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流感疫苗接种率达到 40%，发热门诊还会被挤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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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在 2009 年 5 月 11 日至 2010 年 8 月 10 日间，中国内地共确诊 128033 例，死亡 805 例，病死率 0.6%。【13】

作为对比，内地除湖北省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死率为 0.3%。（湖北病死率 3.68%，内地病死率为 2.2%）【14】

即便如此，流感在中国长期不受重视。

除了相关部门宣传不足以外，也与中国特殊的统计口径有关。在中国，因为流感引发心血管疾病死亡，并不会被算作是因流感而死亡，而是因心血管疾病而死亡。

因此中国统计出的流感病死率明显偏低。2019 年卫健委发布的 2018 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显示，流行性感冒在当然感染病例为 76.8 万例，但死亡仅有 144 例【15】。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余宏杰课题组，联合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病毒防治研究所等机构多位专家共同完成的，发表于《柳叶刀·公共卫生》期刊上的论文则指出【16】，中国每年有超过 8.8 万人死于流感，8 成以上为 60 岁以上老人。

调整中国对于流感病死率的统计口径，反应真实的流感危害，或将有助于提高中国民众对于流感的防范意识，提高接种率。类似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科主任高占成在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般情况下，流感的病死率小于 1%“的宣传，或许无助于改善中国流感防疫的情况。

而在医疗层面上，也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以改变流感疫苗接种率低的现状。首先，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重医疗、轻预防的倾向。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王绍光在 2003 年发布的一篇论文中指出【17】，1980 年代以来，中国医疗资金被大量用于采购新的设备，“开展疾病预防、检测等所需的经费总是很紧张。”而 2012 年一组中国卫生专家也指出【18】，中国医疗体系存在“而农村和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相对缓慢，不少地区出现了重医疗轻预防的现象”。

轻预防，自然就会轻视疫苗的作用。2019 年 2 月，世卫组织选择在北京公布 2019 - 2020 流感及流感毒株类型，也并未起到促进中国加大流感疫苗接种规模的效果，而央视网的相关报道中依然在不断提及“治疗流感，科学用药是关键”，并指出抗病毒治疗可减少并发症、降低病死率、缩短住院时间【19】。

此外，大规模接种流感疫苗也涉及到资金问题。目前中国免疫规划区分第一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前者由国家支付资金，强制接种。而流感疫苗属于后者，是自主选择，自费接种的疫苗品种。

尽管 2018 年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行性感冒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降低接种流感疫苗费用，北京等城市也免费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但整体资金投入依然不足，覆盖面不够，难以形成足够的防护屏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呼吁：“北京市应该给常住人口打流感疫苗才能起到效果。”【20】

近年来，中国流感疫苗的供应基本保持平稳，流感疫苗接种率也并无明显提升，但是流感的发病率却始终在上升。

根据有关部门的传染病例统计，2015 年的流行性感冒确诊病例为 19.5 万例【21】，而 2018 年这一数字就变成 76.8 万例【22】。2019 年流感季尚未结束【23】，但数字或许也将创下新高。2019 年 9 月 30 日 - 12 月 15 日，南方省份共报告 979 起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高于 2018 年同期 185 起；北方省份共报告 296 起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高于 2018 年同期报 37 起。

事实上，不断增长的流感病例只是如今中国传染病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2015 年，全国各类传染病确诊病例为 640 万例，到了 2018 年这个数字大幅上升至 842 万例。死亡人数也从 1.8 万人增长至 2.2 万人。无论是发病率还是病死率都有明显的上升。其中增长最多的病种就包括流感、手足口病、艾滋病等病例。

造成这一变化的有许多复杂的社会背景。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不断加速，流动规模也不断扩大。以春运为例，2003 年春运总人次达 18.9 亿，而 2019 年春运运送总人次为 29.8 亿。在更频繁的人际接触下，各类传染病都获得了更多的传染机会。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就因为不断的地理迁徙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扩散。

其次，许多新的传染病如艾滋病等传播方式更加私密，涉及到人们的私人空间，使得防范变得愈加困难。中国传统上倾向于使用一种道德化的方式去谴责传染源。如 1950 年代中国政府号召开展清理老鼠、污水等卫生死角的“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当下人们指责处于疫区的人离开疫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些都是将传染病道德化的体现。然而，许多研究都指出，将传染病道德化只会让人们更多隐藏在社会不可见的地方，从而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救助。

第三，一个健全的卫生防疫体系需要有极强的渗透能力，能够进入社会肌理去进行防御和宣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强大的社会机器铺开进入城市街道和农村当中。均衡的财政投入使得人们在能够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的同时，也承担起一定的防疫责任。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公共服务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而停办，其中在农村又表现得更为严重。当下的中国社会有对于个体的监控能力，但没有对于个体的动员和支援能力，因此卫生防疫体系面临极大困难。卫健委【24】和湖北政府【25】都承认，在此次疫情当中，农村是防控最为薄弱的环节，防范意识较低、医疗资源匮乏，难以覆盖到位。

上述这些变化事实上都是中国卫生防疫体系亟需面对的问题。若没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不仅将会使得许多传染病进一步扩散，也会让整个医疗体系承担更多的压力。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是最好的例证，流感病患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共同就诊造成的巨大人流，使得医护人员疲于奔命，也造成了医疗物资的大量匮乏。

每一次传染病疫情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都不是单独的、孤立的。要求中国疾控中心建立完善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并不只是因为这个体系可以帮助控制新发现的传染病，也在于它可以优化整体医疗资源配置，从而更好地应对像是新型冠状病毒这样恶性情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