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区救援，我在武汉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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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武汉市公共交通停运，且限制了中心区域机动车通行。对于在这个特殊时期有出行需求的防疫、救援人员们而言，汽车救援是他们此刻的“刚需”。武汉城内，数十名汽修人组成了一个紧急救援服务队，提供免费汽车救援服务。他们穿梭在空旷的武汉街道上，在特殊时期，为武汉的基本出行提供着支持，见证了这座城市静默中蛰伏的冷暖世事。

临时救援

等待救援期间，车主给卢顺打了3通电话，催问他们到哪里了、何时能到。

对修车技师卢顺和刘长根来说，这样的电话常有，只不过这次救援要横跨的路程确实远，从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八一花园的途虎养车工场店出发，行驶30多公里进入江汉区，车程1小时，本不是他们门店服务的区域。

那是1月26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二。

刘长根和卢顺在30公里外的江汉区晋合金桥世家小区找到了故障车和焦急的车主。20分钟后，故障排除，车主连声道谢，隔着口罩，声音闷闷的。

如非特殊时期，他们不必走这么远。

刘长根和卢顺是临时被同事发到工作群里的求助信息叫过来的。春节假期，疫情在武汉蔓延，许多汽修门店在1月23日前已经关门停业。

车主是一名武汉协和医院ICU病房的医生，找到卢顺和刘长根之前，他联系了多家汽修店，连保险公司的电话都打过去求助了，都没有结果。直到通过私人关系找到途虎养车的一名员工，他的求助才得到回应。

和普通武汉市民一样，出于特殊时期防护需要，卢顺和刘长根的防护装备是N95口罩。卢顺记得，那名医生车主见他俩只戴一层口罩，比他们两人还紧张，嘱咐了几次：这几天到处去修车一定要穿防护服。

卢顺想起他们找到那辆故障车时，医生正拿着一个喷瓶往自己身上喷消毒水，或许这也是医生保护他和刘长根的举动，卢顺想。修好车时，那医生拿着喷瓶想给卢顺的手喷一喷消毒，卢顺觉得自己手脏，没好意思接受，摆摆手拒绝了。

在刘长根和卢顺结束这次紧急救援之前，类似求助已经屡屡发生。有的货车停在了进入武汉的高速路旁，修车技工甚至需要徒步数公里，耗时数小时绕野路到高速路上，找到故障货车，修好后返程。

受访者供图 | 卢顺维修半路故障的车辆

在那之后，留守武汉城的数十名从事与汽修有关工作的人，组成了一支紧急救援服务队，队伍成员均是汽车养护服务平台“途虎养车”在武汉的员工。留守武汉的刘长根和卢顺自然也加入了其中。

花了2天时间，汽修志愿者们的维修用车顺利申请了通行证，并在1月31日前，领到了总公司从上海寄出的防护服和护目镜等全套防护装备。

紧急救援服务队

张倩是这支紧急救援服务队中的“统筹”，17名客服每天通过热线会接到30-40单求助，全部由张倩回电话确认情况后，分配到临近区域的志愿队员手上。

在张倩看来，武汉的公交停运后，汽修人开始“紧缺”。

1月23日武汉公共交通暂停后，医务人员主要通过私家车或出租车、网约车通勤。1月26日0时，武汉市的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除经许可的车辆，其它车辆不能上路。这意味着通过租车和网约车出行也已经行不通，一些有条件的医护人员，把闲置的私家车开出来通勤。也有热心市民组成爱心车队，义务接送有需要的医护人员。

与大部分汽修店铺关门相对应，每天路上那么多防疫工作车辆在外行驶，轮胎、电瓶等如果发生故障，无法及时维修，就会影响抗疫人员到岗。

1995年出生的技师卢顺是家中独子。得知他参加了紧急救援服务队，卢顺的父母每天至少给他打来3次视频通话，关心他的状况。

每天，卢顺要量两次体温，上班一次、下班一次。他不会在刚到店时马上量体温，因为有一次路上风大，体表温度降低，测量结果不准。测完体温后，他会穿上防护服再跟家里视频一会，暗示父母自己有严谨的防护措施，请他们放心。

卢顺只有24岁，在平时，他在店里算大哥哥。但春节只有“老板”刘长根和卢顺留守，卢顺一下成了小辈。

“老板”刘长根把他照顾得很好。以往喜爱“过早”的武汉，许多早点摊眼下不出摊了，卢顺每天去的早点摊也是。第一天回到只有他们俩的店里，刘长根给他煮了一大碗饺子，招呼他去吃，往后的每天也都如此。

使命感是不知不觉中滋长起来的。另一位队员李昌说，成天闷在防护服里做体力活，需要耗费多于以往的体力。体力流失的时候，心里的能量却在增加：“穿上了防护服，知道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存在感。”

