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武汉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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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江第五周（2月18日—2月24日）的记录，21日空缺，为朋友讳。仍然回不了武汉。

2月18日

这两天看新闻很少。偶尔上微博，几乎不看朋友圈。唯一持续跟踪的，是疫情数据和省市文件的更新。数据相对固定，文件更新太多了，大有应接不暇之感。日记越来越枯燥、单调，人却比之前平静了不少。

昨天说潜江没有针对前两天激增的数据做说明，是我疏漏了。潜江新闻网针对15日的50例做了解释：确诊病例仅2例，其余为临床诊断病例。“48例临床诊断是之前已经隔离治疗的疑似病例，疑似病例可能有2次核酸检测阴性，潜江市委、市政府本着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对疑似病例全部进行CT检查，有肺炎症状体征的，按照国家防控方案全部订正为临床诊断病例，这说明潜江病例监测工作敏感性很高，防控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16日增加的16例，则没有解释。只在凌晨出了一个新增病例情况及分布表，我后来点进去看时，已经删除了。昨天新增仅3例。下午网上公布了这三例的大致情况说明。

昨天晚上，整理过去两周的日记，完工后上微博看新闻。这几天事真多啊，巴基斯坦的蝗虫，钻石公主号游轮，剃头的医护人员，至今没现面的第一个感染者，韩红的基金，拒绝隔离或者无须隔离的陈厅长……我一扫而过，没有细看。但南都的一个报道却让我心有触动：他们在武昌火车站边，采访了一群因为封城而滞留在武汉、住不起酒店的外地人。

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有这个群体存在；在铺天盖地的生死诀别中，也没有媒体去关注他们。此时他们被人注意到，依然不是中心，不过防疫战争中几声微弱的呼吸而已。

武汉封城，确实有“史无前例的现代防疫实验意义”，既是实验，则仓促难免，要求政府面面俱到、从容应对当然不现实，但不能就此把一切牺牲当做理所当然，也不能不对那过分的仓促和对仓促毫无改善进行反思。昨晚，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说，武汉疫情持续时间比较长，由于防控措施没有及时到位，很多社区病例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重症病例从发病到住院平均9.84天，这10天错失最佳时机，等待过程中由轻症变重症。“很多社区病例”，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等一切过去，他们只是一个数据而已，不，也许连数据都不会有，因为有的死者已经无从统计。

换帅之后，不得不说，防控有明显改善。今早省政府出台了更严格的防控措施，《关于全面开展发热病人排查核查的通告》，排查的不再是确诊病例、疑似患者或者密切接触者，而是一般发热者，且追溯至1月20日，这说明“应收尽收”终于落到了实处。下午我看“武汉发布”的推送，全市有1452张空床位。

我第一时间把这个通告转给H，毕竟她有长时间的发烧史。她告诉我，昨天“冒死出了门”，去妇幼做产检查了血，已基本排除肺炎。新冠肺炎症状是白细胞偏低，中性粒细胞偏高。她白细胞偏高，中性粒细胞正常。

她的预产期只有十天了。我问她孩子名字有没有想好。她说大名没有想好，但小名定了，叫小核桃。

潜江的防控也升级了。从明天开始，未经市防控指挥部市场组许可的店铺，一律关门。我先在杨汉年的朋友圈看到了文件，他在杨市的批发超市，看来也在关门之列。下午村里采购群里有人发了消息，大家连忙采购物资，郑队长大概会有焦头烂额之感。

武汉的业主群里，也是各种采购、组团。有一个团是专门团鱼的，发了一份价格表，比平时贵了许多：草鱼14/斤、胖头鱼14/斤、武昌鱼14/斤（3斤起）、鲫鱼15/斤（3斤起）、桂鱼45/斤。

下午，又收到中国移动10086发来的短信，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刚刚出台了《关于依法全力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的决定》，第六条说：“市、区人民政府可依法紧急调集人员或调用储备物资，不得拒不配合调集、调用。”《传染病防治法》似乎也有类似规定。总而言之，非常时期，一切为疫情防控让路。

说说身边的事。

这两天因为工作上有事要处理，带小溪不够用心，遭到妻子和妻妹的一致批评。具体地说，就是没有关注小溪的需求，没有尊重小溪的行为方式。妻子举例：小溪玩一个玻璃杯，我不是用转移她注意力的方式换走玻璃杯，而是直接抢走杯子；妻妹举例：小溪要吃零食，我说，我来给你打开，小溪于是把盒子交给我，我却转手藏起了盒子——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她们说的有理，我接受了批评。今天便时时注意这几点，小溪在我手上时，明显比前几天开心了不少。

