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医院没有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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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的概念来源于军事领域。

不仅仅是患者，对很多医护人员来说，也是第一次接触。

2月5日晚，3家方舱医院启用，分别位于武汉洪山体育馆、武汉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现在还有多家方舱医院正在修建。

这意味着万余名轻症患者可以得到集中治疗，而此前因为医疗资源紧缺，轻症患者只能居家隔离，而居家隔离的隐患已显现出来。

王俊是湖北省肿瘤医院内科医生，他和他的同事是第一批进舱的医护人员，他所在的武汉洪山体育馆改造而成的“武昌方舱医院”，有800张床位。

2月12日拍摄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用王俊的话说，轻症患者能跑能走有思想很独立，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患者新的相处（医患）模式。

疫情迅猛发展的当下，这样的相处模式以及呈现出来的结果让人看到希望。

这场疫情前前后后的那些故事，给这个一线医护人员带来了什么？他说，就是擦干眼泪，继续工作。

以下来自王俊的自述。

新的一课

武昌方舱医院是在洪昌体育馆的基础上建起来的。我们刚到的时候，建筑工人还在施工，我们看到工程图，就发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大通铺，武昌方舱医院有800张床位，分成三个区，每个区就是200多个床位。但如果是大通铺，男女问题怎么解决？上厕所呢？我们跟工人说要做隔断，就是以20个病床或者50个病床为一个单元，隔开。

2月5日凌晨入舱的患者，都是夜里从家里被叫过来的，那天夜里来了300多人。他们进舱以后，如果说分配给他的床铺，他觉得冷，我们就先应急，把空床铺上的被子给他。

 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内，工人在进行整理和清洁工作

第二天早晨，问题又来了，早饭送的比较晚。2月6日那天早晨，有很多患者都是九点多才吃到早餐。

早餐其实8点就到门口了，只是衔接上没有做好。方舱医院刚开始的时候，进去的都是医护人员，保洁师傅、安保都还没到位。医护人员的想法可能是我们只负责医疗上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在这里，我们要负责病人吃喝拉撒，所有的事情。

后来我们就规定，比如说早上8点有一班医护人员要交班，200多份饭就由他们给带进来。

在舱里送餐很麻烦，因为这是传染病医院，医生需要严格遵循程序，我们有清洁区、缓冲区、半污染区、污染区。不同的区域间送饭，不能进去以后再原路返回，要是这样一趟过去，那就全都被污染了。

我们后来做的调整就是首先保证患者一日三餐准时吃上，同时把治疗赶紧给上去。方舱医院原则上都是口服给药，口服给药就是中西医结合，主要是阿比多尔和莲花清瘟。

在这两种方式已经给予的情况下，病人的情绪也就平复下来了。他们知道在这里生活有保障，政府兜底，治疗也有保障，有医护人员照顾，有药吃，就看到了希望。

刚开始的时候，有人问空调系统能不能开啊。空调系统肯定不能开，它是一个大循环，如果开了，污染区和物和清洁区全都污染了。当时周先旺市长也来看了，就问能不能把出风口改造一下？这个问题专业的工程人员给解决了。

因为存在粪口传播，那么原本体育馆里面的厕所也是不能用的，我们就建了单个的移动厕所。

每个患者产生的生活废物，也都是污染源。要集中运送、统一销毁。

很多患者都是半夜三更给弄过来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住几天院，带的衣物也不多。有的患者有基础病，比如张三说我的降压药没带，李四说他缺心脏病的药，有些女同志没带生理用品，有人要剪指甲，这些问题，我们都得要想到。如果全都由家人来送，那就不叫隔离了。

这些都是非常细的问题，但又都是我们领域里的新知识，对很多医护人员来说都是第一次接触。

患者怎么自治

所有生活问题都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患者进来以后怎么办？

当时我们队长胡胜就说，能不能让患者自己管自己？因为在一些工作中，发现很多患者的积极性很高。

我们就想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实施患者自治。但编制怎么弄呢？

第一还是先选党员，有二十几个党员，成立一个党支部，然后再划分区域，选区长，湖北省肿瘤医院负责122张床位。我们分了5个区，每个区大概20多张床位，区长是自己推荐，加上我们的一些了解，也主动去问询，一个架构就形成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了一个医患沟通群，群里经常会有消息说，10点来领口罩，3点来领药品。

人多，问题也就多。比如说有人上厕所不冲，有人接开水洒了一地，有人吃东西乱扔垃圾，怎么办？

这不是医护人员能管得了的事情，但是舱里只有医护人员。那就需要患者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他们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方舱医院患者行为准则，他们互称“舱友”。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舱友”们正跟随医护人员做“呼吸操”

舱里需要24小时照明，以防有人晚上起夜出现意外。但是老开着灯，有人就睡不着。有个区长就说可以用眼罩，那么眼罩从哪来？这个区长认识一些志愿者和社工，她就自己联系到了很多眼罩。

我们还有一个区长，他以前是个医护人员。他很仔细，写了一张纸条，记录他的症状，确诊时间，哪一天有怎样的不舒服。对患者来说，这样有自发性的病人，比医生、亲人劝导要有用得多。他出舱以后，还找了一个候选人来接管他的工作。

