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区调查员，每天都在做什么丨寻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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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那些穿着橙色工作服守在大街上的环卫工人，穿着绿马甲巡街的交警，一闪而过的黄色骑手小哥，24小时在药店守店的店员，我就觉得很安心。

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配图 | 作者供图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35

大年初一，我下楼扔垃圾，看到高中同学丽丽臂弯里挂着浆糊桶、腋下夹着纸卷，正在单元门上贴“市民周知”。

丽丽是一位单亲妈妈，在这座北方小城的社区里，工作快10年了。平日我工作忙，和她联系也不多，本以为她们工作会很轻松，就是茶余饭后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就行。这个春节一直待在家，才看到她成天忙上忙下，和她在微信上断断续续聊了好几天，才知道她的工作比我想象中要繁杂得多。 

平日里，老旧小区改造时，她要协调建设局、社会事业局、规划房产局，参加拆除违章建筑；做信访工作时，要逐项排查、集体联动、责任到人；三城联创时，要加强宣传，落实责任，做好禁种、禁吸、禁毒；再就业扶持中要做好不漏一员，提供关心、爱心、真心援助等。另外，像配合民警调查嫌疑人行踪，为特殊人群服务、打理他们基本的生活，甚至还要上门去帮居民清理下水道……事无巨细，样样都要来。

赶上眼下的特殊情况，工作内容又新添了几项：不仅要负责流动人口入户调查相关事宜，还得随时接听居民打来的咨询电话。

文章是丽丽的口述。

大年三十中午，坐了3个多小时大巴，我总算带着儿子回到老家，准备跟父母过个团圆年。没成想，喷香的饭菜刚上桌，手机屏幕上就弹出领导在工作群里的通知：“全体职工请于1月25日返岗，无特殊理由不准请假。”

我瞬间像霜打的茄子，7岁的儿子看到，怯怯地问我：“妈妈，又要回去加班吗？”儿子从生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带，从小到大，我的工作常有突发事件，无数次突然转身让他变得极为敏感。

就在去年10月，市里开始三城联创活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全部上阵，利用双休日参与拆除违章建筑。恰好赶上儿子的生日，本答应先带他去吃西餐，然后去儿童乐园，最后再买一个跳舞机器人作为生日礼物的。可到了那天，我只能将儿子送到托管班。

晚上8点多下班后，我赶到蛋糕店买下了最后一个拳头大小的蛋糕，再去托管班时，教室里只剩下儿子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悄悄从后门进去，站在他身后，儿子正在画画，画的是我和他一起过生日。正中间是个巨型蛋糕，我和儿子还有一个机器人围坐在蛋糕旁边，一起许愿。我心里好难过，轻轻将他抱在怀里，又从包里拿出刚买的蛋糕，儿子这才破涕为笑：“妈妈，我还以为你忘记接我了呢！”那个寒夜，我满心都是愧疚，觉得自己总在他的成长里缺席。

这一次也是如此，我依旧只能将他揽在怀里，又跟父母说明了情况，父母让我放心，儿子他们先帮忙照顾。下午5点，天已经快黑了，我坐上返程的大巴，车上人不多，戴口罩的只有三五个。途中，我收到领导布置的工作任务——社区开始进行流动人口入户调查，严防疫情扩散，并且“不提供防护用品”。晚上8点多一回到市里，我就赶紧跑去药房一条街，想着自己买点口罩酒精备着。

往年除夕，药房这时早就闭店了，今晚却人满为患。几乎所有的药房门口都贴上了“口罩已售完”的告示，但凡走进药店询问口罩情况，店员便会卖力地兜售库存的板蓝根和洗手液。

本来计划回老家过年，家里基本没有储备食物。我赶到最近的一个超市，临近闭店，里面买东西的人比售货员还少，鸡蛋、蔬菜都卖空了。我只好拎了两包方便面，加了点火腿肠榨菜，就是我的年夜饭。

