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内外,一对一的真实与慰藉

by 邓郁, at 02 March 2020, tags : 武汉 Nbsp 小武 小象 肥肥 朋友 疫情 群里

在所有人为物资、床位、治疗,为疫情防控和复工等议题奔忙时,一位艺术家倡导,每个外地人用自己的方式,找到和认识一个武汉朋友。“每天和他聊天,给予对方关怀和慰藉。”“认识一个武汉朋友”计划如星星点灯般,一天之内聚集了上千参与者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邓郁

        实习记者 刘睿睿 刘佳薇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6240,细读大约需要14分钟

2月28日,在武汉儿童医院内科楼18楼病区,护士杨柳陪一名小朋友画小猪佩奇  图 / 新华社

认识一个武汉朋友

微信确认“添加好友”,道声“你好”。再确认,再问候。

从2月3日下午4点开始,24小时里,这个动作林子重复了至少1140遍。

彼时,全国新增病例达到当时的历史最高点;湖北问责处理了三名省红会干部;李兰娟团队表示发现了抑制病毒的新药……而在绝大多数人赖以为信息平台的微博上,充满层出不穷的求助案例、道听途说的疫情消息、此消彼长的指责和谩骂。

“我女朋友常常会因为这些信息而焦灼、愤怒,甚至流泪。我在想自己能做点什么。”待在北京的艺术家林子隐隐感到,也许有一些信息被夸大或扭曲了。为何不让一个隔离区外的人,和一个武汉市民在微信上结成好友,关心彼此,分享自己的见闻和情感?“聊天记录可以被二次传播或至少留作历史的证据,为未来的展示提供可能。”

林子把这个艺术项目命名为“认识一个武汉朋友”计划(以下简称“朋友计划”),制作了一张说明图片,在朋友圈发出。

半小时后,参与人数便呈井喷状态,到2月4日下午参与者累计超过1140人。为了便于大家联系,林子和女友一共建了九个微信群。“疫情线上交友俱乐部+论坛”1.0版由此诞生。

“认识一个武汉朋友”计划发起人林子  图 / 林子

按照林子的想法,朋友计划两端应该连接的是“在隔离区内但与疫情无(直接)关(系)的人”与“隔离区外与疫情无关的人”。

小小激动的寒暄之后,热心人在群里抛出了患者求助信息填写表;有人表示愿意分享线上心理义诊资源;还有占卜师介绍静坐冥思方法、“为灾区祈福”的佛经音乐和法事。

瑞德西韦试验究竟有没有用,也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

总有人质疑新药试验是“拿人体当试验,不人道”,群成员、在上海药企做临床监察员的小王有点看不下去了,在群里科普:“我们一般试验入组要入两年的,瑞德西韦三期入组九天就入了75%了,他们试验方案是对照组四盲的。对照组也是用药的,大家都有得救治。”小王的日常工作是做类似糖尿病等慢病的临床研究,需要经常去医院做患者访视,算是经验之谈。“病人需要签知情同意。会给他们买保险。如果有什么问题,先停药,用保险支付补偿。”

在参与者曹夕看来,那会儿的计划群就像外界对武汉印象的一个小小缩影,慌乱匆忙,但好歹(问题)还在一个个解决。

共享信息、科普之外,群里的一些老摇滚迷开始怀念SMZB和达达乐队(均为成立于武汉的乐队),还有人提到Vox(武汉酒吧)组了个民间救援队伍,“算是很早很早的救援队了。”

“东湖也很美!”“我也想去!”“疫情之后约起来吧。”

“话题是不是跑偏了?不是该讨论疫情吗?”有人又把线给拽回来。

“这些还只是群里的杂谈。要实现一对一的交流,需要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就像一群人来到舞会上,你还是要找到自己的那个舞伴。”群成员文杰说。

“疫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广东女孩珂琪找到的“舞伴”,是在武汉念书的一位孝感姑娘。

珂琪没有照微信名字称呼她,自始至终就叫她“小姐妹”。而当我联系到孝感姑娘后,后者笑着让我直呼她“肥肥”。

珂琪   图 / 受访者提供

在珂琪眼里,肥肥爽直、性子急,像另一个自己。“她在武汉读书,好不容易回到孝感,她爸妈也不让她出门,她都快憋坏了。群里聊起朋克之都武汉时,她就是最活跃的,是一个很爱玩的女生呵。”

爱玩的肥肥1月22日夜里刷手机,看到网上有人说封城,立马起来收拾东西,凌晨两点半,居然叫到了一部滴滴去火车站。“对方说平时这个点我不会接单的,但是今天要去高铁站接朋友,顺便就接一个吧。也真是幸运哦。”