老家在山东泰安的李斌，因为疫情，与妻子取消了返乡的计划，这意味着他放弃了一年一次与父母、孩子相见的机会。这个健谈的年轻人、老师傅，语带自豪地说起自己科班出身的背景。

16岁时，他进入职业技术学院学汽修，老师都是军队专业的教官，严谨又严厉。他至今坚守军队出身的教官教给他的：“任何一颗螺丝都不能丢弃，螺丝就是你的战友，也是你手里的武器，你把它丢了，你自己的命都没了。”李斌猜，教官是想告诉他，如果一颗螺丝如果没有紧固到位，都可能危及客户的生命财产安全，你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李斌把这点纳入店内验收的准则，形容它“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简单是因为只要从接车开始，每一步骤工作到位，不要一看不重要的地方螺丝就不装回去了，就不会多出螺丝。“难”，是因为只要从一开始松懈，再想找补就很繁琐。

李斌一直期待遇到这样一辆车，它在别的地方被修过，李斌拆开它，会发现它每颗螺丝都没缺。在李斌看来，这代表着世界上存在同类，一个修车不落一颗螺丝的同行。

受访者供图 | 救援服务队队员在工作中

无论是李昌、李斌还是卢顺，在救援时都发现，在眼下的武汉城，汽修零部件紧缺，特别是电瓶。汽车靠电瓶发动，汽车上所有电路元器件的正常运转也靠它控电。如果电瓶坏了得不到维修，汽车无法启动。

由于不同车型的汽车使用的型号不同，加上零部件供应商停工停产，在汽修志愿者这几日的记忆中，武汉城里电瓶难求。

一次，为了等张倩从全武汉的门店里找到匹配的电瓶，李昌等了一个多小时，是修车耗时的两倍。

这种难处不为外人所知晓，还发生过些误会，让卢顺觉得很无力。

那是一位在一线工作多日的医生，准备开车回家休息时发现车子打不着火，联系到紧急救援服务队求援。那位医生所开的别克车，电瓶自带启停功能，武汉当地没货。

为了帮助医生尽快解决问题，卢顺最终在朋友的库存里找到一台。虽然不是原装的电瓶，但是卢顺认为特殊时期，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应该尽快帮医生修好车。

谁知道坏运气接二连三。这次又碰到临出发去取电瓶时，卢顺的电动车耗尽电量。他只能打电话让老板刘长根来接送，来回耽搁了一下，光取电瓶就花了三个小时。

电瓶拿到后，卢顺和医生解释：虽然不是原装电瓶，但是可以使用。但是医生担心不是原装会有其它影响，表示暂时先不维修。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却没能解决问题，卢顺心里很无力。他问刘长根，为什么会这样？刘长根只能简短地安慰他：物资紧缺，货都进不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然后刘长根只好载着他打道回府了。

等候救援的人们

李斌服务的区域覆盖火神山医院建筑工地，雷神山医院不在其中。一次阴差阳错，一个雷神山医院的求助单被派到他手上。

他没有拒绝，驱车前往，到了施工工地才发现，车主是一名拄着双拐的年轻人。年轻人告诉他，为了能自主出行，他在车管所备案后对汽车的油门和刹车做了一些改装。

“没有想到肢体有残疾的年轻人，都会来支援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这让李斌很受触动，临走时，他没忍住多说了几句，让对方注意身体安全。 

紧急救援服务队的救援也并非来者不拒。“我们知道目前为了控制疫情，最怕市民到处跑。”张倩说。所以，如果你没有上路许可证，也没有相关工作证件，就很有可能被张倩“劝退”。

“我们会告知客户，目前交警提示不允许私家车上路，建议您在家减少出门，如果真的有紧急出行的需求，可以跟社区联系，因为现在政府在每一个社区都安排了5到6辆社区保障车。”张倩说。 

也有例外。因为即便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有一些人也不得不想办法冒险外出。 

2月4日的下午，刘长根外出取物资时，店里来了个男人，他的汽车轮胎漏气，着急地说妻子要生了，想让卢顺把车修好。但是紧急救援服务队一般除了指派的紧急订单，其它的单不接，加上武汉特殊时期的机动车行驶规定，让卢顺很为难。

“武汉现在没有营运车在载客，他打不了车。如果因为这个，他的妻子或者孩子最后因为没有条件生产出现状况……我想到这个就觉得害怕，害怕那种可能会来的愧疚感。”卢顺说，当时，一些血腥的画面控制不住地冒出来，卢顺害怕它们成为现实。

后来卢顺赶紧处理完手头的单子，“违规”帮他修了。卢顺取下故障的轮胎，充好气后浇上水，细微的破裂处密密冒着气泡，他很快就摸排了出来。花了20分钟，卢顺补好胎，男人开车离开了门店——一般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但男人开的是越野车，大轮胎搬动起来颇费了些时间。 

