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时期的中国舆论场⑤：市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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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爆发之时，市场技术与效率优势填补了行政力量难以触达的盲点，行政力量随后成为了大局指挥的关键要素。但在新的阶段，当市场中各类经济体本身有了更多的常态化需求时，行政力量帮扶政策与一刀切式的掣肘却形成了一对矛盾。在多轮自上而下动员、自下而上的权衡后，复工的节奏关乎某种平衡。

作者 | 刘浩川

编辑 | 周亚波

设计 | 范晓雯

从关注抗疫的局面，到凝视疫情中的“人”与疫情期间的生活，再到聚焦疫情冲击之下各行各业的“受灾状况”以及“全面复工”，在抗疫情时期的中国舆论场，核心议题的扩充不仅仅丰富了讨论的维度，也扩大了舆情影响的阈值。

《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曾于《抗疫时期的中国舆论场③》中记录到，当疫情关注的焦点从关注抗疫局面本身到关注疫情中“我”的生活时，意味着“疫情对每一个舆论参与者的切身影响正在显著上升”，“这件事已经是每一个人的事”。

如今，转变再度发生。舆论场对疫情冲击之下各经济体现状的讨论继续成为增量。讨论不论聚焦于微观上的个人生活，还是国家的宏观经济脉络，都导向着“所有人都在成为疫情亲历者”的社会情感的进一步增强。与此相伴，随着复工期的到来，“特殊时期”的讨论场景也正在客观上由“长假生活”转移到相对偏常态的日常工作。疫情进程深入，影响不断深化、立体，讨论语境也从“紧急时刻”逐步过度到在一定时间内不得不接受的“新常态”。

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商业力量这一主体在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舆论场景角色的变化：

抗疫初期，疫情局面瞬息万变，不同企业抗击疫情的措施被重点关注。商业力量是应对疫情局面的诸多社会力量中的一环。

度过极速的信息发布期，报道的视角开始凝视疫情中受影响的不同个体。这种个体“自然人”过渡到了“企业个体”。此时，因为疫情而经营状况大受影响，现金流吃紧的一众中小企业成为舆论生态的主角。企业在舆论中被重点关注的角色，从抗击疫情的奉献者变为疫情中的受害者。

而伴随复工期的到来与舆论的发酵，呼吁减少一刀切防疫管制，促进企业复工的声量不断提高。人们对企业的关注点，回归到企业何时能承担起本来的角色。

百年之前，李普曼曾于舆论学的经典《大众舆论》中写到，现代社会如此庞大复杂，以至于我们只能依托于我们脑海中由各类信息编织而成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图景（拟态环境）展开行动。大众脑海中对世界认知图景的集合，便形成了舆论。舆论场与现实，从来在相互构建，相互影响。

百年之后，情况依然如此。舆论场中商业力量的形象不断变化，同时，商业力量的面貌不断被形塑的过程中，现实与舆论场绞合而成的巨大张力推动我们每个人从一个由疫情占据的当下，逐步走向受疫情影响的未来。

01 | 动员与响应

1月20日是较多舆论总结的全民抗疫认知原点。在社会认知上是钟南山的公开讲话，而在行政认知上，则是当日最高领导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两条线均发布自主流媒体，“抗疫”成为面向社会各个主体发布的社会动员。

1月23日，武汉封城。武汉市生活与抗疫物资不断告急。驰援武汉成为抗疫工作的中心任务。

面对仍不明朗的疫情发展趋势，也已有媒体撰文分析抗疫局面下互联网企业所面临的任务与挑战，并总结企业的应对措施。1月22日，燃财经公众号发表文章：《互联网迎战新型肺炎》。文章总结到，在医疗物资供应领域，口罩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并总结了电商平台、与上游医疗企业所发布的不允许涨价同时宣布加大生产力度的公告。在旅游业方面，面对交通、住宿等领域的大量退订退单情况，携程、飞猪、同程艺龙等几乎所有差旅平台业发布了退改保障措施公告。

1月23日，三声也发表报道《「封城」前后的商业总动员》，以武汉封城为中心节点，分析封城前后商家所发布的相关保障措施。除了盘点了封城前电商、差旅平台发布的口罩禁止涨价加大口罩供应以及优惠退改票的保障措施之外，三声还记录到封城后各企业为保障武汉市日常生活供应所做的努力，如针对武汉市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武汉盒马发布公告，将全力保障不打烊、不涨价。

