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菜鸟记者的寒假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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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1月22日7点半，我醒来，打开手机，看到L记者发来消息：“我去武汉采访冠状病毒的事情了。有没有兴趣在后方支援一下？”

第一感觉难以描述，有点像“可汗大点兵，卷卷有爷名”（？）。摸鱼的日子结束了，我也要开始触摸历史了。想想真的很奇妙，不到两个月前，我还在新加坡，享受着异国最后的闲暇，每天读书、游泳、健身。坐公交看新加坡整洁、美丽的街景，夏天永无止境般的漫长。

12月3日那天下午，坐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等待回国的飞机时，忽然想到，要么就去报社实习吧。新加坡四个月不问世事的生活，自闭般的阅读和锻炼，让我前所未有地常常感到虚无、封闭和怯懦，也正是反抗和重建的过程，让我重新拾回了精神的旺健。那个机场的下午，忽然想要离开书堆做些事情，现在想想，恐怕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成长引领着我必然要到达的地方吧。但谁又能想到会真的遇上这样的历史事件呢？

2020.1.22 周三 阴转晴

上午看到一个链接，是微博上一些病人家属的求助帖。这些病人大多CT显示病毒性感染，排查了甲流、乙流和其他可能性，极大可能是新冠肺炎，然而无法确诊也无法收治。病人家属最后的出路是微博求助。这至少反映出两个信息：1.医院病床已经严重超负荷，而这绝不是近几天突然发生的结果；2.仍有大量的重症病人无法确诊，也无法住院。而此时官方统计的确诊数字是440例。

一整个白天都在微博上联系求助的病人家属。大多数不理我，可以理解。有一个家属通过微博求助吸引了某部门注意，住院问题妥善解决，解决后就不想再多曝光。也可以理解。对于家属而言，救命重要。那些虚的空的公共价值都抵不过近在咫尺的苦难。

我也为他们得到妥善安排而欣慰。但同时心头有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微博求助，声音够大，吸引了有司的注意，度过了眼前的难关。但那些沉默的人呢？那些默默熬煎着苦痛的人呢？床位有限，解决了一个苦难，就意味着同时也失落了一个苦难。难道衡量苦难轻重和确定救治先后的标准竟是谁的声音更大吗？

这也是我们舆论场上一贯所见的真实了。小事小办、大事大办是基本的维稳姿态，于是把事情闹大成为了面对不公的法宝。这种畸形的舆情反映机制何时能被淘汰？为什么我们至今还是无法通过常态的、稳定的机制伸张正义，仍然不得不依靠脱离常规的告御状来争取正义？古代的百姓击鼓鸣冤，今天的公民微博求助，改变的只有技术手段。仍然摆不脱的，是对青天大老爷的崇拜，“求老天给奴做主”。

事到关头，我们如此仰赖舆论的作用。但我们的舆论监督的力量是这样不可避免地薄弱，与此同时，还要时刻面对着公众的戒备和指责，“谣言”、“无良媒体”、“境外势力”，不是我们最常喊着的口号吗？扪心自问，这些口号是否正将你我规训为冷漠的看客，对发声者异常苛刻，而对唯一的那种声音无限崇信？

下午在豆瓣上采到一个轻症患者，他说发热门诊人满为患。又和留守武汉的朋友聊，他说武汉医护人员感染情况也不乐观。

2020.1.23 周四 多云

早起风云巨变，武汉宣布封城。醒来后走到餐厅，喃喃地和父母说：“封城了，封城了”。觉得空气格外寂静，家里格外空旷，声音都不像是自己的。

看到学姐在票圈发的大段的文字，里面有这样一句：“这些（记者）前辈，在深知疫情有多严重的情况下，留下，送别，然后留在这座早就瘫痪的城市，和未知的病毒，等待封城”。

管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起因是财新的一篇文章，管轶教授预言新冠确诊人数将是SARS的十倍，大概引起了某些掩耳盗铃之辈的憎恶，再加上文中有“逃兵”的字眼，又勾起了去年香港事件引发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地区撕裂的积久情绪。被有心人几篇文章一挑动，错置的民族情绪和国家主义动员混同起来，引发了新一波的舆论风暴。学术不能幸免，说真话的人被讨伐，苦难被遗忘，滔滔舆论浪潮中只剩下国家主义的自我感动。

按：管轶教授近日已得到平反，他的预言不仅没有错，如今看来，仿佛还说的保守了，感染人数岂止是非典的十倍？只是舆论场人人忘事，声讨时阵仗大得很，平反时倒没几个人关注。发声之人怎么可能不心凉呢？