她笑说自己不是怕病毒才连夜回老家。“我是怕我自己在那边(武汉)没钱吃饭饿死耶。对我这个吃货来说这更糟糕。在家里不用操心,有零食。在武汉每天还得管家里要钱,水深火热。”

1月23日,清晨的武汉笼罩在一片迷雾里。高铁上的肥肥看着窗外,想起了黑压压的电影《釜山行》。“心里很惆怅,但又相信肯定有阳光照耀的一天。”

见到风尘仆仆的女儿,妈妈的第一反应是,“吓死了。”“她是怕我带病回来。‘你一个人也就罢了,家里还有你妹妹呢,’怕啥,我就待自己房间里头。”

爸爸长年在深圳工作,一年顶多回家一次。肥肥告诉我,爸爸从来不懂照顾人,更不用说嘘寒问暖。这个年,钝感的老爸知道关心人了,全家四口也是头一回聚在一起给她过生日。

肥肥觉得,珂琪发的朋友圈和自己蛮像的。“她很乐观、‘沙雕’,不像别人钻牛角尖,老是发一些居高临下的观点。那种太苕(蠢)了,什么都去批评。但珂琪,就很像你现实中的朋友。”

“你有没有好奇过,她长什么样,高矮胖瘦?”

“那种感觉来了,和高矮胖瘦没关系,很舒服。”肥肥干脆地回复。“而且有一天,你去到各个城市,哇,都还有我的朋友,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这太爽了。”

珂琪被肥肥的这份生猛和热络打动。电话那头,她的声线比肥肥要略为沉稳些。从小到大,珂琪热心为孤儿院、老人院服务的志愿活动,素来关注社会议题。

看到肥肥常常爆出一句,“哇,我要憋出精神病来啦!”珂琪忍不住笑她,“想进那儿(精神病院),可没那么容易。”

珂琪家附近的小区,她觉得层层叠叠的标语很有意思

图 / 珂琪

研究生毕业前,珂琪因为读书压力太大、对自己能力产生怀疑、实习阶段被工作机构“压榨”,她的情绪到了临界点。

几天前,珂琪还在广东老家看心理医生。每每想到武汉、湖北那些没找到病床的病人,支离破碎的家庭,冒着风险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工人,她就无法自抑。

“医生跟我说,你除了关心他们,也要多关注自己。”

认识肥肥之后,两人不太聊疫情。肥肥直言自己是个玻璃心的人,实在没有办法承受太多。“大家都知道形势很严峻。如果事情发生在我(和家人)身上,该我当勇士,就不能逃跑。但当我可以躲避的时候,我不想别人逼我去面对。”

就在加入朋友计划的前夜,肥肥蜷缩在床上,就着一壶老酒,看了一场“卧室POGO线上云音乐节”。直播时一发弹幕,她又认识了一两个好友。两个小时里,她们各种滋哇尖叫,“沦陷”在共同喜爱的乐队里。

“没毛病。”珂琪很能理解小姐妹的这种“狂欢”。“没必要那么沉重”。

她俩不算摇滚乐的拍档,但聊起抖音上的小怪兽绘画,话就挡不住。珂琪在微信上直接涂抹几笔,发自己的作品给肥肥看。“我们还会讨论朋友在网上遇到的渣男这种话题。其实这样更真实,虽然疫情真的在发生,但它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有轻微洁癖的珂琪,去年“双十一”期间就囤了很多消毒液和湿巾   图 / 珂琪

“不那么完美的对象”

自媒体编辑曹夕是最认真对待的参与者之一,她找到的武汉人叫小武,在位于光谷产业园的一家大型企业任工程师。由于产业特殊,无法停产,过年至今,小武就没有出过工厂一步。

光谷大道的夜晚  图 / 小武

1月底前回到老家的员工都在隔离中,没法到岗。剩下三分之一的留守员工压力陡增。以前大约一两个月上一回夜班,一次十天。疫情期间,小武已经上了两轮夜班——每次从晚上8点半上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从办公室到公司安排的临时宿舍之间,徒步20分钟。下班时天已大亮,上班时寂静清冷。

小武给曹夕发光谷一带街道的照片,介绍公司发的口罩。发得最多的还是食堂的午餐图。“挺难吃的。我们开玩笑说,天天吃牢饭,呵呵。”吃货小武以前每周必到市区探店,火锅、烤串不间断,最近只能让胃受委屈。

小武公司的盒饭,他说食之无味。据说最近有了改进

图 / 小武

夜里待在办公室,空调却被关了。小武说,一线工人工作更累,危险更大。二线人员在办公室里,业务量不饱和时,常常也就是刷手机度日。去年下半年才入职的他理解公司的难处,也没有和工厂叫板的能力。