一些人性的闪光点，在这时候都能看到。

也会遇到情绪激动的患者。有的是病情不太好，有的是看到住宿条件各方面差，想回家。我们主要是劝说，不过这样的病人不多。

究竟什么样的标准才可以出舱？

首先要病程超过14天，连续三天不发烧，症状改善，这样我们才能做核酸检测，而且要连续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血常规基本正常，同时CT显示肺部正常，或者是在好转，这基本上达到一个出舱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再请国家医疗队成立的专家组逐一审核，审核通过以后，才能出舱。

2020年2月11日，武昌方舱医院首批新冠肺炎患者出院，社区工作人员将出院患者接回家

前两天武昌方舱医院有28个患者出舱，有一个婆婆问我，王医生我为什么不能出去啊？我是不是很严重啊？

我们担心其它患者也有这样的问题，就录了一个视频，我在视频里讲了三点，为什么有人出舱，有人没出舱？一是虽然核酸检测阴性，但是肺部仍有炎症，二是有些患者专家组认为再观察两三天最保险，三是也有一些患者，觉得在这里有保障。主要是想让他们不要紧张。

有些病人愿意做核酸检测，但是做了之后又害怕看结果，他怕不好的结果出现。有的两次检测都是阴性，却没有安排出院，他就会担心，是不是出问题了？是不是严重了？如果这种恐慌情绪蔓延，会导致一些不安定因素。

我们要通过一些手段来消除这些恐慌。

我的理解是，只要防护做到位，这个病并不是那么恐怖。

之前有医护人员感染，一是防护措施没做到位，二是当时对病毒（疫情）的认识还不够。比如李文亮是眼科医生，协和医院感染的是外科医生。

我还是比较理性的

我出生于1988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参与到国家公共健康中的大事件里来，我当时对我们院长说，我们满腔热血去，平平安安回。

如果我不参与进来，会觉得是一个遗憾。

发生火灾，消防员冲到第一线，有人违法犯罪，公安冲到第一线，打仗的时候，解放军冲到第一线，现在是治病的时候，那医生就要冲到第一线。

既然来了，也不会想怕不怕的问题，我把防护做好，我加强营养，我休息得当，其它的事情就是天知道了。

2月5日，一名患者在江汉方舱医院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我家人对我的职业期望是老师或者医生。我倾向于医生，因为觉得神圣。我选择当肿瘤医生是有原因的。我妈妈是肺癌，已经走了6年了。

2010年7月，我妈妈诊断为肺癌，当时我在本科阶段，马上读大四。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报考了肿瘤专业。

前两年，我爸爸检查出来是肝癌。2017年做了手术，后来又复发，现在参加了临床实验。目前来说，状态都还很好。

很多时候，我很内疚的。我还没成家立业，妈妈就走了。我现在自己是个肿瘤科医生，我自己的病人来治疗的时候都是家属陪同的，我爸爸去治疗都是自己去的。工作性质决定我们确实没那么多时间来照顾家人。后来我就想，家里的事情就自己克服。人总是矛盾的，有时候也没办法，是吧？

现在这个疫情谁知道究竟会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作为医护人员，我们是知道得最早的。

2019年12月30号，网上就流传一个武汉市卫健委的通告，说有不明原因肺炎。我们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也都在讨论这件事。然后有新闻报道出来，但是有机构说“不是人传人”。

其实我有自己的判断。地点是华南海鲜市场，宿主是野生动物，病毒是冠状病毒，很难不让我联想到2003的SARS。我当时觉得这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后来出现了一个词叫“家庭聚集性”，在我们医护人员来看，就是“人传人”。

此外，1月中上旬新闻不断爆出泰国、日本等国家出现确诊病例，我当时还在科室开玩笑，为啥这个病毒只传国外不传国内？结果第二天新闻就报道北京、广州等地开始出现确诊或者疑似病例。

我们就通知患者、家属、朋友，让他们戴口罩，我们只能做到这些。

李文亮的事情对我来说触动蛮大的。

他前面两次核酸检测是阴性，2月1号，还发了一个视频，跟大家报平安，说他目前状况还好，并说他会积极配合治疗，好了以后再到一线去工作，但是7号凌晨就走了。

我第一反应就是惊讶，我的惊讶在于觉得这病情进展得太快了，我们人类对这个病毒的认识还是太少了。第二反应就是觉得遗憾。他还很年轻，他的第二个小孩还没出生。

后来有一些人迁怒医院，现在武汉中心医院防护物资紧缺。其实这个医院在这场疫情的战斗中贡献了很多，好多医生倒下了，好多院领导也都倒下了，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仍然会负责地站在第一线。

我还是比较理性的，就是擦完眼泪之后，还要干活。

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还要干事情。很简单，一个病人走了以后，我们医生还要赶紧给他写死亡证明，要告诉生者一些注意事项，其它医生、病人还在呼叫你，我们没有时间抱头痛哭。

会有一种无力感，也会被人不理解。

我看到过医护人员崩溃大哭的场面。

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政府的每一项决策，都需要他们的配合。

等把这场仗打完，我们医护人员就是退下来，隔离完之后，我们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而患者结束治疗之后，他们也要投入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这后面需要政府做太多的支撑了，比如说有人失业了，有人有心理创伤等等，都应该是政府后续要考虑做的事情。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就是擦干眼泪、洗洗澡，投入新一轮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