下午，一个同学来找我，吐槽县里应对新型冠状肺炎措施的贫乏。邻省河南已经大张旗鼓地搞起抗疫，甚至把自己搞成了网红；我们市目前虽然还没有病例，但也正式下达了一些通知，唯独县里的民众仿佛还活在温室，丝毫不察觉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街上没人戴口罩。

尽管在实习，仿佛在帮一点忙，但我也知道，自己对于武汉，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几个朋友一商量，于是决定还不如从切近处着手，和县里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在县里的媒体平台上做一些宣传，引起身边人注意。

于是开始尝试联系县相关部门。托一个实习的同学联系到了宣传工作人员。对方表示：“禁止报道”，“怕引起恐慌”。

无话可说。类似的说辞在疫情最开始的日子里不熟悉吗？一些人任何事情都要等指示，等通知。向上负责向下搪塞，毫无主动性和积极性。听话得要命。大多数时候麻木着混日子，只有推诿的时候很主动。

一贯以“避免恐慌”为理由搪塞，但事实上，“恐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正是信息的不透明。在瘟疫这种关乎生命的大事上，关键的信息几乎都最早从民间流出，怎么可能不恐慌？怎么可能有信任？总说要相信官方，官方能不能相信人民？相信只要有直面现实、公开信息的勇气，民众可以不恐慌？

2020.1.24 周五 多云

下午终于采到了一位患者家属。采访的过程一波三折。前天就联系到了她，但正陪着妈妈看病，约我昨天采访。但昨天下午她的妈妈突然病情恶化，急忙赶去红十字医院，以至于采访再次推迟。

这些天在武汉看病是颠沛流离，经常一排排好几个小时的队，才能打上一针。没有隔离的环境，还要担忧被传染，患者挤挤挨挨，气氛想必也是压抑沉重。

封城后，她们决定在家隔离，才有时间接受我采访。采访完百感交集，印证了这几天的印象，大医院人满为患，交叉感染根本不可能避免，疫情早已爆发了。确诊难，住院更难。

她说，等待就诊的时候，一个患者说：“难道非要把人熬死才算完吗？”还有一家人全都发热来就诊，护士叹气，“这一家太难了”，所有患者都精疲力竭，采访中患者家属最常说的话是“人都麻木了”。今天是除夕节，她说：“早已经没有年味了”。不知道有多少武汉的同胞，正在过着一个没有年味的除夕。这时候还怎么能开心过年，如何能粉饰太平？

采访结束是下午六点多，采完刚好吃晚饭，然后一家人等着看春晚。人与人的情绪是会相互感染的，恐惧、担忧和痛苦会从电话那头传来，久久不散。吃饭时心不在焉。春晚也看不下去了。

一个人去到另一个房间里，隔壁春晚的热闹声音还时时隔着墙壁传来，岳云鹏大概在讲着毫无内涵的相声了，听声音贾玲好像也出场了，都是老面孔了。那么多苦难正在发生，怎么好像一如往常？

我只觉得春晚吵闹，这是因为人类的悲欢能够相通。

2020.1.25 周六 雪

从前天起，票圈就很多病人自述类型的报道，大多写的动人，但其实没有新东西，到今天，已觉有些过滥。前线医疗物资紧缺、床位紧张、确诊困难、苦难深重、情况危急，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一再地消费情绪于事无补，需要一些更深入的反思。

前两天读《鼠疫》，历史总是重复自身。官方的托大、民众的轻视、迷信的惑众都仿佛发生在今天。摘录一段：

“不过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2020.1.26 周日 雪

今早起床，就下了雪，赶紧从老家赶回县城。县里也开始对新型冠状肺炎有所响应了，官方介入后，民众的一下子就警觉的多了。我看挺有公信力的嘛……比普通人说话管用多了……姥姥、姑姑的村都封了，但爷爷奶奶的村还没有封，大家还在正常串门，而且没有人来提醒，这太危险了，村干部和镇上的干部是不称职的。

2020.1.29 周三 晴

这几天在整理从12月8日（按：新的研究改为12月1日）第一例患者发病开始，到1月20日钟南山讲话这期间的资料。疫情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很明显控制得有些迟，但是卡在哪一步了呢？

根据卫健委官网上的信息，官方最早的通报在12.31日，通报了27例病例，直到1月5日，数字都有增长，1月6日至1月10日没有通报疫情的最新信息，1月12日到1月17日，数字没有增长。也就是说，从1月5日到1月17日，官方对于疫情的通报实质上是停滞了。直到1月19日，国家卫健委仍然称专家研判认为疫情“可防可控”。