晚饭后在门口散步，和侄女谈起人的记忆。我问她最早的记忆是什么。侄女想了许久，说大概是妈妈抱着她在门口与人说话。就这一个画面。我回忆我的记事之初，也是一点碎片：在外公家，母亲牵我去她的爷爷屋里，老人正在烤土豆，给我掰了一点。我认定这是我最初的记忆，因为那时我尚不能自主走路，也许是母亲牵着，也许是她抱着。明天我要问下母亲老人是哪年过世的。

2月19日

自从我一个月前离开武汉，对困守武汉的朋友，真的是“不忍相问”。我楼下的邻居，一家七人（四个大人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才半岁），自20号至今，没出过门一步，我从不敢问他们生活的细节。他们在承担种种重厄，而我在远方，这种距离，有时甚至让人生出羞愧。

早上在朋友圈看到大学同学K发了条消息：“你们应该上狗头铡。”K平时极少在朋友圈发言，我问他是否平安，他说：“我在方舱医院。”之前他在酒店隔离，两次核酸都是阴性，但肺有轻微感染。昨晚十点转移到方舱，现在方舱还没有发药，没有医生查房，也没有检查设备，只有量体温的护士。他从护士处得知，隔离区域，有疑似，也有确诊的。他大概算疑似，非常担心交叉感染。

K所在的方舱，16日市委书记去过，有850个床位。我把K所说的情况，整理了发给几个媒体朋友。他们的意见比较一致，现在的政治任务是“不漏一人”“床位等人”，方舱的轻症和疑似面对的医疗资源短缺，实在无可避免。一位朋友在我的微信里留言：“过两天就会全部配齐，又没神仙，吹口气就全了。”

个体的悲怆再怎么巨大，置于时代，也不过是一片羽毛。我们揪心于K的状况，而武汉全城，有成千上万个K。我简直是虚伪地问K我可以做点什么。K说：“你要做的就是吃好睡好把身体养好，别在方舱看见你。”

方舱之外，武汉的排查更严。各区要作出承诺，确保没有居家的确诊和疑似病人，新市委书记说：“不能不当回事，人命关天，如果再发现一例，就拿区委书记、区长是问。”有此要求，外面的确诊、疑似，当然会逐个解决。现在的武汉，似乎是两个人间，一个是暂时安全、封闭在家但勉强保留了正常生活方式的居民，一个是在方舱、在高校隔离区、在定点医院的见过病毒的人。

潜江昨天没有新增确诊，市政府披露了一个总体数据，我所在在杨市办事处（相当于一个社区）共有六例确诊，最近的在邻村左场，刁庙村一例也没有。其实不管有无确诊， 不管确诊多少，只要还有土地、有种子、有阳光雨水，农村生活的内在节奏不会改变。今天村里有七八户郑队长代买除草剂，草甘膦、缩节胺，前者用在水田，后者用在麦田。这是要逐渐恢复生产了。

我工作的出版社也在逐渐恢复生产，晚上接到通知，明天上午开视频生产调度会。领导让我们清理书稿，有条件的话就在线审稿。今年肯定是歉收之年，我们只能尽量补救。按照省里的文件，明天24点之后，就可以复工了。不知明天是否会有新的复工时间安排，不过，此时复工或者延期通知，都只是一纸文件而已。真正能决定大局的，只能是每天的疫情数据。

说回我的生活。小溪今天起得早，七点半带她下楼，太阳刚高过屋檐。我们去菜园外面看阳光，看樟树上的麻雀，看慢慢散去的白霜和雾气。小溪要下地走，我牵她经过一丛油菜，突然发现油菜花已经冒出了几枝，旁边的土豆也有芽钻出来。一个月前，我回潜江之时，油菜花还没有抽顶，土豆也刚埋下不久。春天真的来了。

我每天的记录，有个朋友说是“不动声色”。风格上，和我的诗类似。文字里我很少激愤，当然也不会激昂。以前写过一首《我不会写的诗》，有一句叫“我不会写激愤的诗，写诗的时候我已变得平静”。不动声色，也可以做如是观。我回复那位朋友说：“声色已经为朋友的遭遇动完了，落笔时反而平静。”这算是辩解，也是掩饰。在如此激荡的一个月里，平静反而是可疑的——哪怕是在风暴中久久驻足之后的平静。