认识小武的第三天,中午12点醒来,曹夕看到小武给她发的信息,“他们隔壁厂有人被确诊。其实1月的时候就有疑似感染了,其间救护车来了很多趟。”

小武所在的厂区离那家工厂相隔一公里,中间有条铁路隔开,封闭管理下问题应该不大。但小武心里还是紧巴巴的。“厂子附近一个社区的确诊人数,就几乎赶上省外某些城市的数量了。”他告诉曹夕。

1月21号,小武回老家黄冈,当时的武汉站还没几个人戴口罩  图 / 小武

小武不善言辞,被问到什么,嘴里就蹦出几个字。“就记得,群里最热闹的,除了建群时,就是李文亮去世那天夜里了。大家聊到凌晨4点。”

小武羡慕文科出身的,把媒体从业者叫作“文艺工作者”。他觉得自己对曹夕和群里其他人来说,或许都称不上一个“理想的聊天对象”。除了工厂和附近地带,他掌握的有关武汉疫区的信息,不见得比外省的人多。

但在曹夕这儿,小武就是一扇实实在在的小窗,“他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普通的武汉人。”

曹夕和小武常常交流各自的涂鸦。左边是曹夕画的两只猫,小武称赞“有细节”;右边是小武画的猫,曹夕赞其“有灵魂”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曹夕也试着打开其他的窗,比如微博上认识的大学生小象。

之所以去微博上找,是因为计划群里的武汉朋友并不多,曹夕想避免和其他外地人“撞友”。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林子也觉得群聊这种形式背离了初衷,他号召大家采用“去中心化”的各种方式,比如发动周围朋友来介绍武汉的朋友。加上有些激进的言论他也无法把控,于是1140人的群聊群主和管理权,都被林子转让给了群里的朋友。

小象家在距离汉口火车站七八十公里的新洲区,父母都在医院工作。爸爸所在的骨科最近关门了,母亲在医院的收费室加班。这个寒假除了忙论文,她偶尔也去医院给母亲帮忙。“据说后来也做了定点医院,有病人转过来。但数量不多。”

外界捐赠给小象妈妈所在医院的冬瓜

1月初,小象留意到香港对市民的提示,自己囤了几百个口罩。“看她的微博,那时她家人和朋友都有点嘲笑她过于紧张,少见多怪,后来都被‘打了脸’。”曹夕说。

小象很喜欢路上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人:头皮屑掉渣但是对她笑、给她分橘子吃的陌生流浪汉,或是候车厅坐她对面的一群盲人,都会让她有凝视和攀谈的冲动。

她教微博上的新冠肺炎患者在线填写信息填报系统,鼓励有资源的人直接去和求助的当事人取得联系。但她也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到所有人都被一层“厚厚的罩子”笼罩着。“时常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说不出来,对谁都是。鼓胀起来,渴望表达,又渴望毁灭。”

让曹夕觉得小象有些与众不同的,正是这个女孩对“更大的世界”永不枯竭的热心与追问。“她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转发各种消息,记录自己在围城里的感受。似乎现在不做点什么,以后一定会忘记。”

不光自己转发,小象还会去追问关注的一些大V,是否会转发自己@他们的消息。“有的人答应我,会接着我转。有的人就不理了。”她会去研究如何转发更加有效。“上百万(粉丝)级的大V够不着,人家也不太会转发普通患者的求助信息,多半是捐款捐物吧。一般最有效的就是转发给10-20万的大V。”

黄冈有一个癫痫患者疫情期间发作,因为封路得不到救治。家属发信息求助无果。小象他们想联系,然而患者家庭已经删掉了信息。她心里像被锯子锯了一般难受。另一个刚上初一的武汉小男孩,从小父母离异后把他扔给奶奶。奶奶疑似新冠肺炎后没法住院,小男孩无奈下只能发微博。听到有志愿者联系上社区、“男孩和奶奶都得到照顾”的消息,小象难得地高兴了一把。

小象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太容易躁怒。看到欣赏的一个有50万粉丝的情感博主和她一样,对求助者感同身受,和她一样容易生气,她就觉得好多了,“有受到鼓舞。”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的这番话,她在疫情时期重新发出来。

虽然只和小象有过一次深谈便再无交集,但这不影响曹夕对这个硬气又脆弱的女生的欣赏,“这个年纪,有这份血性,挺好。”

疫情期间,小象的妈妈在武汉新洲区一家医院收费处坚持工作。小象感觉,最近医院的医患关系有明显好转

对这个以交友为目的的计划活动,小象不以为意。“他们想和武汉人发展温情友好的关系。我想的是,你有精力嗨聊,不如做些更直接的事。”

