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时期的中国舆论场②：从局面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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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时期的中国舆论场继续展示着复杂性，并且是以一种更加被凝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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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当夜极大的情绪压力释放之后，从第二天（1月25日）开始，整体舆论场趋向稳定和积极：“第一舆论场”的焦点在于可控的整体局面，积极的防疫行动和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特别是武汉和湖北发生的良性变化；在被允许的话语空间里，“第二舆论场”中的公共媒体的焦点在于对人的关切，特别是对于危机中个体人物命运的命运。

从客观上看，“第一舆论场”开始权力上升，到1月27日，“第一舆论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已经成为中国国内舆论场的主流情绪。对“第二舆论场”而言，经过4天的短暂活跃、尖锐和喧闹之后，也不得不进入另一个阶段。它们在这场疫情之中所拥有的空间也逐渐得到确定。

社交媒体重新回到之前已经习惯的语境和表达之中，既有人恐慌中对湖北和武汉进行地域攻击，以辟谣之名施以网络暴力，也有人为物资捐赠和防疫而奔走。

虽然有人关心局面，有人关心“人”，但是在舆论场上，大家已经开始团结在一起了。

从1月25日开始，从引导性动作来说，官方媒体开始释放出升级疫情防护和防疫大局稳定的积极信号，关注疫情积极变化的力度加大；从管制性动作来说，谣言治理机制更多维度地活跃和严格起来，相关社交媒体平台也加强了审核和处罚力度。

例如，1月25日，微信安全中心在当天正式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谣言专项治理的公告》，通过引进专业第三方辟谣机构进行辟谣，并视违规程度对违规账号进行阶梯式处罚，包括但不限于对账号或账号功能进行限期或永久封禁处理。

1月27日，微博也对进行人身攻击和网络暴力的35个帐号进行了禁言处罚，其中包括过去一年的舆论场里颇为活跃的「上帝之鹰_5zn」。

1月26日，相关部门指出要“推动网上形成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合力抗击疫情的强劲正能量”，“为疫情防控工作营造网上良好氛围”成为题中之义。

在当今的舆论环境中，特殊信息发出和扩散的传播往往与所谓的“谣言”联系在一起。通过严格的封禁机制对新媒体进行约束和规训，一定程度上导致“第二个舆论场”的空间开始收缩。

同时，关于谣言背后机制的讨论也更多停留在传播和法理上。1月27日，「传播学之思」刊登了旧文《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提到谣言也可能是人们达成何为“真实”的一致意见的努力。如果在一种社会秩序中信息被严密控制，对新闻的需求大于制度性渠道的信息供应时，谣言就会大量繁殖。

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表文章称，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发挥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形成，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

在“第一舆论场”之中，以往能够调动大众的煽情式转发话语，比如香港事件期间的#五星红旗有14亿护旗手#，在这次也没有引起太大波澜。真正能够形成扩散效应的是疫情信息，比如「人民日报」发布的《紧急寻人！这些车次、航班内有新型肺炎患者》等。

在一场变化多端的疫情面前，大众对信息量的需求远远超过立场和情绪的选择。

官方媒体也在有意增加对大众的信息输出量和集中整理度。例如，新华社1月26日在微信上发布的《疫苗正在研发！告诉你30条好消息》、1月27日发布的《同心抗疫！这些消息请您关注》、1月28日发布的《抗击疫情！这20条消息请关注》等。

同时，此类媒体开始将灾区的焦点范围扩大，逐渐关注和影响此前宣传的盲区。必须指出的是，“第二舆论场”此前就对此进行了呼吁。例如，「人民日报」在25日、26日连续发布《爸妈，听话！预防新型肺炎，请听儿女6句劝》和《紧急呼吁！防控疫情，别把农村漏了！》，将关注和动员的目标对准了中老年和农村人群。

中央电视台也在1月25日之后加大对疫情的播报比重。26日晚间9点半，央视新闻频道播放名为《战疫情》的特别节目，主要内容是疫情的官方通知和前线的情况报道。此时，在综艺频道播放的娱乐节目里，底部也出现疫情健康提醒的滚动信息。曾在十七年前的抗“非典”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新闻调查」，其节目组在1月26日宣布前往武汉。

1月28日，广电总局宣传司每天统筹全国卫视节目编排，指导加强疫情防控报道，减少娱乐性节目，并及时发布36家卫视全天节目指引。除湖北外，湖南、浙江、安徽、重庆等多家省级卫视均开设了抗击疫情新闻直播节目和特别报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政府新闻发布会的密度也开始提高。在1月26日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承认，当前病毒传播性增强，疫情比较严峻复杂。时政评论博主「兔主席」在微博上对这场发布会进行了表扬：“发布会做的不错，信息量很大。”

