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报道 | 一个摇滚乐队主唱发起募捐，他随后经历了一些胜利、一些波澜和一些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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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疫情信息笼罩的第三周。疫区之外，很多人足不出户，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屏幕里是层出不穷的求助，家破人亡的悲剧，一出又一出的荒诞和不义。线上线下的割裂感让人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现有的安全。除了让自己沉浸在悲伤、愤怒和强烈的无力感中，当灾难来临，作为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该如何度过这段特殊时期？

涂俊南是摇滚乐队「丢莱卡」的主唱。去年底到今年一月初，乐队南下，跑了一趟南方巡演，其中倒数第三站是武汉。回到北京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爆炸。涂俊南和几位乐迷网友自发结成了捐助小组「搞点东西」，开始寻找物资，筹集款项，联系疫区医院，进行点对点捐助。参与「搞点东西」小组筹款的多是年轻的摇滚乐迷。因为疫情，摇滚乐迷暂时失去了现场，他们在捐助群里集结，像抢演出票那样参与捐助。

以下是涂俊南的口述。

1 月 12 号，我们乐队巡演到了武汉，13 号因为误车，又多滞留了一下午。那时我已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些经常发时事的网友，发肺炎相关的消息了。但在武汉的两天里，无论是场地的人、乐迷，还是火车站的人，一切如常。没有人戴口罩，除了一个乐迷之外没有任何人因此紧张。

离开武汉，乐队到了成都。演出当天我开始发烧。接下来几天，一直到 19 号回到北京的演出，我都有些虚弱。北京演出之后，有乐迷知道我们去过武汉，再次提醒我，肺炎的情况很严重。当时我已经退烧痊愈了，但大概就在那两三天，网上关于肺炎的消息爆炸式增长。19 号演完回到家，我大量看相关新闻，紧张起来。那时大家对这个病的认识很少，我想万一我被感染，这一周中接触过这么多人，事情就太严重了。第二天，我就去中日友好医院检查。在发热门诊登记分诊时，工作人员首先就问，有没有去过武汉。我说，我 13 号从武汉离开的。当时所有人都流露出一种「啊，来了一个」的神情，然后立刻安排我优先检查。我做了一个流感检查，做了血常规，拍了胸部 CT，检查结果也先于其他病人出来了 —— 还好，只是普通的感冒，不是肺炎。

19 号回北京当天，我一下飞机就在路上的便利店轻松买到 3M 没有空气阀的口罩。之后信息爆炸，第二天我再买口罩，已经很难找到了。我把口罩分了一些给我们乐队的人和还没回家的朋友，几乎是用恐吓的语气跟他们说，「不戴口罩你完蛋了」。

「人传人」确认了。23 号武汉封城前后，大量病例、惨剧在网上爆出来。我回想那两天在武汉大街上，在 Live House 那样人挤人的封闭空间里，没有人戴口罩。我看到的整个城市处于零防护状态 —— 而那时候，已经有人正在死掉了。

我感到后怕，甚至有一种很轻微的劫后余生的感觉。

接着我看到了更多病患的求助信息，各种人间惨剧。疫情达到了全民关注的程度，整个互联网上都是很糟糕、很痛苦的事情和话语，强烈的恐慌和绝望，有一种很强的末世感。而官方，根本不能指望他们的反应速度。这刺激到了我。我想做点事情，做点有希望的事情。

今年不是我第一次过年不回家了。我不喜欢过年，总是避开春节，年后再回家陪爸妈。大年三十那天，我和几个没有回家的朋友约好了一起吃年夜饭。早上，我买完菜回到朋友家休息。我坐下来，先给所有在武汉的朋友一一发微信或者打电话，确认他们都平安，稍微安心了一点。然后我认真检查了一遍网友发给我的微博私信，看到乐队的一个乐迷跟我说，他们想做一些筹款捐助，问我能不能帮忙宣传。我说，好，然后开始编辑文案发布。同时，她把我拉到他们的组织群里，群里有 7 个人，其中几个来自山东一个乐迷组织，还有几个也是线上认识的乐迷。

