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村日记——一个滨海小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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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为“2020，我们的生活在继续”征文大赛的投稿作品。他们将来要做的，跟疫情退散后，我们要做的一样——不要重蹈覆辙，以及珍惜。

本文图片均来自：泼辣有图

早上八点，广播“嗡嗡嗡”的开启声又一次把我吵醒。

“勤洗手，尽量减少出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八号令……”从十几天前的一号令颁布到现在的八号令，开播时间越来越早。

农村特有的电线杆暴露在我家门前，电线杆上安着一个漆黑的大喇叭。喇叭有三层楼那么高，而我的房间正好在三楼，打开窗户和大喇叭便来了个近距离照面。每天的疫情广播好像并不是让全村人听到，而是对着我一个人耳提面命地循环播放。我就像孙悟空，每天受一番紧箍咒。

起初广播起到了很好的普及提示作用，试想十几年未响的大喇叭一鸣惊人的威力，大字不识一个又耳背的爷爷都会向我打听一句：“刚广播叫什么？发生什么事了？”从早到晚的广播声让爷爷回忆起年少时，广播叫他去吃大锅饭的情形。但在二十几天的广播轰炸下，我只觉得烦躁。

班级群需要每日的身体健康签到，我并不明白它存在的意义，仿佛我是每天接受健康调查的小猪。无论学校长篇大论的通知，还是广播里书面化冷冰冰的讲解，形式主义在特殊时期也不会消失。

走个流程，反而成了许多机构随意敷衍的工具，所以，各地村长饱含情绪的方言播报便成了一股清流。我们始终明白哪些是流于形式的任务，哪些是发自内心的担忧，因此才更加珍惜后者。

事情要退回到一个月前，2019年的12月31日，我买了一张长沙到汉口的火车票，赶赴一场跨年演唱会。在汉口火车站看着来往些许戴着口罩的行人，这也许是我离一场即将爆发的疫情最近的时候。

绿皮车厢里，坐在我对面的情侣戴着剪裁立体的防毒面罩，两人都只露出两颗眼珠子。女孩靠在男孩肩上，男孩一脸疲惫地闭目养神，一种只有武汉人才有的疲累感笼罩在他们身上。左手边的男孩子也戴着口罩，低头默默玩着手机。

只有威胁近在眼前，人才会去思考，去关注，就像那时的我，坐在一群戴着口罩的乘客中，焦急地翻着知乎和论坛，搜集不知名肺炎的起因和现况。

病毒可以被口罩隔绝，但紧张感会穿透一切。下了火车，我便立马去药店买了一盒口罩戴上，这盒口罩，我一直用到现在，它早已被赋予超出当时购买购买价的价值。

我老家在浙江省的一个东部沿海小镇，因为有着西边丘陵的天然屏障，又与武汉市相隔2000多公里，这里的人们保留着“偏安一隅”的思想。

1月22日，新型冠状病毒霸占各大新闻头条的第一天，我在饭桌上跟年迈的爷爷奶奶普及新冠肺炎时，却仿佛在唱一出独角戏。

奶奶说：“我们这是小地方，不会传到这儿来的，当年非典也没传过来。”她说的有一定道理，但人口流动早已今非昔比，连我这种生活单调的穷学生都经常在中国地图上攻略不同的城市，遑论那些因为工作不得不辗转各地的人，他们的数目更加不可估量。

我试图在饭后给家人播报每天的感染人数，以激起他们的紧张与重视，但这些努力总比不上家族群里长辈之间的一个转发。

讨论了无数遍的词语“代沟”，不仅存在于沟通上，更存在于思维的影响力上。父母说的“多喝热水”和男朋友讲的“多喝热水”就是不一样，长辈间的热点话题和同辈间的话题裹挟也完全不同，所以我完全理解父母对我话语的轻视，我需要做的只是用行动保护他们。

我提醒弟弟多洗手，替妈妈去买菜，为出门的爸爸戴上口罩，在爷爷听不懂广播时讲解给他。其实，我不需要家人把我的警告奉为圭臬，我需要的只是他们健健康康。

进入2月份，我终止了饭后播报节目，因为疫情已经严重到全民皆知的地步了。

随着疫情的全面爆发，一些机构和人员的丑态被放大。部分手握微权的人被曝光私占挥霍；赚国难财者囤积居奇、坐地涨价；宅在家中的人们化身正义网民，敲响一轮轮道德审判。 

家长之间关于疫情的讨论比我想象中更有秩序和远见。

我妈和我爸比其他父母还要早地意识到战疫的持久。他们收割掉自家田里种的菜，采购油粮肉，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而我只是比他们对信息更加敏锐，更早地知道疫情，却没有像他们一样考虑这个家庭失业封闭一个月的生活需要些什么，如何平稳地度过。

终究，我还是太年轻。

我妈还有两点做法让我敬佩。一是，她考虑到冰箱的容量，采购了易储存的食材，并构想了今后一个月的食谱，保证菜肴种类营养均衡。二是，为了打磨闲赋在家的时光，她下载了网络教程，并准备了制作缙云烧饼、古早蛋糕等需要的食材和工具。