最后说回K吧。下午他告诉我，方舱发药了：新冠肺炎一号方。中药。口罩仍然紧缺，连护士都没多的。他还有三个口罩。一个一次性的，两个3M。我在想可不可以给他送点口罩，可又茫然无头绪。现在口罩全国都缺。茫然中翻看他所在的方舱医院的照片，注意到四面墙上都是字，有一面写的是“中国加油，武汉必胜”，另一面是一句诗：“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

2月20日

2005年，我到武汉上大学，班上11个男生，只有K是武汉人。军训一结束，K带我们去他家，把那台老旧的奔腾电脑搬到寝室。主要是玩游戏，网游带不动，只能玩《坦克大战》《拳皇》和《仙剑奇侠传》。也看电影，一边看，一边吃炒花生、瓜子，喝啤酒，喝到兴起，K给他在华农的一个女同学打电话。我们在一旁起哄，女同学的室友也起哄。时间长了，两个寝室熟悉起来，于是见面。四男四女，十八九岁，正是荷尔蒙旺盛的时候，有四个人迅速谈起了恋爱。

K没有谈，他喜欢的是另一个女生，在江汉大学，和我同名。我见过那个女生，好看极了。为了追她，K学会了弹吉他，整天在寝室唱许巍，“我像风一样自由，带着你的温柔，无迹可求”。那时我刚开始写诗，许多句子，都是许巍的风格，这是受K的影响。K最终没有追到那个女生，但许巍的歌他还在唱，“我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声音里多了点消沉和颓废。

K喜欢打篮球。我们班的篮球队八人轮换，像我这样运球都不利索的就有四个。K好一点，能在紧逼之下运球过半场。打了四年比赛，我们只在一场友谊赛中赢过我们的师兄——他们班男生更少。但这不妨碍我们打球的热情，K经常晚上出去打球，和隔壁寝室阿舟一起，后来有一个女生加入，还追过他，不过也没成功。

昨天写K时，许多跟K有关的回忆自然浮现。大学毕业后，同学星散，留在武汉的不多，我和K见面还算频繁，但终究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话不谈了。K是怎么感染的，怎么在酒店隔离，我都没问。早上和他电话，他一一告诉了我。这些细节于别人已经不重要，于K却要反复确证，被隔离的日子，他肯定没少回想那些细枝末节。

K所在的方舱，一切已进入正轨：昨晚和今早，方舱给他发了两个口罩；伙食也还不错（虽然他开玩笑说没有达到每天伙食标准）；发的肺炎一号他查到反馈很好，很多专家都在推荐。他还没来得及看新闻，我告诉他，昨天武汉新增仅615例，治愈近1000。这是好消息，新增病人越少，以前的病人就会得到更好的医护。

后来我才知道，新增锐减，也和新版诊疗方案有关CT不再作为判断标准，要确诊，需要实时荧光 RT-PCR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二选一。

刚挂电话，云南一个诗人朋友看到我的推送，说可以顺丰寄20个口罩给K。K谢绝了好意，说暂不需要。

我有预感，回武汉的日子快到了。隔壁丁正在中南医院实习，单位已经在催他上岗。只是，火车、汽运开放之前，全面复工大概是一句空话。我搜了不少新闻，没有看到湖北铁路的恢复时间表。晚饭时，黄建树转我消息，防控指挥部出了新通知，复工不早于3月10日。而且是“先按照”，有余地，可退可进。我知道会推迟，原想是一周一周来，这次直接20天，大出意料。

黄建树开玩笑说，我的《回武汉记》，又结不了尾，要加“中下”“下中”甚至“番外”了。我这个系列，无限靠近，却不抵达。延宕越久，回武汉之心、之情就越强烈；悖反的匮乏，会让人持续记录下去。

在收到通知之前，自觉回武汉日近，准备做一个微信推送，约一些朋友回答回汉后最想做什么。一个朋友说，离开武汉时，在客厅留了一盏灯，回武汉后第一件事是想知道那盏灯是否还亮着。一个朋友说，她只想抬头看看蓝天。她在家关了一个月，一直不敢下楼。山东的黄建树说回到武汉后想在户外走一走，他详细列出了路线：“从虎泉地铁站那边，穿越华师，从华师广埠屯那个门出，走到创意城坐804，要是觉得走够了，就在铁机路余家头下车，要是觉得没走够，就在和平大道四美塘下车，走两站。有时候要拿快递，会坐到铁机路铁机村（余家头后一站）。”

