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实录丨武汉早批参战医生:我得到的信息比别人多,承受的痛苦就比别人多

后来我回想,也挺后怕的。我接诊阿姨的时候,给她查体,她对着我咳嗽过。

口述 | 宋亚锋

整理 | 黄 祺

“突然听到一个消息,心情很不好,内心很恐惧,虽然根本不认识,但感觉很难过,一路走好,希望你的家人能够渡过难关!”2月7号这天,武汉一位医生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我特别难过,我在朋友圈看到这段话。那是我在新冠肺炎隔离病房工作的第十五天。

我是个胃肠肛肠外科医生,我所在的武汉市第四医院(西区)是武汉市第一批被征用的新冠肺炎指定收治医院。从除夕那天上岗进入新冠肺炎隔离病房,第一轮上班到元宵节结束,现在我正在政府安排的宾馆隔离轮休。

宋亚锋在隔离病房

想想过去的这个月,我都经历了什么?只能说我很幸运,我在毫无防护之下接诊过新冠肺炎病人,居然没事。身边同行、同事倒下了,有同事还住在我的病房里,想到种种已经发生的现实,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最近一直想理一理脑子,但是思绪太乱,理不清了。

后来确诊的病人,曾对着我咳嗽了

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开始的时间比新闻报道的要早一些。

去年12月上旬武汉卫健委通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到12月下旬,我就已经听说一些医院设立呼吸传染病隔离区。武汉的医生圈子很小,绝大部分要么是武汉大学毕业的,要么是同济医学院毕业的。在这个圈子里,有医生通过微信群谈及不明肺炎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到了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出现27例“病毒性肺炎”。

我是胃肠肛肠外科医生,不大会接触到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况且当时官方的说法是“这种传染病有限人传人”,所以尽管知道有传染病,但上班的时候还是没做什么刻意的防护,大家都没有做。

1月17日,我的一个老病人来看病。她是位60多岁的阿姨,几年前做了肠癌手术,手术后恢复良好,没做放化疗,一直在我这里定期复查。每次复查,都没有发现复发迹象,也没有其他基础疾病,整个人状态挺好的。

她来的时候症状是腹泻恶心,已经腹泻4天了,没有呼吸道症状,偶尔咳一下。她说4天前跟朋友吃了一顿饭,回家后开始腹泻。我给她做了腹部CT,肠道没什么大问题,没找到她腹泻的原因。

住进医院两天后,阿姨出现发烧、干咳、呼吸急促。我马上安排她去做胸部CT,片子拿来一看,我高度怀疑她得的是这个病。那时候大家就是这么称呼新冠肺炎的——“病毒肺”。

打电话再次向放射科确认。

阿姨意识清楚,非常信任我,我给她做了一些治疗,从鼻导管给氧,到储氧面罩给氧,病情仍在加重。

高度怀疑后,我给呼吸科打电话申请紧急会诊。呼吸科的医生来了,用了一些药物,但还是在恶化。当时要把病人转到呼吸科是不可能的,因为呼吸科病床早就住满了,连其他科内科也收治了一些肺炎病人。

到了21号,阿姨病情已经非常重了,我想办法把她转到了呼吸科,上了高流量氧疗,再到无创呼吸机,最终还是没救过来。

这个病毒特别奇怪,病人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病重患者就是血氧上不来,缺氧。看着病人强烈的求生愿望,对生命的渴望,而我们医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逝去却无能为力,那种压抑,那种沉重,那种无助,那种自责,那种无可奈何,足以将我们压垮。

后来我回想,也挺后怕的。我接诊阿姨的时候,给她查体,她对着我咳嗽过。

我们医院1月23日宣布被征用为新冠肺炎病人定点医院,所有医生上岗管新冠隔离病房。这时候要求我们医生做检查,我的肺部CT显示是好的,应该是没事。

怎么说呢,幸运吧,我朋友说我上辈子积德。

同事感染住进我管的病房

从1月份开始,医院呼吸科已经人满为患了。为了收治这些肺炎病人,医院开始不停地扩病区,把其他科的病房腾出来收肺炎病人。腾出一个区,很快收满,又开一个新的病区。

我们做医生的都知道情况不乐观了,12月底医院有医生被派去增援金银潭医院,我的一个同学在另一家综合性医院,也被派去增援金银潭医院。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我的医院是一家综合性医院,平常较少用到隔离防护服这种高等级的防护物资,大家这方面的意识也不强,我们外科只有医用一次性口罩。到现在,我们的防护物资也不充足。医生们看到N95 1860— —就是那种绿色的口罩,都两眼放光。

我们医院总共有2000多名员工,截至1月14日的公开数据,医护人员中有53例确诊和疑似新冠肺炎。外面的人可能以为呼吸科医护人员更容易被感染,其实不然。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疾病认识不足,防护意识差,其他科室中招的反倒多。

现在同事之间气氛也很奇怪,也许你今天看到这个同事还好好的,说不定明天就发病,就确诊了。所以必要的间隔距离,是对同事也是对自己负责。

宋亚锋

我是除夕那天正式上岗进新冠肺炎隔离病房的。我这个班5个医生,是从不同科室组合过来的,诊疗方案主要是按照诊疗指南来,其实现在也没有特效药,主要是对症治疗。目前我自己的经验,打免疫球蛋白,氧疗有比较好的效果,只要病人能挺过7-10天,大部分就能扛过来。

我管的病房里大约10%的病人病情比较重,我们最多的时候管38个病人。特别重的病人转不出去,因为救护车上没有病房里这个高压供氧设备,所以路途上太危险。

我的这个病房里,收治了一些医院的同事。有一位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是医学博士,30多岁。一开始他非常消极,觉得不可能活着出去,后来我们把他转到了呼吸科,最后转到金银潭医院。转诊其实风险很大的,我很感谢呼吸科的同仁们,他们备着气管切开包,跟着救护车护送同事转到了金银潭医院,值得欣慰的是,现在他已经从ICU转到普通病房了。

只能坚持,等着天亮

元宵节那天我从病房出来,轮休。

2月15日 武汉一场大雪

好消息也有,我们第一批次第一梯队的防疫医护人员,实现了所在隔离病区零医护人员感染、零患者死亡, 20余人顺利康复出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目标。

上前线压力是很大的,在隔离轮休期间我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睡眠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刚开始我都怀疑我得了创伤性心理障碍,我一个师兄每天开导我,叫我少看网上的新闻,每天看看书听听音乐。他说他一个感染科的同事也差点崩溃了,后来靠这个办法缓解。

怎么说呢,我得到的信息比别人多,所以我承受的痛苦就比别人多。

前段时间一家广播媒体采访,我在广播里大哭一场,真的是特别不好意思,导播切到另一个医院的护士,护士也在广播里大哭一场。

随着武汉市采取了强有力的管制措施,封锁武汉很大程度阻止了病毒向全国、全球蔓延。但对于武汉来说,经历了最艰难的三周,它已不堪重负。

随着医院床位的扩张,方舱的建设,火神山、雷神山的投入使用,随着全国源源不断的物资援助,随着全国各地医护的支援,我们已经从最开始的慌乱无序,慢慢地走上了正轨。

宋亚锋的妻子也是医生

天会亮,我们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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