回到家，煮好面，咽了几口，心里堵得厉害。

自从“三城联创”以来，我们社区就做了“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的入户调查工作。

包括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残疾家庭、失业人员，都要做好帮扶工作。发放宣传材料、对帮扶项目进行讲解，还要听取他们的反馈，尽可能地为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有次我们在为一位失独家庭的老人办理补助时，听说老人的儿子因公殉职。他自己本身还是残疾人，带着孙子一起生活十分艰苦。老人告诉我，生活上的困难勉强还能克服，就是孩子的户口不在本地，不能入学，他实在不知该怎么办。最后，由社区出面和学区校方进行了沟通，学校无偿接收了孩子。

而这次针对疫情的调查，又与以往更不同，这是关系到每一位居民的生命健康与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大年初一，带着自己准备好的酒精、手套和口罩，我6点半就到岗开始“模拟培训”，以便能在8点半正式入户。

这次入户调查要求异常严格，需要详细了解调查对象的身体情况，做到“往返路线清（晰），回地、来源地清，交通工具方式清，身体状态清，防治措施清，接触人员清”。此外，这次户询时，“需要保持安全距离，还需要应对一些突发状况”。

为了工作顺利开展，主任要求我们在入户前做好准备工作，制定细致的工作方案和调查计划，整理入户表格，估算好每天访问的住户数量和访问路线，合理分配调查时间，“时间太短弄不清情况，太长又会带来反感”；同时，又提前和相关协助部门沟通工作，先给片警小王打了电话，还得给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组长、物业管理联系好，“了解基本情况，争取配合，减少入户阻力，每天调查不少于150户”。

我们的调查时间也以方便住户为原则，设在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到4点半，如果调查期间住户家没人，需要在晚上7点到8点半再走访一次。因为人员紧张，只能“单人作战”。临出发前，办事处再次提醒我们：“住户开门前要站得远一些。”

然而，工作第一天就遇到了麻烦。

相比起一些老住户大爷大妈的积极配合，也有些居民因为恐慌，明明听到家里有人走动，却怎么敲门也无人应答，我只能等晚上再来。

早晨，物业人员告诉我，3天前一直空置的5楼有住户回来，开1辆白色马自达，武汉车牌，“一开始车停在小区停车场，昨晚挪到比较隐蔽的小花园南面去了，并且车牌还用光碟遮住了。”

我听后，心里一惊，马上打电话和领导反映，又联系了片警小王。我们按物业提供的信息到了住户门口，听见房间里有动静，可敲了几次门，始终没人理会。

领导培训时一再强调，就算是非常时期也要彬彬有礼，有耐心、态度好，一定先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便在门外先开了口，“您好住户，我是社区工作人员，需要占用您一点时间进行流动人员登记，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请您配合！”

仍然无人应答。

小王上前敲门，拿出警官证对准门镜：“我是民警，请开门，请您配合！”

大约过了10分钟，门终于拉开条小缝儿，一位60多岁的大爷露出半张脸，满脸都是警惕和防备，操着南方口音问：“你们什么事儿？”

“大爷，有居民反映您家是从武汉回来的，现在病毒扩散严重，需要了解您的具体行程。”

大爷一听这话，突然就发火了：“关你什么事？这属于个人隐私，你管不着！”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保密……”

“你们怎么保密？老子前脚刚进家门，后面就有人报警抓我，老子犯了什么法？”

“非常时期，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也是对您本人负责。”民警小王立刻说道。

“你怎么对我负责？把我抓起来隔离？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家没人生病！你们要是再不走，老子告你们扰民，滚！”

大爷刚想关门，小王赶忙用一只脚别住门缝儿：“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大爷见无法关门，便掏出手机，开始对着我们录像：“想吓唬我？我要在网络上爆料，看看你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网络报料也需要内容真实，您这种报料属于传播谣言，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要依法惩处的！”小王正色道。

僵持了一会儿，大爷先缓和下来，说：“你想问什么吧，老子没病。”

我赶紧打开登记表：“您家里有人发烧吗？”

“没有，家里就我一个人，健康得很。”

那道门缝儿正对着他家餐厅，我和小王都能看到餐桌上至少摆着4副碗筷还没收拾，而且还听到小孩子说话的声音好像突然被大人用手捂住了。

“大爷，您不能谎报的。”我耐心地劝他。

“我没说谎！”