从上午到下午 5 点，我们一直在讨论捐助，把各种医院发的求助公告扔到群里，场面很混乱。所有人都很着急，都在喊「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但没有一个头绪。

我说，我们先确定一下有哪几块工作，怎样分工。一个群友差点跟我吵起来。他特别急，觉得整这些没用的干嘛，直接找，直接寄不就完了。我的态度是，如果我们要持续做下去，一定要有组织，否则一会儿就乱了。

其实大家完全没问题，都是一腔热血想尽快帮到武汉的医院。其他人劝了一阵，大家冷静下来，确定了分工。我先建了一个公用的石墨文档，让大家把资源和捐助信息贴在里面。然后我又建了一个文档，做账目明细表，实时更新。我来记账，也负责宣传和后续的信息公示。另一个人专门负责联络医院。其他人都负责找物资。群里还有一个有中科院背景的女孩，长期在实验室工作，有一定经验，她把口罩、防护镜等物资的标准认真读了一遍，根据她的经验来判断哪些物资符合标准。她也找了一些之前给实验室供货的内部货源。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捐助工作。我们的组织叫「搞点东西」。

「搞点东西」的筹款方式相比于其他民间捐助小组是比较特别的。大部分捐助小组是先拉群筹到一笔钱，再买物资。而我们组织里所有人都是网上认识的，一切联系和操作都在线上，参与捐助的也都是网友。我们很怕出现记错账目，或者筹到一大笔钱却没有买到东西之类的状况，担心作为民间组织，却把这事给搞坏了。所以我们从开始就比较谨慎，购买的物资量不大，由我们内部群里的人先垫钱，再去筹款，控制在能把握的范围内。参与筹款的人基本都是年轻乐迷，没有太多钱，我们的筹款数额也不能太大，否则几天就把大家榨干了。

发起组织的群主提议开一个淘宝链接，让大家用补邮费的方式转钱。我说，不如直接用我们乐队的微店，微店提现特别快捷。我在乐队微店开一块钱的链接，上限设置为购买物资的款项。第一次开的链接被封掉了。后来我把商品名称里的「武汉」两个字拿掉，链接就开成功了。

每次买完物资，我们会在筹款大群里公告，这次我们买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预告几点钟发筹款链接。基本上秒空。尤其是大家热情高涨那几天，半分钟不到就捐满了。很有意思的是，因为群里基本都是各方面来的乐迷，我们开玩笑说，抢捐款的感觉就像抢演出票，参与感特别强。每次发链接时我就说：「现在开始抢票。」大家就特别高兴开始抢。我看到手机上不断的提醒就想，好爽，要是我们演出票也卖这么快就好了。半分钟抢空了，我就在群里说：「售罄了。」大家就开始发「终于抢到了」、「我要高价出掉」那种抢票话术，甚至都有点幽默了。

大群一直是 500 人满的，从 24 号到今天，每天都挺活跃，有很好的信息共享和互助的气氛。大家在群里讨论疫情，转发微博、朋友圈看到的消息，关心医护人员的报道，一起骂红十字会。有时也会在群里找同城市的人，分享一下哪里能买到口罩、消毒液。每到深夜，刚刚抢完一轮「票」，大家就会闲聊一会儿。一个人说，今天看消息看得实在太丧，发点猫狗来看看。然后就是几百条的小猫小狗刷屏。我每次点进群里扫一眼，看到疫情的讨论、摇滚乐视频和猫猫狗狗，会觉得有点好玩，有种奇怪的温馨。

我发现当代年轻的摇滚乐迷组织，虽然肯定比不上饭圈，但调动能力、组织性、消息传播力度和关系网络也还是挺厉害的，做起事来挺高效的。

我们小组第一天买的口罩，几天没发货，然后我们在一个共享的淘宝问题商家列表上看到了这个商家，赶紧退款。很快我们就决定不做口罩了。我觉得口罩就是个深渊，特别难找，全国人民都在抢。在这种情况下货源实在太杂了，有良心厂家、无良厂家，还有二道贩子，一个消息被几百人传，转到我们手上已经不知道第几手了，我们实在没办法辨别真伪。我们最后一次试着找口罩时联系到一个厂家，几乎应有尽有，什么 N95 十万个，医用口罩十五万个，防护服二十五万套 …… 我们吓死了，说这个人是军火商吗？太不靠谱了。再后来就听说，所有口罩货源都由政府接管了。