在民众心中拥有声望和信任的专家也纷纷开设微博，或者出面接受媒体采访，将理性的符合秩序要求的声音传递出去，以平稳民众情绪，坚定民众意志。

不过，失败的新闻发布会能在很大程度上引发舆论的反噬，破坏“第一舆论场”努力构建的一致性。1月26日晚，三位在这次疫情中作用重要的湖北地方官员在新闻发布会的表现，引发了舆论环境再次的极大反弹。

对重大新闻评论区的封锁和留言筛选一贯是官方防范言论极端化的有效手段，但在这次的新闻发布时，一些按惯例可能会被雪藏的数字和观点也出现在了热评区，主流媒体的评论区开放给了表达不满的民众。

1月27日晚，武汉市长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专访承认信息的披露不及时，并做出自己的解释。这位一直饱受批评的官员，还第一次公开表示将自己的政治前途放在抗击疫情的大局需要之下。但是，这种看上去无私无畏的言论，没有得到大众民意的理解。

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弘扬正能量的舆论要求中，一些地方媒体所依赖使用的“牺牲小我成为就大我”模式，不仅难以对民众产生正面激励作用，反而招致“冷血无情”的指责。

例如，「湖北日报」的一篇《有召必回！宜昌市医务人员徒步七十里返院转斗》遭到广泛批评。微博大V「阑夕」如此评论道：“召回医务人员但不给安排车辆，让人徒步35公里走到医院，还挺得意于这种宣传，这就是湖北的文宣作风。”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新媒体领域的尝试标杆，「央视频」从1月27日起开始直播雷神山和火神山两座重要医院的建设情况（《为什么79万人深夜看「直播造医院」》），引发了年轻人的网络围观和讨论，为困在家中无聊而热心的中国年轻人提供了窗口。

在“第二舆论场”中，「财新」、「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报」等公共媒体凭借自己的采编资质和前线报道，保持了对整体舆论的强劲影响，而市场化媒体也在积极参与到疫情报道之中，试图覆盖此次重大疫情对于社会经济中更多领域的影响。

整体而看，“第二舆论场”的特点在于，更多地保持了对于灾难之中单个中国人的关注，将人置于关注序列首位，有着明显的人道主义视角。在此过程中，抓住机会继续坚持对疫情权责的追问和还原。

「财新」在《肺炎日记|1月25日：抗疫全国总动员，物资困境如何解决？》提到，在“全国总动员令”发出后，自上而下的协调体系能否高效落实，解决物资调配难题，遏制疫情蔓延局势，还有待时间检验。

三联最大化的利用了自己的话语空间，拉开视角的宽度以展开工作。1月27日，在一篇《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武汉很困难，其他输入病例的城市将面临更大挑战》里，通过对医疗专家的采访，在正面报道疫情的同时，对疾病管控体制进行反思。

中国疾控中心1月27日发布消息称，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检出大量新型冠状病毒。「中国经营报」在这天晚上发布的《独家|重回武汉肺炎起点：卖野味的华南市场老板是谁？》里，重新把关注点对准几乎被舆论场遗忘的华南海鲜市场。

这篇价值极高的调查报道摆脱了对野味交易的道德谴责思维，试图寻找滋生野味市场的“寻租”温床。通过追溯市场背后的华南集团，以及其执掌者余祝生和赵红的政治商业轨迹，文章指出了野生动物售卖牵连着的权力关系，其中包括关于野味的行政许可潜规则和暧昧的政商关系。

据文中的记述，1月1日记者前往华南集团，采访遇到当地宣传部人员阻拦。

「北青深一度」找到在去年12月下旬爆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消息的医生，在《受训诫的武汉医生：11天后被病人传染住进隔离病房，之前群内言论被断章取义 | 深度对话》里，读者看到第一个发出公共健康警示的医生日后的生活。

中国青年报旗下的「冰点周刊」在1月28日发表《钟南山发话前，武汉这位医生向附近学校发出疫情警报》，本文主人公是武汉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吕小红主任，她在1月20日最高级别动员到来之前，并借自己的职业使命感，向附近学校高中的校长发去短信，建议给原计划补课的高三学生放假。

因为议题设置能力和社会公信力，公共媒体在特殊时期的另一种有益尝试是，将自己变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在《武汉医疗物资之困：我们能做什么？》中，「三联生活周刊」宣布将参与协调捐赠信息，在官方微博上开通的#三联在行动#话题下，用户可以进行资源匹配。