这时，左侧那户居民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位戴口罩的阿姨探出头来，指着他家说：“他家一共回来五口，老两口带着儿子、儿媳和孙子，昨天晚上10点多他儿子发烧去社区医院打针了，我听见他们还说今天晚上要开车去沈阳，如果真染上瘟疫了，还不知道要害多少人！”

右侧的邻居也打开门上的小通风口说：“晚上还听到有人咳嗽，小孩子闹了半夜，好像也生病了。”

我赶紧对大爷说：“生病就要去医院，更何况家里还有孩子。您不为大人考虑也要为孩子考虑呀。钟南山都说了，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劝说之下，大爷一家终于愿意去医院接受检查。所幸，当天下午临床检查结果就出来了，虽然家里有人发烧，孩子也在咳嗽，但都是普通感冒。另外，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家的车虽然挂的是武汉车牌，但其实平日都在沈阳做熟食生意的，已经有五六年没回过武汉了。

这次到小城来，本是打算和亲家一起过年，没想到一路上就因着一个车牌，受到了不少阻碍，才把压抑已久的情绪发泄到了我们身上。

社区的每位职工都关注了政府公众号，为的是看疫情实时播报，第一时间掌握准确情况。小城连着3天“零确诊”，我的心渐渐安稳下来，继续给自己壮胆——城市小，流动人口相对比较少，也许会平安渡过这次难关。

可我的侥幸心理很快就被打破了。1月28日，关于“我市4例输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者被确诊”的新闻在我的朋友圈刷了屏。其中有1名就隶属于我们社区。

当天上午，我们接到举报说，社区有从武汉回来的人员疑似被感染。一看详细的地址，正是我所负责的片区，只能“认命”去做排查。物业领着我到了住户的门口，我深吸一口气，又把口罩捂严实了些，敲了敲门，里面很快有回应，我赶紧自报家门，又说，“不用开门，我问你答就行。”

我隔着门问了他一些问题，这位年轻人也非常配合，说自己在武汉务工，1月22日到了黄冈，1月23日晚乘坐D740次列车进京，1月24日早到达北京西站，随后乘地铁到了北京南，当天乘高铁回到本市，当时身体并无任何不适，便打车回了家。昨天才感觉有些不舒服，便自行去了医院检查。

我将他的情况立即上报，很快，年轻人便被带走隔离，随后被确诊。我本以为自己也算作密切接触者之一，也应被隔离，但因为我们连面都没见，我便被排除了。

然而糟糕的是，当晚我就开始有点发烧，第二天，嗓子已经肿得说不出话来，咳嗽、胃也疼。我强忍着给父母和儿子打了个电话，说了些鼓励的话，可瞬间眼泪就夺眶而出，总感觉自己就是像在托孤。电话那边传来儿子稚嫩的声音：“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啊？我又感冒了，还想你！”

孩子开始在电话那边哭，我也在这边哭。再用温度计一测，体温38度5，赶忙给领导打了电话请假。主任以为我是因为接触到确诊者，想要在家隔离，立马说：“你可以排除，人都没见，没事儿。”

待我给她说了身体状况，她的声音立刻高了八度：“真病假病了？现在可是关键时刻，正是用人的时候，我们是挡在老百姓前面的第一道防线，你要是贪生怕死，欺骗隐瞒上级，可要知道后果——自己先在家做隔离吧，有什么问题直接给小王打电话！”

我还没来得及给小王打电话，没多久，小王的微信倒是先来了：“姐，听说你生病了？姐，我们可是战友。工作中虽然存在不可预知的危险，但我们这么努力，好运一定会眷顾咱们的。”

我和小王认识3年多了。一开始见他，还像个孩子，脸上一对酒窝，一说话还会脸红。不过，工作起来却毫不含糊，我们一直配合默契，是一对很好的搭档。

转头想想，他这么说也是在安慰自己。一个28岁的小伙子，出任务时还要带着妈妈绣的护身符， 运送发烧病人本应该是救护车的活，可医院忙不过来，再加上很多发烧病人不配合，不肯去医院。小王作为片警，已经用警车接送6个发烧病人去医院了，每次回来都要用酒精给车里全面消毒，再给自己消毒。