与此同时，香港早在1月4日就启动了“严重”应变级别，一月中旬，其他国家也已经陆续开始有确诊病例。

医院方面，据中青报对于武汉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吕小红主任的采访，12月25日她已经听说有医务人员感染不明原因肺炎（有趣的是，1月11日武汉卫健委的通报中称：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1月3日第五医院已经开始做病毒性肺炎培训，6日接收到了许多疑似病例，10月急诊、呼吸科病房都满了，“估计其中三分之二是病毒性肺炎”。同样，从其他渠道获知的信息也可以证实，一月十号左右武汉很多医院已经出现了大量发热病人，病床资源已经出现紧张。因此合理推测，可能在一月初到一月中旬这期间，新型冠状肺炎已经出现了一波爆发式的传染。这同时也符合疫情传播的时间规律（第一波病人大都在12月发病，根据潜伏期和发病周期推算，一月初应该会发生一次爆发）。

而此时官方的通报还处于停滞中。

媒体方面也呈现类似的情况， 1月初各大媒体都对疫情进行了报道，1月11日前后确认病毒性肺炎为新型冠状肺炎后，媒体对此也有所关注。但在5号到10号，12号到17号期间，媒体和公众对于新冠肺炎的关注度都很低。“迈奇开飞机”公众号的一篇文章通过爬虫分析证明了这一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1月5日到1月17日武汉两会和湖北两会陆续展开，这一时间段恰好与政府通报疫情停滞、媒体关注度下降的时间段完全吻合。这应当不是巧合。

在我国，重大会议期间要维持社会和谐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这期间媒体都会有意识绕开某些负面议题（比如疫情），社交媒体也会积极配合，展开净网行动。舆情的低谷和负面情况停止通报完全是可以预见的行动。

然而十几天的停滞，就足以使我们国家和人民在一个狡猾的、凶险的病毒面前丧失防控的黄金窗口期。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要这种虚假的面子工程？才能不为了虚假的繁荣与和谐造成真正的灾难和损害？

整理资料时还发现，武汉卫健委的疫情通报不可谓不迟钝，不可谓不托大。直到1月14日武汉卫健委的第七则通报中才将疫情的表述从“未见明显的人传人”改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依据是41例病例中发现了一起家庭聚集型病例。但事实上，1月31日第一财经的报道中，就已经采访到了相关患者，丈夫先患病，妻子随后患病。根据“有限人传人”的定义，根据这篇报道，已经可以“不排除存在有限人传人”了。然而卫健委的确认还在半个月之后。

按：据之后报道出来的新闻来看，多数医院确实在一月上旬就已经普遍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而在疫情最初，医院上报病毒性肺炎的渠道也是畅通的。这就使得中间这十几天的黑匣子更令人迷惑，也更令人遗憾了。再狡猾的病毒也曾给过人类机会，只不过人类正忙着干别的。

2020.1.30 周四 晴

火神山医院修建，微博上居然搞起了打榜，称呼工地的机器为呕泥酱、叉酱、蓝忘机，真是拿肉麻当有趣，没见到真正反思疫情和体谅工友的，搞起娱乐来倒真都是一把好手。尤其还有人称呼冠状病毒阿冠，是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因为这个“阿冠”流离失所，有多少苦难正在大地上发生着吗？好意思叫阿冠？

按：已经有媒体报道，火神山雷神山有工人感染新冠病毒，这恐怕才是这场工程的真实。绝非微博上那样热火朝天的打榜，也绝非那些卡通机器可爱的模样。

2020.2.1 周六 多云

红十字会因为发送物资不力被全网声讨，今天看了南方周末一篇文章，采访了红十字会内部工作人员，大概意思是红十字会并无发放物资的权力，发放的权力在卫健委，不得批准无法发放。人手也极其有限，工作已经超负荷。

这其实也很典型，听将令的习惯和高度集中的体制都有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结果就是，卫健委也未必有精力一一分派物资，红十字会作为一个执行机构听话惯了，一来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能力，二来也丝毫不敢越权行事。

2020.2.3 周一 晴

今天采访了一对母子。

母亲是1月17号开始发烧的，儿子是21号。他们在武汉第九医院救治。28、29日医院给留观室里所有的病人做了核酸测试，儿子是阳性，母亲是阴性。那之后，儿子很快住上了院，而母亲则被院方几次通知转院。

最令人难过的是，儿子虽然核酸诊断为阳性，但其实症状相对较轻，而母亲虽然是阴性，但一周前就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属于重症。然而转到九楼的病房，接受系统治疗（同时意味着有重症抢救条件）是儿子，母亲则不得不在四楼拥挤的留观室里继续熬，这里医疗条件不足，医护人员人手也不够，每天都有病人呼吸衰竭去世，而医院无暇顾及。

