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与杂写| 香港 我 除夕的隔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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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规则的制定者不作为的时候，普通人别无选择，“幸运”的人躲过一劫，只从人性百态里掠了个影；而“不幸”的人却只能自面生死。武汉肺炎等事情不使人绝望，真正使人绝望的是这些看似由于客观因素所导致的不幸里面，大多数是本可以避免的不幸，却因为种种人为的原因，它发生了。

我是一个幸运儿，因为我和那些不幸的事情只是短暂地擦肩而过。与他人相比，我的经历已经算很好的了，而我把他们写下来，权当作一个记录，记录我在过去半年里，这个最令人感到嘲讽和荒谬的半年里所目睹的东西，包括近期我在香港医院隔离室里过完的除夕夜，以及去年我从香港回到武汉的路途。

去年十一月中旬的时候，我从香港回了武汉，那段时间我的膝盖还没好，不能跑也不能跳，上下楼梯的时候我的冷汗都能掉出来。不过所幸膝盖有些许好转，出门走路不用拐杖了。就在我以为下半学期的课程我都不用拐杖的时候，香港打砸抢烧的行为达到了最极端，也就是十月底十一月初。这个极端是我自己定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都没这么说过。理由呢？因为在此之前我那帮香港同学们每天的作息是昼伏夜出，早上不起来，晚上跑街上瞎“溜达”。但是从11月中旬开始，他们每天清早起来堵学校的大门，把教室楼道餐厅全砸烂，叫所有人都上不了课。而这种事情碍着我利益了，我管这个叫极端。在此之前，每个人心里都以为这些糟糕的事情不会持续太久，包括我也认为香港大学还能放得下一张书桌，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你天真地希望有人能够对你负责，想起你的处境，然后你就会发现，除非你哭地最大声，不然没有人能想起你的利益。我们的学校在连着三四天大门被一部分黑衣人堵了以后，就停学了，因为各个大学都在闹，谁也不想继续开学当竖起来的靶子。接下来就是网课，网上教学和考试，最荒谬的事情由此诞生，学校亲切地为学生提供了几种选择评分的方式，其中一种是可以将每门课都由打分制（ABCDF给分档）变成通过制度（pass/fail,不计入GPA），为的是考虑到有些学生可能会因为学得时间少（为什么会学的时间少呢？）考砸了。这对于像我这样的商科学渣来说是比较友好，但是，它确实不公平。而这也是第二次让我意识到，香港也不全是一个讲究制度的地方，它也讲究认人情，只不过这个人情和内地学生没关系。

我不在校的时间很长，从11月中旬停课开始，我就离开学校回内地了。11月到12月底是我的考试月，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武大的教学楼里。内地的大学给我一种安全感，尤其是在食堂里点一份8块钱的丰盛午饭时，让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败家子。除此以外，长期在香港待着，开始让我下意识地学某个地方的方言，小的时候我对于武汉话基本听不懂，大概我是带着一种普通话的优越感长大的，但是从这一次回武汉开始，我全都能听懂了，还会说一点武汉话，大概是怕自己再次被文化圈孤立。

1月初我打算回香港，决定先去南方城市找小李同学，再回学校。而那个时候武汉的新闻是出现了不明肺炎，且这几个不明肺炎患者已经被隔离治疗。武汉的物价没有涨，武汉也没有封城，卖年货的商城里人挤人。我去高铁站的时候，整个高铁站只有我一个人戴口罩，大家看我的眼神很稀奇，以为我有病才戴的。在南城找小李玩的时候，南方突然降温了，晚上我们在街上走，风从我的秋衣领口往里钻，冻得我赶紧喝了一碗感冒药。接着我回了学校，开始一下午的大扫除，等到晚上我开始咳嗽的时候，我心说，不会吧，赶在这个时期感冒了？

开学第一天是1月20日，离除夕只有4天。因为咳嗽，我没去上课，挂了一个最早的校医院的号看病。我没直接去香港的公立医院，因为我不太会说粤语，我也不知道普通门诊怎么挂号，会不会要转介信，至于急诊我更是有心理阴影（上次看急诊我等了6个小时）。于是20日早上我去校医院了，此时武汉肺炎在香港已经确诊了几例，人人自危，校医院的没个人都戴着口罩。我先填写了一个旅行表格，澄清我之前去过武汉，且咳嗽。医生看了我的舌头，听了我的肺音，跟我说没事。我问她要不要去医院，她说不用，我就回来了。