这个春节，他从农历二十八就没敢回家了，一直住在所里。

“姐，我觉得你肯定没事，你千万别着急，吃两天药。家里没有药，我就给你送过去。反正咱俩是一根绳上两只蚂蚱，你要是真染上了，我也跑不了。”小王还在给我打气。

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烧得晕乎乎，连递杯开水的人都没有，只能强撑着身体找水喝，然后把年前给儿子开的感冒药吃了点。

晚上8点，平日只会用手机接电话的老爸忽然用微信给我发信息：“拍张照片给我发过来。”

这个节点，咋可能给他拍照？我只好在手机里找了以前的旧照片发给他。过了1个多小时，老爸的信息又来了：“我就是想你了！”

老爸是个非常保守严肃的人，如果不是真惦记我，一辈子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想来这么多年，我也太让他们操心了。

有一年下大雪，我非要赶回社区做失业人员登记。我妈只得给我带了一袋子家里做的食物，让老爸骑电动送我去车站，结果到了半路因为雪太大，电动车开不动了。老爸不让我下车走路，硬是推着电动车把我送到车站，那一路大部分是上坡，看着老爸的背影，才觉得只有在父母心中，我才是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可现在，我不仅没能尽孝，还有儿子要抚养，我不能倒下——想到这里，我的心理防线一下就决堤了。

记得刚开始调查那几天，每天回家都会把自己穿的衣服和鞋脱到门外，家里用酒精擦地消毒，认真洗手数次，再仔细洗个澡。后来一想，反正自己也是一个人，累得不行的时候，这一套程序就省了，回到家洗洗手，倒头就睡了，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懈怠了？

哭了一会儿，我又想，自己和感染者并没有实质接触，不能自己吓自己。加上这个季节本来就是流感多发，工作强度又大，早出晚归，容易着凉，免疫力低也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就算得了肺炎也不代表是病毒性肺炎，普通细菌性感染的肺炎也会发烧；就算是病毒性肺炎也不代表是新冠，还有可能是甲流乙流……

在这一系列的自我说服中，我慢慢睡着了。在家里休息了两天，烧也退了。谢天谢地，真的只是普通感冒，我的心里渐渐明亮起来。

大年初九，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我负责的片区有近2000的居民，前期排查工作已基本完成。但为了应对日渐严重的疫情，工作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工作量随之迅速增长。

领导的要求是，每天早晚2次巡查小区环境，进行清扫消毒，重点场所每日消毒不能少于2次。小区里的垃圾箱和废弃防护物品收集点是重中之重，每天市垃圾处理中心都会派专人定时定点回收、销毁，但仍然会有拾荒老人来翻，我们都需要监督管理。

此外，还要给社区出租屋人员登记，如果发生疫情未及时报告，要追究房东责任；有人家办“红事”、“白事”，也要备案管理，社区要负责引导居民“红事”停办、“白事”简办。

除了这些“规定动作”，我的手机、微信上还不断接着“急单”：生病期间，外卖小哥都不停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些小区过于恐慌，私自封了小区大门，他们进不去小区，顾客收不到食物，不停地投诉他们，我得赶到小区去协调；

还有前期入户调查时，我加了不少从湖北回城或途经湖北人员的微信，他们得按要求在家隔离14天，他们所在的老旧小区多半都没有物业，只能在微信上找到我，说家里没有吃的了，或是发来长长的日用品单子，催我赶紧买了送过去，否则“我就自己出去买”——当然，即便没有这份“威胁”，职责所在，我们也都会帮忙处理；

另外，还得关心大家的心理问题——人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太久，总是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经常有自行隔离的外来人员在微信上找我聊天，排解心理焦虑。

有一个从河南到本地来看闺女的大爷，本来计划帮闺女照看半年孙子，闺女也给他租好了房子。没想到他乘坐的火车车厢有武汉旅客，也算“密切接触人群”，只能先行在出租屋隔离。大爷几乎每天都用微信和我说话，一次至少要聊20分钟，语速快、口音重，我唯一能完全听懂的，就是每次聊天结束之前，他都会用“河普”对我说：“小丫儿，每天和你说说话，感觉心里亮堂多了。”