我回武汉后会做什么？我上次说要刮胡子、拥抱朋友、旧地重游，似乎不太真诚。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要回武汉了才知道。

2月21日。

为一个朋友避讳。这天的记录不贴。

2月22日

21号离开武汉到潜江后，我常常回想之前一个月的生活。

12月28号，我们在外文书店给燕七的诗集办分享会，现场大概有四五十人，晚上二十多人聚餐。元旦后，父亲带着哥哥的孩子到武汉，其时我们已经知道海鲜市场的事，出门不多，但1月4日，还是带他出去逛了一圈：先在外文书店儿童区看书，再去旁边的肯德基吃饭；当天晚上父亲又带他去创意天地的电影院看电影。1月14日，时见鹿书店的十七约朋友们在水果湖东二路吃饭，我坐地铁到洪山广场，再骑自行车过去，在座的还有张执浩、小引、川上（他那段时间在陆军总医院住院）、艾先和林东林，中途有人提过华南海鲜市场，但没有人当回事。

更多的接触者和行动轨迹已经记不得了。如果没有这次疫情，那些日子多么平常，我断不会一遍遍回想。每次回想，先有恐惧，接着是愤怒；后来看了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的论文（论文把疫情爆发分为几个阶段。12月31之前，出现104名感染者；后面十天增加653人；1月11至20日暴增5417；1月的最后十天增加26468人），愤怒不减，恐惧却弱化了——真正的恐惧，真正的暴风骤雨，都在封城之后，要900万困守城中的武汉人去领受。封城之前的掩盖是恶，封城之后的混乱是庸。一切愤怒和批评都基于此，一切哭号和悲怆也因为此。

连着两天大晴，门口的麦田里，到处是背着喷雾器喷洒除草剂的人。岳父昨天喷水田，今天喷麦田，这事一完，又可以闲一段时间。岳母今天在处理菜园，大白菜老了，外面一层层地腐坏，岳母全割掉，晒在一边，脱去水汽，这样保存比在地里更久一些。几大筐白菜，吃是吃不完的，但也不能任由烂在地里。

村里的宣传车几天没来，中午过来四个警察，去了隔壁丁正家。说是最后一次录制信息。见丁正没戴口罩，一个警察大声让他戴上。然后询问，填表，拍照。填表时，得知丁正是医生，立刻变得和颜悦色，先对丁正父亲说了几句了不起，又说可以送丁正去高速路口，再拦顺风车去武汉。他们是杨市派出所的警察，我在门口等他们过来，哪知车在路口掉了个头，径直走了。

警察对丁正的客气（甚至有点敬意），背后是疫期大众的心理。这几天我也在朋友里寻找医生，翻来覆去，只想到了三个。一个是诗人朋友、武汉八医院的许药师；一个是初中、高中同学L，武汉第六医院呼吸科的医生（我们失联许久，今天刚加上微信）；一个是几年前偶然认识的杜医生，在武汉第九医院。疫期他们都在一线。L不用说了，呼吸科首当其冲；许药师虽然自己说“非核心一线”，但药房也是核心位置；杜医生则一直在青山北湖治疗点。疫期我一直不敢和他们聊天，怕打扰。只是看他们的朋友圈。L从来不发；许药师转过一些方方和小引的记录文章；杜医生稍微发得多一点，她在记录疫期的一些工作。

看新闻的时间仍然有限，主要为微博看。前天我在微博上收到一条私信，一个陌生网友以为我在光谷方舱（我写K的微博提到了光谷方舱，她搜索找到我的），想请我去看看她父亲，因为她父亲手机没电，联系不上。我正要回消息，她说已经联系上了。昨天中午，她在超话里发了求助信息，她父亲是重症患者，想转移到定点医院。K之前说方舱里有疑似、确诊夹杂，轻症、重症也没有分得特别清楚，看来是真的。今天早上，那个网友更新了微博，说她父亲已经被转移到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她还特意把微博截图给了我。我不知道说什么，打了几句话都觉得不妥，最后只回复了一句“祝早日康复”。

2月23日

今天农历二月初一。正月已过。在潜江的第34天。

昨天晚上和在武汉一家定点医院呼吸科的L聊了半个小时。她给我讲了一些她的近况：每天下午会轮休，晚上住医院——医院把康复楼腾了一层楼给医生住；不过物资依然紧缺：医院每天只发一个口罩，还是一次性的，进了隔离病房才换N95，穿隔离服。L说这种工作状态，她早已习惯，只是精神压力太大了：“这病传染性强啊，没有特效药，死亡率还是有点儿高的。每天科室住院的病人死亡1-2个。”