这位阿姨因为两次核酸测试为阴性，就失去了住院的资格，采访中她多次跟我说：“我真希望自己是个阳性”。一个核酸测试的结果，就将母子两人送往了命运分殊的两头，这种区分病人的方式是否过于僵硬了呢？

尤其是，我们一直以来将抗疫描述成一场战争，用无数军事词汇形容这次抗疫，动用举国体制防控疫情，战争免不了牺牲，这种渲染和强调是否也已经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

疫情的防治直接关系到属地官员的乌纱帽，于是救治阳性病人将会变成硬指标，资源有限，阴性病人就无暇顾及。在僵硬的指令下，在丢乌纱帽的巨大压力下，对一群人的重视就往往会造成对另一群人的漠视。因而轻症的阳性可以被救治，重症的呼吸困难的阴性患者却要被赶出院。

此外，核酸测试作为唯一的诊疗标准，这本身也有许多问题。已经有医生指出核酸测验的不确定性，认为需要同时结合CT临床判断。但在武汉，目前的情况就是核酸检测一统天下，是唯一的诊疗标准，然而资源有限，又必不可能像外省一样为病人安排尽可能多的测试，减少错漏的结果。因而，一纸测验决定命运的悲剧也就发生了。

最开始采取严峻措施时，我还满心期待这些措施带给我们最终的胜利。但这些天，牺牲也渐渐出现了，我们看到了断药的艾滋病人，看到了去世的其他重症病人，还有更多因为这场灾难而彻底地改变了生活的人，这些都并非个例。他们的声音之前被火热的抗疫战争盖住了，但痛苦并不会随之消失。这是不是只是一种妇人之仁呢？

和友人T就此讨论许多，但谁也无法得到答案，我们只知道，这是一场灾难，天光下和阴影里的苦难都无比深重。我们不能忽视防疫全局下一些措施的合理性，但也无法对苦难无动于衷。这的的确确是一场灾难。

按：采访的一对母子，儿子目前已经康复出院，母亲也已于十四号转院成功。方舱医院的投入使用和诊疗方式的变化都对情况的缓解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20．2.6 周四 雪

T记者的报道《谁是“假阴性”新型冠状肺炎病人》发了出来，反响很大。

很多医生、专家都确认了核酸测验可能存在测不准的情况，临床的病例也凸显了这一点。而相较而言，SARS的诊疗方案中CT临床诊断和核酸确定诊断是一个级别，这次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则只有核酸一条，显得更加严格。

其他省份医疗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侧重核酸测试是合理的，但湖北尤其武汉资源十分紧张，如果仅仅依靠核酸测试作为唯一标准，就会出现许多“假阴性”病人无法得到救治，甚至因为没有做好隔离而传染给其他人的情况，风险很大。

按：多家媒体合力将核酸测试的问题提了出来，官方的政策和诊疗方案也很快做出了调整。第五版诊疗方案中针对湖北省单独放宽了疑似病例诊断标准，同时加入了CT临床诊断。

2020.2.7 周五 晴

李WL医生去世了，举国哀悼。

理智地讲，在事实的层面，李医生的事迹确实存在一些被叙事化的部分。比如李医生最早在群里预警是在12月31日，而据我此前的梳理，这一天武汉市卫健委也已经向社会通报了疫情的发生。此外，据长江日报一篇采访湖北省新华医院张继先医生的报道也可知，早在12月27日，张继先医生就已经通报上级，向武汉市江岸区疾控中心上报了病毒性肺炎的情况。这些情况说明，在疫情最初，上报的渠道仍然是畅通的。事情恶化的关键时间点在1月5号到1月20号期间。

但那又怎样呢？我们应当看到公众的愤怒。李医生是一个象征，他的经历也太适合成为象征，吹哨人被训诫，又最终死于新冠肺炎，“为众人报薪者，冻毙于风雪”。

我们不能允许李医生再被神话为英雄，被歌颂，然后以被歌颂的方式遗忘，他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人，也正是他的普通，让我们每一个同样普通、同样可能在某一个时刻遭遇不公、想行义举时又常常感到无力的普通人心有戚戚焉。我们为他和他的家庭祈祷，为一个还怀揣着正义感和爱的普通人祈祷，习惯于沉默的人们不再沉默，不再压抑那些长久郁积于心的愤怒。那些对于长久以来的舆论管控的愤怒，对莫须有“寻衅滋事”罪的厌恶，对于疫情前期的隐瞒、弹压的愤怒，对于不加限制的牺牲神话的愤怒。