工作得到认可，我既开心又难过。往年这个时候，我都正带着儿子出去走亲戚串门、放鞭炮、打牌，一家人热热闹闹。而现在，我一个人躺在家里养病，我们都成了孤独中人。

重新开工的第一天，我就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回到家，腰酸背痛，倒头就睡。没想到，凌晨3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

迷糊着接起电话，那边一口哭腔：“姐，你快来救我吧，我肠子掉出来了……”是正在独自隔离的二胎孕妇小玲，离预产期还有1个多月。我一边安抚她，一边穿上衣服就往她家跑。

小玲的家人1月22日从外省旅游回来，前期排查时，得知除了她，家里其他人都有发烧症状。这种情况，需要通过隔离才能排除在旅途中遇到新冠病毒携带者的可能。社区只能紧急处理，让他们一家人分开，发烧的人在新房隔离观察、小玲留在老房子里隔离。她家的老房子刚好和我家是前后楼，小玲的丈夫便托我这几天多照顾她。

外面的气温有零下十七八度，我一边跑一边给小王打电话求助，说话的声音都是颤的——非常时期，医院的救护车在24小时不停接送发热病人，肯定来不及，我让小王开着警车来，又给小玲的老公打了电话，告诉他情况，那边也急得不行，可还在隔离期又出不来门，只能一切拜托我。

一口气冲上5楼，进门一看，小玲正趴在客厅的沙发上，脸色惨白，紧咬嘴唇，指甲把沙发抠得“吱吱作响”。我一个人根本抬不动她，幸好，小王5分钟之后就赶到了。

我俩给小玲穿上厚实的羽绒服，戴好口罩，小王抱着她，我提着预产箱冲下楼。小王直接把警车开到市妇婴医院——只有这家医院没设发热门诊。他负责把小玲送急救室，我跑去挂急诊，并告知医院：孕妇正在自行隔离期。

医生检查完，发现是脐带脱垂，胎膜早破，对产妇威胁不大，但是孩子会非常危险——这会导致婴儿血流受阻，造成急性缺氧。医生说，阴道检查、B超检查肯定来不及做了，需要马上手术，脐带血循环阻断超过7分钟，孩子肯定就保不住了。

我和小王吓坏了，小玲一听就哭了。好在医生用听诊器又听了听，说还有微弱的胎心音。随后，医生护士们马上戴起防护设备，通知手术室开通绿色通道，小王就跑前跑后办各种手续。可是当需要家属签字时，我和小王都不是直系亲属。赶紧再给小玲的老公打电话说明情况，他在电话那头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要是有问题一定要保大人呀！”

等挂了电话我才知道，我在外面打电话核实登记时，主刀大夫已嘱咐护士让孕妇按手印、开始手术了——“救人要紧”。6分钟之后，孩子平安降生。虽然一开始有些轻度窒息，但经过新生儿科医生的抢救，很快就好转了。

等小家伙发出第一声响亮的啼哭时，医生护士包括我和小王一片欢呼，好像孩子是我们自己的一样——这个可爱的小生命真是来之不易，让我更想儿子了。

小王瘫在椅子上说：“姐，这是给我提前‘上岗培训’的呢吗？我都要吓死了。”

我俩这时才发现自己什么防护也没做，连口罩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丢了。

医院特意给小铃安排了隔离病房，主治医生告诉我，其实医护人员也害怕，如果真的给感染冠状病毒的孕妇接生，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他们当时只戴了防护面罩，但穿的就是普通手术服，“我们没有防护服，所有耗材都支援一线了。”

让我们庆幸的是，小玲随后在医院做了核酸检测，是阴性，所有人都安全了。小玲的家人还没过隔离期，好在他们联系了一个远房亲戚，让她先照顾到小玲母子的起居。

经过送小玲去医院的事，我心里的弦儿绷得更紧了，担心自己哪一步做得稍有差池，便是人命关天的事儿。非常时期，得要协调好自己所在区域商家、医疗服务站的正常运转，尤其是老人、孕妇以及特殊人群的生活，这样才能做到平稳过渡。