丰富的人生经验让他们比我早一步预知到之后的“封村”和“待业在家”。

一夜之间，村口通向外界的路被竹子砌起的围墙彻底拦住。为了防止瘦小的人钻过缝隙，围墙前搭起一座座红色的帐篷，这些红色的帐篷在蓝色烟雨下空旷的街道上尤为显眼。

村里派一群年轻力壮的男人轮流在帐篷里值班，姑丈是值班中的一员，他的左胳臂别着红袖扣，主要工作则是巡逻、劝退，以及“护送”没有通行证的村民回家。

隔壁人家的门上贴了封条，他家的车门也被贴上，村干部和街坊邻居围着他，劝说他不要下楼。

他看看封条，又看看大伙，什么话也没说，上楼去了。之后，每天饭点便见他从二楼窗户摇摇晃晃放下一个篮子，专门有人负责往篮子里放几颗蛋、白米饭或者几块肉。他的伙食被村委会承包了。

听说谁家的租客从湖北回来。听说谁家的留守儿童偷跑出去，被监视观察……大家都在自圆其说，掺着分享焦虑的私欲和一丁点幸灾乐祸。

村民们无法容纳外来人口的闯入，于是劝退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像我的姑丈站在村口对着他的租客所说的：“请你回家！”“疫情退了再回来吧。”“这是国家的指示，没有办法。”

疫情刚好爆发在春运前后，外来务工人员兴高采烈踏上返乡的列车，却发现家乡被封锁起来，打工的出租房也被封锁起来，打工的工厂还未开工。他们像一粒黑点，在一堆封闭的圆形边缘试探，不被接纳，最终不知在哪里安了家。城乡问题、住房问题、外来务工问题在新旧年之交给了更多外出务工人员一个教训。

爸爸在电话里和租客商量不要提早来浙，开村后他可以减免房租或者延长租期，租客答应了。爸爸年轻时也远离家乡打拼，深受当时的房主照顾，他明白许多问题互相体谅就能减少更大的麻烦和冲突。

村里的其他房主也都主动联系租客，劝他们在老家多呆几天。当然也有不少租客偷偷进了出租房，晚上不点灯在房间里生活，却还是被发现，要求闭门观察十四天。

村里以前经常搓麻将打牌的男人们，因为棋牌室关闭和值班的需要，一个个戴上了红袖扣，这些大老爷们监督租客量体温、往篮子里放食物、坐在冷清的帐篷里盯着围墙的缝隙。

也有一个村民带着自己的租客翻墙进村，被发现的邻居举报。村长冲进他家，一顿乱骂：“为了赚几个房租费不要命的吗！人带进来就算了，还不跟村里报告。他万一感染几个人，你造的孽一辈子还不清。”

时间一眨眼跳到二月中旬，口罩一跃成为稀缺物资的今天，幸运的是，食物从未短缺，但超市缩短了营业时间。超市企图在安全和经营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尽到供应责任又确保职工安全。

建在村里的快递公司，前几天也开始营业了，围墙为它开了一条专门通道。感染人数还在增加，只是增加幅度有所下降，但社会已经焦急地要投入生产之中。

赚钱，是社会运转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学习不是，所以在生产和开学的取舍中，加速恢复原先的社会经济秩序，被排在了前面。然而，随着疫情战线的拉长，末日氛围的逐渐散去，学习竞争的现实压力也慢慢显现出来。即使国家明令禁止提前开课，网课还是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我曾看过一条视频，讲日本街头那么多人戴口罩的原因。

大规模使用口罩源于1920年爆发西班牙流感，日本将近一半人口感染，随后SARS、H1N1等流行疾病肆虐，然而，如今疫情下的日本，有人铭记历史教训、做好防护，也有人觉得中国山高水远、不必在意。

有人记住，就有人遗忘。有人睁大眼睛想把一切看得真切、印进脑里，自然就有人故意闭上眼睛。

看着村委会发给我家的通行证，看着微信两位数的步数，看着这二十几天写下的日记，突然觉得胸口有一股情绪。我需要记住一些事情，在将来讲给自己的孩子听。

我不想孩子们回顾历史，认为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只是“一只蝙蝠引发的悲剧”，玩笑会抹灭历史的沉痛；不想让他们觉得这只是一场年代久远的死了不少人的“战疫”；不希望他们仅仅通过一串那么大的数字和网上的官方报道去认知这段时期，就像我们认知非典那样。

我希望他们读读我的日记，虽然写得很一般，但是真情实意。

日记里没有人伤亡，也没有饥荒或者药荒，我甚至饭后在自家院子里随意溜达，平日看看小说和电影。

但他们可以从日记中读出富强大国里青年的懵懂、和平年代里成人的慌张、一个普通居民的无奈、一个海滨小村的变化，进而想象出全民族的疲累。而他们将来要做的，跟疫情退散后，我们要做的一样——不要重蹈覆辙，以及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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