我们应该铭记这个早晨的愤怒，把李文亮医生作为一个遭遇不公的普通人，而不是牺牲的英雄去铭记。铭记悲剧背后的原因。不要让愤怒白白消歇。

按：李文亮医生去世的当晚，许多市民自发打开手电筒射向天空，他们吹响了哨子，哨声回荡在武汉的夜空中。无数个普通人以此祭奠另一位普通人的离开，光束和哨声象征着无数普通人的共情。武汉城的夜空闪动着万道光束，盘旋着此起彼伏的哨声，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动人的场面吗？

2020.2.9 周日 晴

今天和一位志愿者聊了很久，他给我讲了他如何聚集起一帮哥们，大家各显神通，很快搭建了高效的志愿团队，听来还有些热血。这次疫情防控中，一线医护人员的物资，微博求助的患者，一线记者的物资，志愿者团队都贡献很多。满目疮痍的大地上，这些自组织中还能够看到社会的活力与希望。

他还刚好是复旦的博士后，热爱长跑，我们约好返校后约饭。

2020.2.19 周三 晴

过去两天一直在采访武汉养老院的情况。

老人是这次疫情中死亡率最高的人群，养老院又是一个老人聚集的地方，然而这次疫情中，还很少有媒体关注养老院的疫情，医疗物资也不会供给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养老院成了疫情中的防疫死角。

我们采访了武汉硚口区的一家福利院，这家福利院已经有十几位老人发热，核酸测验结果有三例阳性，其中一个是养老院的护工。已经有三位老人去世。此外，江岸区、汉口区也有多家养老院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有一家人全都患了新冠肺炎，老人直到去世时还瞒着同样感染新冠肺炎的儿子。然而，许多养老院的隔离措施并不完善，一些发热的老人还和其他老人混住，密切接触过阳性老人的护工也并未得到隔离。

老人的发热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早在二月初，也已经有了确诊阳性的病例，然而福利院的院长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仍然坚称院内只有疑似。他承认院内有阳性病例，但顽固认为阳性也只能算疑似，无视第五版诊疗方案中的相关论述。

按：我们的稿子虽然存活的时间不长，但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其他几家媒体的报道也起了有力的作用，志愿者团队和官方的介入，让养老院的物资、核酸检测、隔离措施都有了很多改善。

2020.2.25 周二 晴（后记）

湖北省这几天的治愈人数也已经远远超过了确诊人数。抗疫的主战场也转移到了重症病人如何救治的问题上。许多省市已经调低了防控级别，复工和重建经济的话题逐渐提上了日程。疫情看上去已经过了它最猖獗的时期，人们似乎可以喘口气了。春天即将到来了，我们为这个春天委实付出太多。

过去我很喜欢《基督山伯爵》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中——等待与希望”。但现在想想看，这句话还是太浪漫了。我们或许等得到春天，但等待并不能让使得曾让严冬降临的那些条件消失。也不是人人都能像唐太斯那样，幸运地碰到长老，幸运地发现宝藏。从来只能靠普通人的行动战胜严冬。

这也是我最终决定把这些日记的段落整理发布的原因。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作为实习记者，所做其实很有限，但看了那么多优秀的报道，听说了那么多人间惨剧，也通过采访亲自聆听了许多普通人的悲欢，多少有一些不同的体验。为了铭记，我将其记录下来。

这次疫情是一次灾难，深入其中，能看到我们的土地上长久以来存在的许多问题。采访和阅读中我看到了基层行政能力的落后和停滞，部分官员的无知、推诿和隐瞒，长久以来言论管控的恶果，普通民众的犬儒、委顺和健忘，他们缺乏公共意识和自私的一面，一些媒体的无能与丑陋，以及另一些媒体的专业、理想和难以逃脱的局限。我还看到了自组织的活力，普通医护人员的义举，这一切都不能被忽视，从没有无端端的爱和恨，重要的是认清它，铭记它。

遗忘是一种权力，决定什么应该被遗忘曾经组成了我们的全部历史，也将塑造人类的所有未来。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但终被遗忘的事情太多了，我不希望这终将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要铭记这个寒冷的冬天发生过的一切，那深夜的光束和哨声，重症病房的嚎叫，死去亲人的泪水，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那些苦难、愚蠢和邪恶，那些感动、活力和希望。

过去的一切指引我们走到了这里。它将成为悬在我们这一代人头上的阴云，时时提醒我们那些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或许我们会从其中吸取教训。或许阴云里会有一丝光。

希望这些记录能提醒我们铭记，铭记是一种力量，对抗遗忘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