但是在封城前后的舆论场中，对企业举动的报道与盘点仍然较少。对于大多数媒体而言，此时的报道重点仍聚焦于瞬息万变的疫情发展形式上。同时，大多数企业的抗疫举措仍然以声明为主，具体措施处于起步阶段。

1月29日，经济观察报发表报道《“悬空”的武汉，一场企业抗疫的接力赛正在进行》，以实地采访的形式带回了企业抗疫的实况：文章采访了德邦快递管理层员工闫东方。在董事长崔卫星的牵头下，德邦物流在封城后第一时间组织起47人应急小组，利用公司自有货车资源为封城的武汉运送救灾物资。文中还报道到，1月25日，菜鸟网络联合中通、德邦、AirCity等海内外物流企业，开通国内及全球绿色通道，免费从海内外各地为武汉地区运输社会捐赠的救援物资。1月27日，三架顺丰专机为武汉运来进70吨救灾物资。

同时，本文还就企业高效运送医疗物资这一现象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在武汉，企业这一组织正在在政府的调配下，填补行政权力难以触达之处，承担起一部份疫情应对的职责。与行政体系相较，这些企业总体更加灵活、高效，并拥有更专业的装备设备和技术储备。”

与这一观点交叉印证的一个核心舆论热点是全民对武汉医疗物资紧缺的关注。至1月23日，武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等多家医院于互联网上发布医疗资源告急的求助书，向社会请求捐助护目镜、N95口罩等防护用品。于互联网上引起广泛讨论。

1月30日，「每日人物」公众号所发调查报道《那些储备的医用物资都去了哪儿》近一步的论述了医疗物资供应难题的症结：供应层面，在既有的医疗物资供应体系层层报批效率较低：如果出现应急响应，施工单位需要口罩，先联系政府，政府应急办的工作人员联系卫健委，卫健委再经由专门科室由供应商层层传达到工厂。工厂生产完毕由卫健委相关科室开车拖走联系后续运输。如果跨省调用资源则有国家统一部署。而导致的结果则是武汉疫情的巨大物资缺口，严重考验了行政速度。官方物资难以及时运达。“而互联网信息交换速度之快、调用资源能力之强，叠加公民的参与热情及行动力，也许会比行政速度跑得更快。”

同时，运输层面，无论是官方救援物资还是海内外的社会捐助物资也都面临运力不足的问题1月25日，三联生活周刊于调查文章《武汉医疗物资之困：我们能做什么？》中报道到，武汉普仁医院一位医生向记者反应，自从求救信息发出后，医院其实接到了许多物资捐助的电话。然而，这其中大多数的电话却并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救助，原因是“物资进不来”。

结合当时舆论场呈现的信息，一方面，微博、微信等社区搭建的基础信息分享平台，成功扮演着社会捐助物资的聚拢者的角色；另一方面，阿里京东等电商平台整合医疗生产资源加紧生产，并组织物流力量进行配送等一系列抓手，在当时的环境里体现了十分重要的价值。

除了物资运输方面之外，从媒体的实时报道中我们也发现：商业力量也在社会动员的其他环节持续发挥作用，与行政力量配合发力，弥补行政力量的空缺。

经济观察报报道，1月24日，滴滴成立了一支100位司机组成的“医疗保障队”，对接武汉3家医院，为封城期间因公共交通工具停运而出行有困难的医护人员提供服务。1月25日，新京报、南都周刊等媒体纷纷报道武汉酒店业陆续自发组织邀请医护人员免费就近入住，逾235家武汉酒店免费接待医护工作者。

而在1月末2月初引发举国关注的湖北红十字会事件中，在被几乎所有媒体曝光捐增物资于红十字会仓库中大批积压却难以分发到医院手中之后，1月31日，九州通医药物流公司正式协助武汉红十字会分装物资。在凤凰新闻的现场报道中提到，九州通一位工作人员称紧急的医疗物资在2小时内即能完成到货到分配的过程。同时，2月3日，南方周末也对九州通入驻后的物资分配情况做了跟进报道：《“外援”协助武汉红十字会后：理货效率提高，调配要听指令》。

经过事实与舆论场的双重发酵，企业在救灾中的技术与效率优势也逐渐得到官方的肯定与回应：2月10日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呼吁阿里腾讯等大型网络公司为社区防疫工作者开发社区公共软件，提供给社区工作者使用。并表示“一个有益的公益软件比捐10个亿还管用。”