接下来几天，我每天不是在吃药，就是在睡觉，课我也不敢去上。我知道香港人对咳嗽和感冒有多敏感，如果是一个咳嗽的内地人，他们可能更加接受不了，即便这个内地人被医生告知了不用做检查。于是我就踏踏实实在宿舍里待着，天天都在捂汗和发汗。那个时候我最担心的其实不是自己是不是肺炎，因为我知道自己大概率不是，在南城被风吹着凉的感觉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担心接下来的行程，我已经定好去国外看我爸妈了，我们已经一年多没见了，每天吃饭的时候我都在鼓励自己赶快好起来，这样才能出远门。

然后到了23日，我的咳嗽稍微好转，但是我的家人不放心，坚持让我再复查一遍。我就又去了校医院，这一次的医生不会说普通话，她很客气的告诉我，“I can only speak Cantonese or English.” 但是之前护士站的人告诉我，校医院的医生当然都会说普通话啦。她这个态度就让我很懵。我的英语没问题，但是当时我就想知道，她做医生是不是只服务香港人和外国人。于是又查了一遍，她又告诉我没问题。最后我跟她说，明天我就要坐飞机出国了，不过我没想好要不要取消机票，她保持微笑没理我。当天晚上我和爸妈商量，把机票取消了，特殊时期我也不跑出去添乱，免得飞机上其他人心慌。但是第二天一大早，校医院就疯狂给我打电话，我接了电话他们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宿舍，对面人喘口气，接着昨天刚讲过的跟我说不用做检查的医生告诉我，因为香港的疑似病例的要求更严格了，她就把我的案例上报给CHP了，叫我不要离开宿舍，等着CHP联系的医院救护车来接我。我跟她说好。

香港的办事效率是很快的，上午10点多我接的电话，下午1点救护车就到了。全宿舍的同学看到救护车都吓了一跳，当我戴着口罩走出房间想要上厕所时，厕所里所有在刷牙的女生全都惊恐地撤退。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已经从医院出来了，她们看到我还是快速撤离。这大概就是救护车的威力，救护车来了就说明此人危险，没有救护车就啥事没有。

救护车到宿舍楼下，半天不上来，我就一直在房间里等着。终于三四个医护人员进来了，他们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面前还拉着一个面罩，手上戴着手套，背上背着医疗包，以一种生化危机的戒备状态走进来，警惕地看着我不咳嗽也不虚弱地背上小书包跟他们一块走了。到了救护车上，他们很体贴地让我躺在床上，给我盖上被子，手指上夹一个夹子测量血压，同时跟我核对我的个人情况。从之前咳嗽到等待救护车，我一路上都没哭，但是在车上我哭了，偷偷哭的，因为当时有同学问我为什么之前不戴口罩，也有人在宿舍群里发问救护车为什么来，而我从宿舍离开的时候，宿管的阿姨见到我往后退了三米远，在楼底下，离救护车50米开外的地方一群人站在一起看着我。这是我第一次感到难受。咳嗽我不难受，救护车来了我要一个人过除夕我也不难受，但是那一瞬间，我特别难受。我一边哭一边把该回复和道歉的信息都发了，他人的情绪我都理解，我知道我错了，我应该从第一次看完医生开始就每天戴着口罩出门，即便医生没这样说，我也应该自觉地这样做。但是从回复完这些消息，道歉和解释之后，我就不想看手机了。

救护车到的时候，几个医护人员抬着我的床，推着我进医院的隔离室。医院为我提供的是一个很难得的负气压隔离室，而且面积很大，比香港一晚上三四百的酒店大多了，差不多30平米，拥有一个独立的厕所。房间角落里是一个24小时监控摄像头，床边有个对讲机，方便随时沟通。我心里很平静，进去以后躺着，很快有护士进来，取我的上呼吸道样本。第一个是鼻腔样本，她直接拿一直喷气的管子捅进我鼻子里，最开始我忍着，但很快我生理眼泪就流出来了，大概是我太娇气。接着做口腔的样本。整个过程里护士都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安慰我，这让我安心了很多，后来离开的时候，我也很感激他们一直在安抚我。当晚还做了抽血，尿液取样，肺部x光片以及一些血压体温的检测，都是在隔离室中进行的。这些护士取好样以后，在隔离室外面的消毒间消毒，换手套，洗手，然后再穿戴好离开。

这个过程里我无心看窗外的景色，一直到晚上吃完医院的饭，（辣子鸡丁+白菜+白饭+热汤），我才发现我所在的房间很高，大概有好几十层，因为窗户外面的出租车看起来像蚂蚁一样。