我们小组最好的一点就是心里有数。比如，我们很快就确认做不了口罩，不如做点好买点的手套、护目镜。再比如，所有组织都在做武汉，有的遇到物资被拦截，或者东西运到了，医护人员却没用上，各种情况，很混乱。我们很快决定不做武汉，专注做周边地市那些不太有人关注的医院。无论是找物资还是对接医院，我们都控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目的是让捐助能够持续做下去。

有时，你看到医院发来的收货照片，就会觉得，我们只是一群陌生人在网上一顿操作，结果就真变成了具体的实物，到了他们手里。还有些时候，你在网上看到求助消息，那个地方正好是我们捐助医院所在地，你会联想，我们这次捐的东西可能就用在他 / 她身上了。这些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真是在做一件多少有点意义的事情。捐助不是网络上的一个数字而已，它可能真的帮到了某个具体的人。

有时到了深夜，组里也会聊，我们做这些是不是没有用？

我们的捐助量很小。并且你看到全国这么大规模的捐助、支援下，每天依然有层出不穷的坏消息。有时候也会有无力感，产生怀疑。但我还是觉得，做永远比不做好。我跟小组的人说，捐和不捐是 0 跟 100 的关系。比如你捐了 100 副手套，就只有这么点儿，但就有 100 个医护人员可以用上，可以有更好的防护。

我也进了其他好多小组的群，想看看别人怎么做，同时共享信息。到现在，很多小组都已经解散了，或者马上就要停了。大家遇到的问题其实都是那几个。首先是买不到靠谱的物资。找物资很难，你从早到晚找了二三十家货源，一个一个确认下来，可能只有一家能买。有时还发现你买的物资是假冒伪劣产品，或者买了货，物流进不去。时间一长人就疲了，然后大家又各自有工作，没法持续地花时间去找。

有一个小组，当时和我们看到同一批口罩。那时口罩已经很难买了。这批口罩一万个，要价 14 万，明显溢价。我们放弃了。他们小组接了下来，那是他们买的第一批货，上来直接筹到 14 万资金。我觉得好厉害。结果他们很快发现这批物资有问题，但 14 万已经筹到手了，只能去买别的物资，可是过了几天，没法把这个钱花掉。后来他们发了个道歉声明，接下来的四五天都在干一件事，就是一笔一笔退钱。我每天晚上看他们在群里圈所有人，公告今天退了多少钱。我感觉他们所有人都退崩了。一旦经历过这样的事，你就很难再提起劲来继续做了。

现在，我们组内部群的 7 个人里，日常说话的只有三四个人，另外几个基本消失了。我想他们可能找物资找崩溃了，同时也有自己的事要忙。这是志愿者组织一定会遇到的情况，本身就是出于志愿的行动，你不能约束或者 Push 任何人必须完成什么。我心态没有崩，可能是因为我不负责直接对接医院或者联系供货商，压力没那么大。我也是其中唯一无业且不在家的人，这段时间比较空闲。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大家都很热心、很上头的状态是不正常的。现在，热情淡下去，人员变少，进展变慢的情况下，你还在做，反而是更可能坚持下去的。你不能凭借热情和外部给你的动力来做事情。热情一定会冷却，它需要不断变现来刺激才能够维系。但当你理智、冷静地想明白自己应该这样做，这个过程中你可能获得一些小的回馈，听到一点小的回声，这种状态是比较可以持续的。你是由内在力量而不是外在刺激来驱动的。

对于我来说，我做这件事，首先是因为看到那些消息很受不了。这种程度的帮助谈不上能改变什么，但可能可以让一些人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另外，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持续下去，可能会让一些看到的人也参与进来，或做一些别的行动。