随后阿里与腾讯分布于微博进行了回应，表示已准备好阿里云回应到：阿里云联合支付宝、钉钉推出免费的智能社区疫情防控小程序，可以帮助社区一线工作人员完成出入登记、健康打卡、疫情通知等工作。腾讯回应：社区疫情管理工具已准备好。2月8日腾讯海纳社区电子出入证已上线，全体居民申报健康信息，实现政府部门分级查看疫情数据。

02 | 扶持与自救

时间来到1月末，伴随着媒体报道视角的深入与抗疫工作的逐步展开，舆论场呈现的重点从对局面的聚焦来到对疫情中“人”的关切。在对诸多受疫情影响的主体的探访报道中，众多小微企业的命运逐渐引发人们的关注。整个商业界在疫情期间于大众认知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渐由抗疫工作的参与者转变为疫情风险的承担者。

首先被关注到的是旅游业、餐饮业这两个损失了大批春节期间客流的服务行业：1月31日，经济观察报文章《疫情中受创行业里的他们：复工无期 月亏房租十几万 期盼扶持政策》报导了作为导游的边丽夫妇和在朝阳区经营烧烤店的“腰子哥”所面临的困境。类似的，燃财经《自救与救他，一家餐饮企业的生死240小时》，财新网《疫情下的餐饮业：租金人工成本难压缩 现金流高度紧张》都将餐饮业当作疫情影响所冲击的典型行业样本进行分析。

2月1日，大型连锁餐饮企业西北莜面村董事长贾国龙在接受投中网采访时表示“疫情致2万多员工待业，贷款发工资也撑不过3个月”。“西北莜面村现金流业无法支撑三个月”。大型餐饮企业西北莜面村针对自身危机进行的“自曝”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对餐饮业危机的强烈关注。

在行业领域上，经过几天的舆论发酵，聚焦的行业进一步拓展：经济观察报2月4日的报道《母婴店歇业引发的产业链考验：做好了熬半年的准备》以母婴行业为切入视角，描绘了许多制造业一整个产业链所面临的窘境：“零售门店供应商一边正在面临终端不活跃带来的回款停滞、一边是货款压在品牌方处却拿不到货，只能消耗库存的压力；品牌方们则扛起了新货生产不出来、旧货又流通不起来，但是成本消耗一天都不少的重负。”

同时，在创投领域，朱啸虎、王冉、吴世春等投资人对创投者与机构给出了几乎相同的建议：“严控成本、开源节流，死卡现金流”。究其原因，一方面，投资活动受疫情影响，收入锐减。如投资人王冉在演讲《王冉：当前疫情对上半年创业企业融资的影响》所给出的结论，“所有原本计划节后启动的融资，由于疫情的原因真正能够对外启动很可能要到3月，交易完成几乎肯定要到下半年”。同时，由于停工、交通管制等因素，新业务难以展开，收入业受很大影响。

1月31日，恒大研究院任泽平发布研究报告《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与政策建议》从宏观角度系统梳理了疫情对于行业以及经济宏观形势的冲击：报告中他分析到，中观行业上，疫情对餐饮、旅游、电影、交运、教育培训等行业冲击最大，医药医疗、在线游戏等行业受益。而对微观个体的影响上“生产和营业停摆，收入和现金流中断，但是房租、工资、利息等费用刚性支付，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经营中断可能导致订单合同违约、资金周转困难，部分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将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风险还可能沿着供应链和担保链上下及横向传导，引发局部性危机”。

同时，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宏观统计数据也不断出现，数据显示的情况均十分严峻：中欧中创平台发布的，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朱武祥，北京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军，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管理学教魏炜联名发布的针对995家中小企业的调研中显示，85.1%的中小企业表示账上现金余额能维持企业生存的时间不足三个月。29.58%的企业估计疫情导致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50%。

舆论场中对中小企业生存境况的担忧渐成主流，舆论与现实的互动中，政府与平台商家两端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陆续出台。一方面，龙湖、万达等地产平台商家发布租金优惠政策，同时，苏州市也率先于2月4日发布扶持市内小微企业的“苏十条”，提出了减免房租、提供稳定低息贷款等优惠方式。同时，还针对中小企业在税费以及员工社会保险支出方面提出了减免措施，进一步降低企业支出额度。一时间，各个省市，各个平台商家纷纷出台对旗下中小企业的保护政策，相关财经媒体对此进行了总结：例如，砺石商业评论总结到：《保护中小企业：疫情防控之外的第二战场》