我和L初中同班，高中同校，大学都在武汉，但上次见面已是2006年的事了：她复读一年后考入湖北中医药大学，我邀她来我学校玩。那天我们在沙湖边散步，谈的都是高中往事。后来渐渐不通消息。18号我想到她在医疗系统，去QQ留言，才得知她就在武汉，而且是最核心一线的呼吸科。14年没见了，我很想见她。况且她就住在洪山，小区离我家一刻钟的车程。我和她约定了疫期后见面。

早起，看到一个视频，韩国民众在首尔广场上集会，声称“广场比地铁安全一百倍”，那规模比百步亭万家宴大个十几倍吧。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扩散，以前我关注得不多，只断续看了一些钻石公主号游轮的报道，今天去看了几个报道，说意大利、韩国（22日新增229例）、日本都有扩散之势。日本感染者集中在钻石公主号游轮，参加救援任务的日本卫生部工作人员在船上的工作结束后未接受病毒检测，直接回卫生部工作。被发现后说“如果自己真的被传染的话就可以传染给更多同事，然后大家就都不用上班了”。这个消息源不一定权威，有可能是日媒的造谣。还有新加坡，之前看到好些自媒体说新加坡放弃了控制（以此来批评我们的管控过严），今天看到《中国青年报》报道，新加坡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说由于疾病检测能力和对密切接触者追踪能力较强，新加坡识别病例能力是其他国家的三倍。这么一想，放弃控制也说得过去。

海外的情况，自然不能反证我们有多厉害。昨天看过一个历年来传染病传播曲线图，新冠一骑绝尘，非典紧随其后，跟这俩肺炎相比，埃博拉、塞卡都成了直线图。不过今天又有人说这个广为传播的图是选择性失明，只截取了前四十秒，如果放全，则传染最广的是墨西哥猪流感（H1N1）。我去搜了一下，猪流感死亡约284000人（世卫组织的估算），但致死率并不高，仅0.01-0.03%。

两个曲线图，两种观点。这样的事太多了，几乎就是网上的生态。所有信息都是选择性的，都是为了某种言说服务。如果这种选择性公正、客观也就罢了，但既然是选择，必然有遮蔽，区别仅仅是，有的遮蔽无心，有的遮蔽则是刻意。无心者，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去理解事件；刻意者，把事件框定在自己经验之中（而且还是变形的、篡改的事件）。

今天托郑队长买了五斤草莓，11一斤，算是白菜价了。岳母本来反对，以她的经验，这个时节的草莓，不是天然的，药用得多。及至草莓送来，我们吃过都说不错。岳母仍然让我们少吃，她说唯一能放心的，是那些个头不大、也不特别红的纯天然草莓。这大概就是我上面说的“把事件框定在自己经验中”，不过这无伤大雅。岳母喜欢天然的东西，菜园里的菜没有一丝农药，养的九只鸡也不吃一点饲料。

说回草莓，交通不畅，城乡封锁，草莓不容易卖出去，所以才如此便宜。种草莓的，大概会比较难过。还有养鱼的，养鸡的，养蜜蜂的——云南那个养蜂人，不就因此而自杀了吗？疫情的错，一刀切的懒政也并非全无责任。我故乡的一个朋友倾城，昨天在微博上痛心疾首：四川贵州的菜千里迢迢运到恩施，而恩施菜农的菜没有通行证运进城里卖，只能烂在地里。这也是疫情之下的荒诞景象。

小溪今天吃了三颗草莓，一个月前，她还不爱吃草莓呢。下午和家人说起这一个月小溪最大的变化，我们都认定是她”听得懂话了”。想做什么，不做什么，不仅能听懂，还可以表达：摇头或者点头。晚饭时，柚子不知何故大哭，小溪就在旁边，看柚子哭的伤心，小溪也恻然，皱着眉头，泫然欲泣——这是共情，一岁两个月的孩子已经有了。

2月24日

昨天晚上竟然听到了青蛙叫。屋后有一条河沟，虽是死水，鱼虾却不少，不少青蛙就在河沟里；再远一点，是个龙虾塘，得有三四亩吧，附近也会有青蛙。我去窗边看，一片蛙声中，龙虾塘边的小房子还亮着灯：里面有人守夜。这是个幸福的人，守着一片蛙声。