其实,计划实施过程里,早有人问起过林子:你们在这里讨论这些有的没的,为什么不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林子本人也曾穷尽一切力量,去帮助一个因全家感染而求助的武汉体大女生,却发现自己推动不了一丝一毫。“我意识到,在我们想做的和我们能做的事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于是我的回答就是:让武汉内外素昧平生的人们在这个时候认识彼此,聊聊有的没的,就是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这个人人隔离的时期,聊天本身就已经是很大的慰藉了。这会让人觉得生活还有它正常的一面,生活除了疫情还有吃喝玩乐,还有感情和娱乐,人的尊严我觉得也就在这里了。”

“朋友计划”群成员童童从京都发来的图片,商店里限定一人一次只能买一份口罩   图 / 童童

接力

和小武、小象比起来,群里的小刘离“风暴中心”要更近一点。

2020年元旦,在家中摔了一跤的小刘,夜里去挂武大中南医院的急诊,额头缝了三针。

因为是深夜,来去匆忙,他没有留意太多。后来几天,他去家附近的诊所换药,直到2月13日再去中南拆线,“好像都挺‘正常’。地铁上戴口罩的人也不多。”

本职做医疗器械,在看外伤前,小刘就接到过业内朋友有关不明肺炎的消息。出于职业敏感,他在网上买了50个医用口罩。“当时还买一送一,非常便宜。”

1月20日,小刘买了两瓶酒精,带着一点家里的口罩,从汉口火车站坐高铁回了老家十堰。待在老家的这一个多月里,各种假想和后悔如藤蔓一般缠绕着他,到最后几成梦魇。

几年前冬日,小刘在武汉的家,窗外风景。平时楼下的学校总有很多人在操场活动,现在一片萧条  图 / 小刘

1月初的10天里,每天都去人流量不小的三甲医院和诊所;拆线时,中南医院已经改造出传染病房;离开武汉时,经过的是位于交通枢纽的车站——这当中的每一步,都存在“中招”几率。在十堰,他一度每天看新闻发布会,研究媒体拟出的疫情发展时间线。质疑过自己,该不该回来?

他坚持每天在家量体温。成年人了,又干这行,身体状况自己有数,但还是没法释怀。“想想我算是武汉戴口罩比较早的那一批人。但你不可能开会、吃饭都戴吧。如果正好有那么一个人(感染),食堂里,地铁里……”

在家的日子,小刘看书、写代码,生计问题也不容乐观。以前有业务往来的各大医院,如今都只顾得上和呼吸科、发热门诊有关的器械交易。小刘所在的公司,业务暂时停摆。“朋友有一家公司,搞软件开发的。放假放着放着,倒闭了。”

还好,总有些人事可以分散注意力。

年三十之前,他回到村子里爷爷家。近处是自家的青菜和橘子林,远处山丘连绵,冬日里略显萧瑟,但也还透着几许绿意。爷爷家的杂院和厨房里各放着一副寿器,那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们十年前就备好的。“爷爷奶奶身体都很硬朗,对生死也早看开了。(疫情)这事儿,他们有些吃惊,说从记事起没见过这么大的‘瘟疫’。对我倒也没嘱咐太多,就说还是晚点回武汉吧。”

进入朋友计划群后,他注意到临床专业背景的小王。两人一个着重生物,一个着迷化学和药理,专业上谈得颇为投机。

小王依稀记得,小刘提过自己受伤去医院的事。“但他也没说太细,我只是隐隐觉得,他心里好像装着什么事儿。说不太好。”

对小刘而言,不论和计划群里的朋友有“几面之缘”,都是艰难时日里特别需要的一份慰藉。他更希望,自己仍在武汉市区里的朋友和同事也能得到这样的安慰和帮助。

发起人林子向我坦承,朋友计划“远没有它看上去那么好”:武汉本地的参与者远远少于外地的参与者,聊天对象比例严重失衡;他也没有精力去一一统计,有多少对群友私下成功结识。“更何况,人和人的交流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陌生人之间发生有效的交流更是困难。”

武汉策展人葛伟小区门口堆放的食品,由小区采购员帮助采买   图 / 葛伟

群里一位武汉籍的艺术策展人葛伟建议,聊得好的朋友们可以适当分享和发布聊天记录,让这个项目往下延伸。葛伟还记得,群里面曾有人约着,有一天疫情结束,大家分省骑自行车接力骑到武汉,“他们说最后大旗传到武汉长江边——我觉得挺好的。每个省市的人都在为着我们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状态去努力。”

本为自己的“半途消隐”感到抱歉,听到上述提议,林子又生出些欣慰。“希望有缘人能把这个计划继续下去。”一想到武汉的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他更觉得这种点对点的关怀应该成为一种常态——让身处困境里的人打破信息瓶颈,不再孤独。

(参考资料:跳海大院公号文《我参与了“认识一个武汉朋友”计划》,感谢所有受访者。文中所有人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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