前几篇文章，大家应该还记得前段时间县委书记甘茂曾要求全县基层干部在一天之类走访、调查、记录、上报全县几十万人口的情况，我说过，这个事情是根本办不到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全县在一天内做完人口普查的工作量，就知道这个决定合不合理了。

不过县级干部是在云层上面办公的，他们根本不用在意自己的指令是否符合实际，他们相信“重罚之下必有勇夫”，所以当把纪委抬出来要挟各乡镇政府之后，各乡镇最后都按时“完成”了走访任务。如果你还记得我之前写的文章，你就会知道，以鸟语花镇为例，“完成”是“完成”了，但怎么“完成”的就值得商榷了，毕竟重罚之下，没有乡镇敢说自己没有完成。我只敢说，我们上报的表格，做到了80%的准确吧，毕竟还有慌乱之下遗漏的，和一些瞎编的数据。

如果大家一直在看“疫期特别篇”，读者们还会知道一个道理，如果乡镇发现了漏报、漏查人员，是不敢往县上报的，一旦上报，就代表本乡镇有人要受到纪委处理了。

所以，在上述原因之下，可以说县级单位亲手蒙住了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直到半个月以后，他们渐渐发现之前采集的数据信息，很多都是错误的，完全无法使用。但是这个问题是共性的，我不得不说，即使在所有乡镇出现共性的问题时，县级部门依然不会认为是自己当初的要求就是反人类的，他们依然觉得是乡镇基层的责任心问题，无法抓住问题的根本也是能力差的一种表现，无法抓住问题的根本也决定了，他们再次的决定同样将是错误的，他们所得到的结果也将是错误的。

他们发了一个文件，发明了10个新的表格，然后要求各乡镇在两天内采集完成全县所有人员的数据，为了不出现上次同样的问题，他们把要求定得很高，把后果说得很严重，整个会议上“纪委”和“处分”被提到了二十多次。提供给大家的时间依然不够，大家发现漏报以后依然害怕纪委处理而不敢提出来，他们永远无法知道为什么自己给了基层那么多次机会，基层就是给不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个任务是完不成的，李念刚副镇长对我说：“北鱼，这个工作是完不成的，大家下去以后只能说尽量完成吧！所以最后数据的逻辑很重要，还有就是，不要和以前的数据完全一致，完全一致说明我们没有再次走访；也不要和以前的数据差距太大，差距太大，县纪委可能会因此说我们前期工作作风有问题，找我们的茬。要把这个数据的度把握在一个适合的范围内。”

大家知道为什么国家要减免所有确诊冠状病人的治疗费用吗？因为治疗一名冠状病人需要花掉几十万元，如果不免费治疗，很多患病的人就不敢去医院治疗，只会瞒报，期待自己能自愈，这样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患病，也就无法有效控制疫情扩散。

但庸人当官，很多道理县里面的官僚们都不懂。县纪委根本不明白，如果自己对新报上来的漏报、误报情况进行严肃处理，那么就没有乡镇敢上报新摸排出来的漏报人员，他们只会瞒着自己解决，但乡镇远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去解决一些问题。当然，也许县纪委的同志们并没有那么笨，他们很精明，他们知道瞒报出了问题是乡镇的责任，不处理的话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即使自己的做法是不利于疫情控制的，但只要不是自己的责任，那为什么不做呢？

这就是解决责任，不解决问题，的典型例子。他们明知道这样对疫情防控是极其不利的，但是他们依然要这么做，因为乡镇因为害怕纪委追责而瞒报疫情，最后出了问题只会追究乡镇的责任，而不会追究市县纪委的责任，所以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疫情如何发展，只要自己和家人没生病，他们就不关心，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帽子。

胡乱督查和形式主义就像是形影不离的双胞胎。很多形式主义，就是胡乱督查直接导致的。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身份证号码颠倒了两位数字，要被警告处分，那么请问没有身份证号码，会不会被处分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基层就提出了很多要求：

杜玉门在会上强调：“入户调查，必须填好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不管是本地人员还是外来居住人员，如果对方不愿意告诉你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那你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拿到他的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一个村几百人到几千人，一个人也不能缺，一个身份证号码也不能错，兄弟们，关键时期，已经有人因为表格里面的一个错被处理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也不希望大家跑腿活干了，累得人仰马翻，结果被那群坐办公室里的给处分了！”

注意这句话“如果对方不愿意告诉你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那你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拿到他的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这句话很关键，也反映了基层的工作难点，上面的人很明显的知道基层的困难在哪里，他甚至亲自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和矛盾，但他没有给出解决办法，只是下了一个死命令，也就是说，如果对方不愿意提供身份证号码，连布置任务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多数无能的官僚都是这样，我倒不是说杜玉门无能，他在基层有长期的工作经验，也有过成绩，有自己的事业，在县城开了几家店铺，算是一个能人了，杜玉门不过也只是接到了上面一个无能的官僚下达的无解任务罢了。

这印证了我常常说的那句话：“某些官僚压根就不会解决问题，他们只会挥鞭子，他们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地往下属身上挥鞭子，以期待下属可以解决这个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问题。”那么如果下属也是一个无能的官僚呢，上行下效，他又继续往下面的人身上挥鞭子，所以恰恰是在基层，基层干部往往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因为他们不在有下级可以挥鞭子，所以他们被逼着锻炼出来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具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是无法在基层生存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基层的干部是最优秀的，基层干部的优点通常是务实，因为虚招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基层干部是必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基层干部的缺点往往是局限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导致站位不高，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有时并不能从全局的利益出发思考和决策。

