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日记｜第二十二天

• 原文链接
• 备份链接

在将临床判断纳入确诊标准之后，武汉在一夜之间新增1.3万感染患者（以及242人死亡），让人心惊肉跳。

无论是释放存量还是清理坏账的解释，都把事实指向一个不那么容易面对的结果，那就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曾被视为过于夸大的预测，都很不幸的说准了。

北京过来督战的官员直述，时至今日武汉的感染情况还是没有摸清，「根据推算，基数可能还比较大。」

回顾这场疫情的应对过程，武汉乃至湖北的主事单位始终都在低估事态发展，警惕性也因此总是慢上一拍，于是花剌子模的信使才会层出不穷。

所谓体制的窘境在于，这一切都不是由主观恶意造成的，疫情恶化，每个人都会挨板子，然而就是有那么多的客观困难，让人宁可不承认也要护住大局。

其实哪有那么多大局给你来护呢，一个个的小家都崩塌了，大局也就脆断如齑粉。

相比之下，民间的表现和韧性要好太多了，活跃在社区群里的邻里街坊，自发的与商家对接，轮流分配每日必需的生活物资，有餐馆的老板在厨师被拦在老家无法归队时亲自掌勺，专门给医院供应热饭热菜，志愿者车队里出现感染及死亡病例之后，退出的人寥寥无几，更多的志愿者都还在问怎么才能更好的做出防护⋯⋯

有时会觉得，这座悲鸣中的城市，也许配不上这样坚强的人民。

我记得汶川地震过后，曾有社会学家跟踪调研四川人所受到的长期影响，其中一项显著变化是体现在性格上，比如抗压能力的增强，以及乐观天性的进一步巩固，连离婚率都上升了，因为越是活在当下的心态，就越是不能容忍为了除自己之外的因素来维持并不感到幸福的婚姻。

遭此劫数的武汉会变得如何，我不知道，但是就像闪电劈过大地，有些东西在那瞬间之后就被永久的改变了。

是的，我们终能走出阴霾，重新在夏夜的江边吃上小龙虾，看见张灯结彩的游船来回穿梭，穿着人字拖鞋的男女结伴晃悠，身影在蒸腾的温度与灯火里逐渐融化。

只是在那之前，每个人的使命，都是幸存下去。

写过「黑天鹅」一书的纳西姆·塔勒布说不要去试图建立坚不可摧的系统，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长期的稳定会导致风险不断积累，直到发生重大的灾难。

这大概也是多难兴邦的正解。

在我年轻气盛的年纪，一度很是不喜欢这个词，抨击它存在一个谬误的逻辑：如果多难才能兴邦，那么是不是就应该祈求多灾多难，否则这邦就兴不起来了？

现在来看，我那会儿真是一个实打实的杠精啊。

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第二十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