我们和社区的医疗服务站已经做好沟通，他们可以保证每天有1个留守人员，方便附近居民就近打针、拿药，还可以避免去医院的过程中交叉感染。当然，遇到孤寡老人要去医院做透析或者像小玲那样的特殊情况，就只能见招拆招了。

另外，社区里有一些“自愿支援”的商家，也有一些失落情绪了。一家小饭店的老板本已停止对外营业，可是附近有些孤寡老人还照常打电话订餐——有2名90多岁的孤寡老人，连楼都下不了，如果他的小饭馆不开火做饭，着实非常麻烦。

房租水电要付，蔬菜粮油价格上涨，老板的饭菜价格却没有变化。大过年的，又赶上疫情，服务员都不愿意回来上班。老板只能一个人住在店里，每天从采买到烹饪再到给老人送三餐，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周围邻居都知道我这儿坚持着呢，大家都不敢出门，最近打订饭电话的人越来越多，可我只能先可着孤寡老人先来，每天累得要命，收入却比平常要少得多，只能麻烦你们街道，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帮我，哪怕帮我招个临时工也行，现在这种情况，给出3倍工资人家也不来上工……”

老板这么说，我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来。那天，正好河南大爷又发微信要和我聊天——他已经自行隔离16天了，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我赶忙问大爷愿不愿意来小饭馆帮忙，大爷立刻就同意了，直接扛着被子搬到了店里，和老板一聊，俩人还颇为投缘。也算是成就了一番好事。

而我工作的重心，也更多地转移到社区里的孤寡老人身上。

由于是在老城区，社区住户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80-90岁的老人有186人，90-99有7人。

其中有一位94岁的陈奶奶，生活能半自理，为了提高她的生活质量，我和她结了对子。每周去看望她一次，每个月的补贴金都按时给她送过来，定时定期带她去洗澡，每逢年节把街道发的月饼也送她一份，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长期和老人相处之后，我发现对待老年人就要像孩子一样，你怎样对待他就会将心比心地回报你。回想起来，也可能是因为我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并不多，就把对父母的关心都转移到社区的大爷大妈身上。

这些天，年轻人手机里的信息铺天盖地，但有的老人不看新闻，也不知道疫情的严重性，碰上通情达理的，多解释几遍也就理解了，可有的老人却很固执。一位大妈坚持要买某个品牌的保健品，不给买，就不停地打电话哭闹。最后，我跑了6家药店才买到她要的东西。 

除此以外，除了定期给缺菜少粮的隔离人员“补货”，还得每天打电话叮嘱他们：“一旦有发烧情况一定要及时报告隔离，除了对你自己，还是对所有人负责。”每天早出晚归，看手机上的疫情通报，就会想，这到底何时是个头呢。

不过，偶尔的沮丧也会被更多的感动冲散。

有天，我去楼下小超市买方便面。开超市的大爷说：“姑娘，晚上就吃这个哪有营养？要增加免疫力，就不怕病了。”说着，他硬是给我切了一块自己家做的酱牛肉，用塑料袋包好塞给我。

也有社区朋友发微信说，年前5元一包的一次性口罩已经卖到15元一个了，她托人买了2包，还有2只N95，都给我留着，说不能让我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就进入第一线。

我想或许也是这10年的努力，我的努力被社区居民看到，被他们见证，也被他们认可。单就去年，我就将近走访了近2000户居民，为居民开具各类证明超过300份，建档登记500份，为失业人员再就业走访企业36次。我知道，只要踏踏实实为大家服务，大家能看到，我也能无愧于心。

| 丽丽在做车辆登记检查（作者供图）

眼下，我的工作也慢慢捋顺了，那些非疫情期间该做的事儿，一件不落，比如我们每周都会去劳动局上报各种报表，包括困难家庭补助、再就业申请表、失独家庭补助；同时，对于抗疫的关键时期，也做好了各种出入登记、车辆检查等。

这些工作细碎，也让人倍觉疲累。但我想，这也算是任其职尽其责吧。

每当看到那些穿着橙色工作服守在大街上的环卫工人，穿着绿马甲巡街的交警，一闪而过的黄色骑手小哥，24小时在药店守店的店员，我就觉得很安心。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就像停滞生活中的血液，尽微薄之力汇聚成城市运转的动力。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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