蹲点县领导汪刚在会上强调：“大家要与每一户村民见面，只要是有房子的地方，就要去看看有没有人住，如果不在家的话，就等，必须等到这个人为止，不能漏掉任何一户。而且每天去检查，随时注意家庭变化，而且态度要和气。”两天之内走访完成全县几十万人的工作量，我不知道县领导心里是否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或者他们信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人定胜天理念，他们以为“大力出奇迹”可以解决一切客观困难。这实在不像是一个共产主义该有的唯心主义想法。

时间很紧，但我要值班，所以我必须值班到下午2点半，我知道今天又将是是一个忙碌到半夜的日子，我必须趁值班的时间写下我的这些转瞬即逝的想法。早上的闹钟没有响，暗示我今天是周六，但是周几对我来说还有任何意义吗？三年来，自从县委书记甘茂上任以后，这种不眠不休连续工作几个月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如果说洪灾和疫情还是紧急事件，那么为了扶贫、环保、拆迁而连续加班几个月，我就无法理解了，县级官僚们总能把一些事情说得极其严重，然后以此理直气壮的占用你几个月的假期。我忽然很羡慕996的程序员们，996预示着他们一天只用工作不足12小时，每7天就有1天稳定休息，也就是说一年至少可以休息51天，还有国庆、春节、五一劳动节……假期，还有加班费！我相信这是很多基层干部所渴望的，汝之地狱，吾等之天堂啊！

几年前我和同事开过一个玩笑，如果按劳动法规定发放加班费的话，我早就可以在北京买房了，这当然夸张了，因为我低估了北京的房价。不过说实话，如果能足额发放加班费，我在三江市区付个首付应该绝对没问题了。

今天，开会花掉了整个下上午，中午值班，我利用值班的时候写下了这篇文章，下午2点半值班结束，我要驱车赶往泉眼村，参加走访，走访到半夜，如果我还有精力的话，晚上回到办公室花掉两个小时把熊开强的信访件改了。之前熊开强的信访件发上去，县信访局并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熊开强一定不满意，返回来要求我们重写，但我想说，除了给钱，没有任何事情能让熊开强满意。

上午的会议结束时有几个疑问，杜玉门没有解释清楚，因为杜玉门先后给出了两个不同的解释，我先前以为是杜玉门话赶话说错了。于是宁碧水提了出来，要求杜玉门解释清楚，到底什么是“外出人员”“在家人员”“外来人员”，宁碧水是吃过亏的，因为之前的政策理解有误，她被处分了，所以她这次非要问清楚不可，可惜还是让她失望了，杜玉门并不能解释清楚表格中“外出人员”“外来人员”“在家人员”之间的关系。

看起来很简单的三个词，不在基层的人是很难知道执行起来有多难的，他们凭想象总是觉得很简单，“在家人员”就是在家的人员嘛，“外出人员”就是家里人员外出的嘛，“外来人员”就是外面来的人嘛，如果你这样解释，那你等于什么都没说，大家都认识汉字，没必要让你再读一遍？

一个女儿在中都市读大学，春节回家的，请问这是“在家人员”还是“外来人员”？一个人籍贯回归县，在子午县上班，住在子午县亲戚家里，这算“家庭人员”还是“外来人员”？三兄弟供养老母亲，上个月在弟弟家，这个月在哥哥家，请问这在弟弟家算“在家人员”还是“外出人员”？在哥哥家算“外来人员”还是“在家人员”？请问“在家人员”包不包括“外出人员”和“外来人员”？基层情况千变万化，很多情况都是坐在办公室里想象不到的，如果不解释清楚，不及时释疑解惑，那么基层的表格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看这个表格都能得出来自己的逻辑。

而这样的错乱，最后还是会算到基层干部身上，“非常时期”是纪委上纲上线的借口，有时让我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只是听说的动乱时代，一点小错误就能扣上高帽子大肆批判。

无能，是官僚的原罪，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胡乱督查，都源自于此。形式主义和胡乱督查就像是无能的亲儿子，而如何提拔有能力的干部，又是一个拥有着极大挑战的事情。

一个有能力的人往往是是不屑于走后门的，他们有能力，所以清高，所以孤傲，所以恃才自傲，他们觉得自己不用奔走也能凭自己的能力平步青云；而那些热衷于旁门左道、跑官拍马的又总是无能之辈，他们知道自己一无是处，不动用“非常手段”，自己根本没法在芸芸众生里出头；而一个地方的的政治生态，如果总是以“潜规则”为主，那么提拔上去的人往往就是无能的人。

我曾乐观的以为，世间事总是好坏参半，爬上去也是，一半的人靠旁门左道上去，一半的人靠真材实料上去。五年过去了，我变得悲观了，因为我慢慢发现，那群我认为“真材实料”的人，也是靠旁门左道上去的。“真材实料”无法成为他们的通行证，想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真材实料”也要先依靠“旁门左道”。

50%的乐观变成了100%的悲观，这时候我觉得司马坤、欧悦文和毕大生这种整天游手好闲的人，其实要比某些官僚高尚得多，不作为，浪费的只是每年几万块钱的工资福利，只是废品。乱作为却是毒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不可计量。

白岩松说，人分几等：

最好的，聪明且勤奋；

次好的，聪明但懒惰；

次等的，愚蠢且懒惰；

最差的，愚蠢但勤奋。

因为愚蠢但懒惰，危害性是极小的，大多时候只能危害到自己。但是愚蠢但勤奋，却是要将自己的危害性无限放大，威害到尽可能多的人。

乱作为，不如无作为；乱督查，不如不督查。疫情之下，捆住手脚的基层干部投鼠忌器，抗疫效果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