同时，在舆论场中，吴晓波、梁信军等企业界专业人士也纷纷就中小企业自救方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发起“加油！老板”系列直播课，为中小企业主录制了8场应对疫情直播课。至2月21号，吴晓波频道公众号官方宣布已完成4场线上直播，观看数超1000万人次，同时后续企业课程包也收到了59987份来自企业的申请。

危机客观上孕育着新的机会。商业的链接在传递风险的同时，也有可能传递价值：舆论场中，越来越多新鲜出现的线上经济形势被报道与关注。并渐渐催生出对“宅经济”火热的讨论。南方周末发表报道：《生鲜电商“疫”外崛起》：报道了疫情环境中每日优鲜等生鲜电商采购量与消费量的大增。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报道《无聊催生的狂欢：你“云蹦迪”了吗？》讲述了抖音上线的蹦迪直播的火热。而对于传统的线上娱乐游戏领域，各游戏媒体已纷纷以“最强手游春节档”描绘手游的强势表现。

在线上经济领域中，在线教育与在线办公承载了更多的关注与期待：梁信军在他于长江商学院所做的线上公开课中指出会把在线教育与在线办公两个行业“催熟”，培养用户与供应商两个主体的成熟度。有关二者的分析文章数量繁多。但是从之后舆论场的走向看，线上与线下仿佛没有那么容易割裂，仍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线教育上，2月10日至2月24日，从小学至大学基本上迎来了“云开学”，社交媒体上时常出现“老师变主播”的调侃。但在最开始的新奇热度过后，一些讨论在线教育问题的报道开始出现：2月21日，公众号互联网江湖发表文章《集体“裸考”之后，在线教育没有“热度”》，分析在线教育存在“转化效果差、留存困难、在线学习效果难以比肩线下授课的弊端”。而今日公众号半月谈发表文章《3亿师生“云开学”：差评不断，在线教育如何升级？》，主要讲述了，教师、家长、学生三方在新环境下所遭遇的难题，

而对于线上办公来说，针对其固有的低效以及不适用性，自2月10日（周一）大范围复工日起，舆论场中关于“复工注意事项”、“复工小贴士”的内容也显著增多。

从聚焦危机，到讨论未来的风口方向，再到目前对线下复工的呼吁得到政府的引导与回应。商业界在逐渐回归常态与自身原本的角色。

然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危机仍将长期客观存在。线上领域的短暂繁荣也需要依托于整体经济环境的常态化。对于不少行业的中小企业来说，尤其是线下餐饮、旅游业等依托于线下流量的产业而言，其消费性质的不可替代性客观上无法被解决。在持续的疫情影响中，很大一部分企业无法满足这种临时状态，需要一方面保证现金流通畅，一方面期盼真正的常态早日到来。

03 | 坐标与平衡

舆论场中，在全民持续严控疫情的同时，对另一种现象的反思开始出现。一方面，病例增长速度客观上出现下降，另一方面，过于“一刀切”防控措施带来的损失也进一步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络被看见。舆论场中呼吁社会从全面防治疫情的战时状态中解绑的声音开始显著出现，兼顾防疫与经济生活的观点在逐步抬头。

一刀切、层层加码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对于人员和物资流动的一刀切阻隔，将所属行政区域机械封闭。这样的防疫措施，成为加诸在企业头上的既疫情之外显性束缚。

早在一月末，就有媒体对以硬核防疫为名的一刀切防疫模式予以反思：

1月29日，经济参考报发布时评《抗疫时评 | 升级防疫措施不能搞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文中提到，“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已经将“防疫竞赛”蜕变成一哄而上的“军备竞赛”。比如：国家卫健委提出“入网入格入家庭”筑牢社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有的地方政府随意升级防疫操作，默许或鼓励村委会挖路“封村”、贴标语“封户”，引发对武汉归乡人群的歧视和攻击；有的县政府印发红头文件禁止湖北、广东、浙江、重庆等省份车辆入境，激起了不同省份之间的官民对立。

个体再次成为反思的传播点，《人物》发表调查报道《在高速公路上漂流》，记录了货运司机肖红兵的故事：由于各地高速公路封闭，关口检查人员由于其车牌为湖北省而拒绝其进入，因而他无法进入驶入城市休息，只能于高速公路上不间断行驶4天4夜，最后与交警协商于服务区暂住。

这样的“硬核防疫”措施原本是为疫情最严苛时期的湖北地区所指定，作用于初期的疫情防控严打期尚有其合理性所在。但是伴随着各省2月10日复工期的到来以及湖北以外地区疫情新增病例的连续降低，部分基层“运动式”的严控，让企业复工需求成为空中楼阁，导致舆论场中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