男人走后，害怕、愧疚的恐惧感渐渐散去，成就感才慢慢袭来。它很袖珍，事情过去两天，如果不是有人问起卢顺难忘的一次救援，卢顺想不起来告诉其他人这件事发生了。但它的存在给了卢顺一种对他人伸出援手的成就感：“整个人心里很通畅，那天做什么事都很顺畅。”

受访者供图 | 救援服务队队员李昌在工作中

面对客户，李昌不时产生相惜之情。比如2月4日到店里更换轮胎的那位年轻人。 

上午10点接到他的求助，直到下午6点多，年轻人才到店里维修。李昌没有催促对方，派单时同事告诉他，车主是滴滴志愿车队的成员，专门为社区接送病人到医院看病、拿药。 

尽管没有多交谈，但李昌单方面感受到一种“战友”情谊：“可能因为都在为同一件事奋斗，所以格外亲切。”那位年轻人个头不高，看样貌年纪才20岁出头，很年轻。修车时，李昌想问他，你这么年轻的人，为什么愿意暴露自己，到街上接送医务人员和病人。“因为他接送病人，危险性比我们还高一些。”

疫情当下，隔着口罩和护目镜，人们交谈都惜字如金，李昌说，“面对面交流大家都有风险，大家都想保护自己也对他人负责，所以我们交谈都保持一定距离，交流也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原因，还有许多像这样的关心都没有问出口。换好轮胎后，李昌把年轻人的小轿车其它几个轮胎都仔细检查了一遍才肯交车。

等待城市复苏

从李昌的门店望出去，马路对面就是武汉工程科技学院，隔壁的酒店生意往日蛮好，往年随着大学生返校，此时旁边的餐饮一条街也都开张了。

但现在，这家红色的途虎养车工场店成了这条街上唯一开着的门店。“都没人了”，李昌甚至猜测，附近活动的人类可能只剩下他和搭档陈招。因为每天都有政府工作人员给附近留守的人测体温、登记数据，李昌偷摸瞟过一眼登记表，上面只有他和陈招的名字。往日的熙攘离得很远很远。

每天早晨起床，李昌做的第一件事是看新增病例和确诊病例的数字，等待专家口中“拐点”的出现。他觉得自己很冷静，不带情绪，只是希望武汉快点好起来。在李昌的印象中，热闹是属于雷神山的。在雷神山医院交付前，他被派到雷神山医院的工地里维修过几台车。那里的路上总是排着一辆辆进出运送物资的货车，外地来的车子都挂着标语，“山东XX支援雷神山建设”、“湖南XX支援雷神山建设”……它们拖着物资一辆辆开进工地去，李昌说，那是一种八方支援的感觉。

等待乌云散去的日子里，李昌期待着能紧紧抱住孩子和家人的那天。2月1日，第一天志愿服务结束之后，李昌住进了家里的车库，把自己和家人隔离起来。两个孩子还小，李昌锱铢必较地跟他们保持着至少4米的距离。

原本，李昌也可以跟病毒保持距离，之所以自愿走出安全区，是受到了一线医务人员的感召：“钟南山院士那么大年纪，他都出来。还有很多医院的护士医生，全部在物资不够充沛的条件下冲锋在第一线。武汉公交地铁都不能动，他们要开车的话，在路上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需要救援。为他们提供一点保障，这是力所能及的事。”

2月6日这天，张倩下班回到家，吃完饭已是晚上八点多。求援信息仍不定时地发到她的工作微信上。这是志愿者们开始服务的第5天，张倩一天天数着，同时一天天等待武汉复苏。

张倩供图 | 武汉街道以往热闹的景象

2月1日，张倩偷偷为武汉哭了一次。那天早晨，张倩独自开车到武昌区的门店送防护服和护目镜。车开过武汉市区的汤逊湖畔，往日在湖边游玩追逐的路人都不见了，“特别地荒凉”。

没有行人，从身边过的车很少，喜欢“过早”的武汉，街头随处可见的早点摊也都不出摊了。救护车的笛声鸣起来愈发刺耳，她静下心数，每10分钟就有一辆救护车开过。这是个惊奇的角度，她从没看过这座城市白天静默的样子。

“曾经这么美的一个城市，怎么这个样子了。”张倩把车停在路边，发了一条朋友圈：劝大家没事还是别出来，因为出来会感觉更糟心。“当你看到那么繁华的城市，突然这么地荒凉，这种时候内心会非常难受。”张倩感到眼泪不受控制地掉了出来。

2月6日，武汉告别了连日晴天，又下起了雨。武汉城里，许多人在等待雨过天晴。

*文中李斌为化名。

撰文 | 林森菜 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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