平原水乡，也是声音天堂。早上六七点，总有鸟过来啄窗子，扑腾翅膀，听声音是麻雀（我只认识麻雀，还有一种黑羽毛肉红嘴的，叫声响亮，不知道是什么鸟）；白天除了鸟叫，还有鸡鸣和鹅叫；晚上是青蛙。青蛙声阵仗最大，并不惊扰人，恰恰相反，当你从疫情的悲伤中抽身出来（我刚看到又有三个医生殉职），整齐而简单的声音，反而给人抚慰，让你不至于陷在悲伤之中，可以睡个好觉。

昨晚睡得还好，早上却不是被鸟啄窗户惊醒的，而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二月二，龙抬头，大家要去土地庙烧香。那是最小的庙，田里到处都是，三四户人家合建，一个两三平方米的房子，里面供着神像，大小节日都有香火。岳母七点半已把早餐做好，衣服洗完，八点钟，她拿着香烛出门。我们家的土地庙就在屋后的水田埂上，离家不到一千米，我几年前去过一次，里面供着两尊土地神，前面一个香案，密密麻麻全是香烧过的签子。门是锁着的，土地神其实看不到外面广袤的田野，看不到田野里的油菜、麦子、水稻和棉花，但在田里埋头劳作的人，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庙，这让他们很安心。

家里一应和和神打交道的事，都是岳母在办。她母亲半生吃素，信观音；她没那么虔诚，但信得更广泛：只要是神秘的事物，她都供奉。在家里烧香、进裱，去村里的大庙拜观音，也去武当山挂过心愿锁……求功利自然是有的，更多是求心安。多年来已经成了习惯，她觉得对神负有责任。

菜园里油菜花几乎全开了；土豆长出了三四寸；院后的李子树也冒出了新芽，芽苞也是花苞，再过三五日，大概就是满树白花。春天真的来了，春天的农村，大概是最有生机的，一切都在生长，一切都在变绿、开花。任外面暴风骤雨，土地有自己的时序。等我们离开时，李子树肯定已开花，说不定土豆也会开花。

今天有肉吃。二叔在杨市的精神病院做护工，可以自由出村入村。昨天他上晚班，今天早上回来路过富迪超市，给我们带了一刀肉，四斤，每斤36.8元。

侄女继续上网课，妻妹全程监督。之前听说教育部叫停了网课，但似乎没见落实。侄女还好，正襟危坐而已；叫苦不迭的是她母亲，既要带一岁的儿子，又要调设备、签到、催作业（侄女是小组长，整个小组的作业都要催），忙得跳脚。我和妻子帮不上忙，至多不过是偶尔回答侄女几个问题。网课之负累，以乡村为重。一个长阳山区的孩子，家里没宽带，信号也差，每次网课都要跑几里地去一个山顶。魏天无老师曾经讲过一个研究生网上面试的故事，和这个类似。这个小孩子就是七八年前的我，有个寒假我在老家，过年收发短信，也要爬到一个山脊，对着远处的联通信号塔。

这几天外省情况很好，湖北也有所缓解（每日都是几百例新增），早上武汉市防控指挥部发布了第17号令，说滞留在汉的外地人员可以错峰出城。下午三点，市防控指挥部出了第18号令，宣布17号令无效：“系市指挥部下设的交通防控组未经指挥部研究和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发布的……我们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处理。” ​首尾难全，“朝令夕改”，可笑之外，也有欣慰：他们好歹有直面错漏的勇气（如果错峰出城算错漏的话）。

今天看了几篇文章，前几日的疑惑，部分得到了解决。比如很多人嘲笑韩国日本“抄作业”都抄错，微博有人写文章详细分析了日本的措施，“按照传染病学的原理在管控疫情，而不是按照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管控疫情。”至于为何不强制管理，更有人谈到日本的“倚重官僚和立法的治理模式”，而不是根据矛盾需求随时调整。当然有弊端——不够灵活，也可能会造成大规模传播，但仍然不能由此反证我们的先进。

另一个疑惑是关于陈厅长的。媒体曝光之初，很快有“洗地”文章，说厅长前期得不到救治、后期有所好转不愿意占用医疗资源云云，今天省纪委的调查结果出来了，不仅妨碍疫情管控，还违规占用政策性住房。这事给我的启发脾气，一个官员因为某事被揪出来了，背后一定会有一串事。也就是说，他们只会刷新你对恶的认知，几乎不会满足你对善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