2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报道《首批复工企业难超三分之一，中小企业逼近生存红线》，表明很多企业因“外地员工无法返岗，物资无法送达，根本开不了工”。

两天后，国务院常务会议与政治局常务会议释放出的政策信号，带动了舆论场中一系列对“一刀切”问题深入反思深入研究的文章的出现，也带动了之后一系列的政策变化。

2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要求“在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同时，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同时，明确提出“主要劳务输出地与输入地要做好农民工等重点人群返岗的对接和服务。纠正对外来车辆和人员“一刀切”劝返等做法。”

随后，政治局常务会议通稿发布，同样提到，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以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为抓手，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要按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对偏颇和极端做法要及时纠正，不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纠正“对外来车辆和人员‘一刀切’劝返”等做法，成为官方释放的行政信号，表明中国社会在大方向上逐渐开始从全面抗疫的“战时状态”缓释。

随后，媒体对于一刀切的相关报道不断增多，呼吁全面复工的声音逐渐占据主流。

2月13日，「泽平宏观」公众号发布恒大研究院相关研究报告，《警惕各地防控疫情“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直接点名了即使有优惠政策，但目前的疫情防控体系仍在让企业蒙受大批损失的现状。报告中提到，严厉疫情防控导致的人员返程受阻，物资运输不畅，以及许多政府仍在沿用的一刀切式停工令，让目前大批服务业企业仍然大面积停工、拖延复工，尽管种种配套措施已经下达，但是企业仍需要为停工损失买单，现金流压力剧增。

2月16日起，《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发表了呼吁复工的微博，微博中提到，“ 鼓励复工也作为口号喊了起来，但是复工的很多现实条件仍然残缺不全，甚至缺少推动它们快速形成的实际动力，比如很多地方不鼓励在外地的工作者迅速返回，一些单位不敢让员工大规模上班，另外各地政府轻易不敢鼓励人们在加强自我防护的基础上外出消费，没有哪个城市敢在恢复社会正常状态方面冒头。”

在与舆论场的相互影响中，复工的步伐得以缓步推进，新一轮地方动员开始：2月16日，首趟农民工复工专列从贵阳出发，前往杭州返岗复工。随后，四川、重庆、河南、湖南纷纷开辟农民工返工专列，助力农民工返城务工。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公众号发布数据新闻作品全国复工地图，统计了各省工业企业的复工进度。总体数据，许多省份的工业复工率已在50%之上。

同时，南京、广州、甘肃等地也陆续宣布，餐饮业、商场等也可开工营业，在复工的浪潮中，企业在挣扎中尝试将经营生活恢复。

自2月12号至今，恢复生产、全面复工已成为舆论场中绝对的主旋律：2月24日，《财新周刊》将封面报道定为了展现复工复产全过程的《复工预备起》，2月27日，《三联生活周刊》新冠特刊系列的第三期同样是全方位展现复工主题的《准备复工》。同时，封面报道「学会与疫情相处」的副标题同样引人注目。

对于大批企业来说，复工的浪潮并不意味着抗疫的结束，而是新一轮考验的到来。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如何与疫情相处，平衡将成为关键。

任泽平表示，春节档的失去，返程复工的推迟造成的损失已不可挽回且难以估量，旅游、餐饮、酒店、交运、地产等受重灾行业，占GDP和就业比重高达30%，带来的是前途未卜的GDP走势与就业形势。而梁信军在长江商学院的公开课上预测，受疫情影响，可能带来中小企业的倒闭、失业人口的增加、家庭收入的下降，进而形成第二波的需求和供应方面的冲击。这个冲击，预计在四月五月也不会结束。

当舆论场中对企业关注的焦点从抗疫变为开工时，本身就形成了一个融合了现状与未来的提醒。在“未来总会到来”的期盼下，对当下现象的记录，成为了社会组织进化的现实教案。

在疫情爆发之时，市场技术与效率优势填补了行政力量难以触达的盲点，行政力量随后成为了大局指挥的关键要素。但在新的阶段，当市场中各类经济体本身有了更多的常态化需求时，行政力量帮扶政策与一刀切式的掣肘却形成了一对矛盾。在多轮自上而下动员、自下而上的权衡后，复工的节奏关乎某种平衡。

庞大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场与行政坐标系的互动，永远都需要讨论的空间和优化的意愿，永远都有寻找最优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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