负气压病房的中央空调很冷，晚上吹得我脑袋疼，以至于我连春晚也没看，蒙上脑袋缩起来就睡了。忘了说，医院的被子很薄，根本顶不住冷气，我生怕自己被吹地咳嗽加重，于是我前后要了总共5张被子盖着睡，大概护士们觉得我这个人事很多。

半夜3点有护士今来给我测体温，告诉我不发烧了，这句话搞得我有点恼火，因为从始至终我就没发烧过，不知道这些护士为什么对疑似病例有个刻板印象，看谁都以为是发烧进来的。第二天早上7点病房灯亮了，我刷牙洗脸以后等到8点，早饭送过来，是一个萝卜糕和白粥，纸条上写着“新春萝卜糕”，如果不是新春两个字提醒我，我都忘了这是大年初一的早上。10点结果出来了，大夫用对讲机告诉我，我的结果是阴性，但是我还要再查一遍。那一刻我有点恐慌，我就怕自己永远也出不去了，但是我也没时间感受自己的情绪，我得第一时间把检查结果告诉宿舍里的同学，还有宿舍的tutor，我的父母，于是我一上午用手机联系好了。发完消息又觉得累，说不出来哪里不舒服，把手机放得离自己远一点，仿佛就可以离现实远一点。大家都知道我去过武汉，都担心我的身体和对自己的影响，但是也没有人关心，我的家明明在北京，为什么我不回家。

（新春萝卜糕+白粥）

下午我又做了一次鼻腔取样，这次我克制着没哭，那个善良的护士安抚我说没事了，不要紧。这种偶尔的瞬间让我觉得香港还是很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幸好我是一个有香港身份证的学生，而不是一个来香港旅游的游客。这两种待遇，恐怕是不一样的。当晚我待得有些焦虑和惶恐，而我爸妈一夜没睡在安抚我，终于等到大年初二这天，上午十点大夫告诉我，我没事可以回去了。我感觉自己一直崩着得神经总算放松下来了，于是再次通知父母、宿舍同学、宿舍的tutor、宿舍的counter，告诉他们我要回去了。

走之前我去缴住院费，因为我是香港居民（非永久），所以两晚住院费，伙食费加上各种治疗费用是300多港币，真的很亲民。交完我回了宿舍，counter检查了我的体温才让我进去，我的楼层全消毒了一遍，我把去过医院的衣服收起来等着之后消毒人员来消毒，疲惫地收拾完睡了一觉。这是2020年的大年初二，但是我感觉不到过年，也感觉不到团聚，只是觉得疲惫，就睡了。

这之后，我得知我们层有同学把当时救护人员接我走的现场拍下来了，并且发在了港大local学生自己的telegram群里，有4千多的阅读量。回到宿舍，同层基本没人了，仅剩的一两个local看我走出房间，他们就像飞一样回到自己的宿舍不出来，即便他们知道我的结果是阴性，但是结果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内地人。

同时港大也开始采取一些举措，要求所有内地学生返港以后自我隔离14天，这意味着为了避免耽误上课，学生要在开学前两周，也就是疫情可能还在传播扩散的时候，冒险坐高铁飞机回来。而且，学校最初不提供任何住宿，只是最近提供了一部分酒店，而这个酒店是先到先得，来晚的就自己找酒店了。与此同时，local同学在他们的telegram里面开始愤怒，说有些内地生居然还要住宿舍使他们的安危处于水火之中；不住宿舍了，住酒店，居然不好好隔离，擅自出来，给香港市民带来危险；自己找酒店，明明就是应该的，居然好不要脸向学校要补助费用。是啊，他们说的有道理，内地学生为了不饿死自己擅自出来找饭吃，确实是过分，为了香港人的安全，他们就应该永不出门，在屋里饿到地老天荒才对。

但是，我也知道，这些local和nonlocal之间的对峙，实际上并不是文化、人性、成长经历等等因素造成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制定规则的人，他既不能保护内地生的上学权力解决他们本可以没有的经济负担，也不能保护本地生的安危，规则制定者无法权衡好不同团体的利益，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大家永分你我，永远无法互相理解，永远讨厌彼此和对峙。而这种情况不止在学校，在如今的疫情重灾区一样，错误的永远都不应该是人性-—–因为人性就是这样的，规则的存在意义就在于约束人性自私和恶的一面，错误的是规则制定和执行者的失责，是它的失责让人性最糟糕的一面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