昨天我的手机提醒我，上礼拜我每天屏幕使用时间是 9 小时，基本上都在看各种疫情信息。其实我看到那些人间惨剧时，除了共情、难受，还有种负罪感，非常羞愧 —— 为什么受苦的是你？失去亲人的是你？而我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对着电脑看这些。可能是因为这种感受，我在做捐助的事情时，心里会有一点点赎罪的感觉。

29 号那天下午，我跟朋友出门做北京环卫工人口罩佩戴和防疫情况调研，一个下午都在街上跟不同的环卫工人聊。晚上回到家，我开始回消息，整理捐助列表，准备写当天的捐助日志。写之前，我上了一下微博，又是各种悲惨的消息扑面而来。我的脑子一直在转，想起了下午上街跟环卫工人聊天时，一个个特别小的细节。

有一个工友。我问他，你公司叫什么？他真的想了好久，不知道，然后拉住另一个工友问。他甚至搞不清自己在哪个公司，更别说获得什么应有的防护和保障了。

一个特别健谈，五六十岁的大爷，听口音应该是密云的。他说：「死就死了。这个病不落到你们年轻人身上，你们抵抗力好，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得。」他一直是笑着说的，消极又无所谓的样子。

另一个大爷，他们公司只在一周前发过一只棉口罩，他那个口罩的网都黑掉了。他说：「我戴不戴无所谓」。然后他跟我们闲聊了一些监工之类的事，又说，「这些事你们不要发，被知道了会罚款」。

还有一个山东大爷跟我们说，他们跟公司的合同都是三个月一签或者半年一签的。我问，为什么这么签。他回答：「我们环卫工人都是上年纪的，你要是死在工作岗位上什么的，对吧？」他说得云淡风轻。

他们真的太危险了。环卫工人平均年龄六十岁以上，他们每天接触那么多垃圾，空气里飘扬着细菌、病毒，而给他们提供的防护措施是那样的？我想起这些，觉得在微博上看到的那些惨剧，很有可能就会发生在某个环卫工人身上。太难过了。然后我就崩了。

我坐在电脑前，发呆，抽烟，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想起今天的捐助日志还没写。我告诉自己，别这样，该做的事还得做。

最近这几天捐助越来越难，进度变慢了，我反倒有更多时间来想一些七七八八的事。

理智告诉我，在我们这一代所能看到的时间里，整个社会的状况是不会变好的，希望渺茫。但是我需要去相信，最终会变好的。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如果大家都做出一些行动，量变才能引发质变。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时候，不知道真正的变革什么时候才到来，但我知道我们可以做一些事。

我想，其实这次疫情里，这一段时间出现的各种人、事和状况，会让大家有触动和思考，重新去认知这个社会，重新去学习怎么当一个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怎么有意义地活着。这肯定是会写进历史书里的几个月。所有人在这段时间过去之后，都会有一些变化。虽然大家很悲观，觉得疫情结束后，人们回归正常生活，一切就跟原来一样了。但我还是相信，最近这种信息密度的冲击中，只要你有一点点念头，觉得有点不对劲，都可能给你带来一个很长远的变化。

我和我的前女友分开之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我们不再是微信好友。疫情爆发后，她在网上看到我在组织捐助，突然又给我发短信，转来一些我们可能忽略掉的医院求助信息。我们像以前讨论一些公共问题那样，讨论了一下疫情和捐助。我问她，她家那边情况怎样。她说，还好。然后她说，你那么不爱洗手的人，你多洗手。我远远地看到她也一直都在微博上发声，用供职单位的账号帮助做信息筛查，有种很奇妙的感觉。

我们乐队的其他人，过去就像很多乐手那样，认为我做好音乐当我的艺术家就好了，这个世界就是那样，我不关心别的，关心也没用。但这一回，我看到他们也开始转发一些信息，说一些话。我们乐队的贝斯手还主动跟我一起去做环卫调研。我们想，等疫情结束之后，乐队立刻去武汉，做一次免票演出。

策划：《T》中文版编辑部

采访 & 撰文：小黄

编辑：李森   设计：子慜   编排：Lu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