进行公共性的追问时，公共媒体和市场媒体还在继续以更加全景地、平视普通人的视角讲述疫区故事，在这些报道里，我们能看到关于疫情的另一种叙事和温暖的人文主义论调，也看到了这场危机大背景下的一个个普通的武汉人。

「人物」在1月26日发表了《疾病袭城，武汉的医生们正在经历些什么？》，不同于「湖北日报」的英雄样板，文章谈到医生面临医疗物资短缺和感染可能时的惶恐，其中一个细节是，除夕夜里两点，一位医生没有睡觉，发了这半年里唯一一条不是关于女儿的朋友圈，这是一条物资的求助。

「红星新闻」在1月28日发表了《从“离城”到“恐鄂”，一位鄂A牌照车主的跨省漂流》，讲述了一名在武汉关闭离汉通道之后，一名武汉车主在中国自驾游时间遇到的种种刁难、困境和帮助。这篇文章将视角面向五百万在春节离开武汉的普通人。

类似关注点的还有「澎湃新闻」在1月28日发表的《“酒店听说我是武汉人，立刻报了警”》等。这些媒体在报道中揭露道，随着各地开展信息排查，部分自武汉返乡人员发现自己详细的个人信息在网上流传开来，他们很多人被陌生人通过电话、微信骚扰、谩骂后才知信息被泄露。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社交媒介上民众的情绪面貌的复杂性有所扩大并继续分裂。在很多事情上，社交媒体的大众噪音已经脱离早期的“问责”和“科普”等，逐渐脱离“第二舆论场”，回到这些年一直习惯的立场站队、情绪渲染与“互怼”的路径上。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特别是随着之前武汉人逃离武汉等新闻的渲染，一部分极端的网络声音将矛头对准了付出巨大牺牲的武汉市民。微博上关于日本名古屋机场所发生的上海籍乘客和武汉籍乘客争执的事件，产生众多极端和自私的言论。

针对各地基层民众和组织如何采取强硬和一刀切的隔离措施以自保，相比前一篇提到的互联网幽默风格与网红式的传播特点，这一阶段中“别人家领导”的色彩变弱，在一些意见领袖的带动下，出现了对于极端情绪和不合理手段的舆论纠偏。

这样的舆论环境也遭受到各类媒体的批评。例如，「南方都市报」在《遏制疫情蔓延，也要警惕污名和歧视武汉人、湖北人》指出，大众的担忧出现了“扩大化”、“污名化”的情况：“我们也要防止隐私泄露、污名病人、歧视武汉人等“次生灾害”；我们要隔离病毒，而不是隔离同胞。”

「人民日报」发表《转发呼吁！“抗疫”不能成为“恐鄂”！》，在将情绪的扩散归结于谣言扩散的同时，呼吁大众：“这场阻击战中，湖北人是同胞也是同袍！我们唯一、共同的敌人只有病毒！”

更多的武汉当地人在社交媒体现身说法，呼吁大家理性看待疫情和疫区。UP主「林晨同学」实拍武汉的vlog开始在微博、虎扑等多个社区传播，他在视频里走上武汉街头，为大家展示武汉的现状 ：“大家都想做对的事情，她依然是一千万人的家。”

在1月27日，一场悲剧暂时打断了大家对于疫情的关注，美国著名篮球运动员科比·布莱恩特因空难而离世，引发中国社交媒体的缅怀和追忆，让中国人的悲伤在特殊的时节有了多重层次。

「小声比比」的发言可以作为一种代表：“我们似乎是在得到某种提醒：我自己所认为的，自己构建出的稳定的、牢不可摧的生活，在生活的随机性面前，就像沙堡一样，潮水一来就灰飞烟灭。”

也有人在这多层次的悲伤中寻找着多层次的力量。张佳玮撰写了《纪念｜科比，他是篮球历史最偏执、最坚韧、最勤奋的人》：“科比·布莱恩特是篮球史上最极端的球员，没有之一：最偏执、最坚韧、最倔强、最好强、最勤奋，可以打得最狡猾（只要他乐意），但经常最执拗。”

在当天晚上，武汉人不自觉地却又统一一致通过种种社交媒体的联系和发起，相约一个时间共同打开自己家的窗户，高呼“武汉加油”，让整个城市的夜晚都回响在这样加油声之中。

1月28日，钟南山接受了新华社的专访，他虽然表示疫情在未来1周或者10天左右达到高峰，但他依然相信不会大规模增加。在结束时，他也谈到了昨晚的“武汉加油”，“劲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够解决，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

人类需要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