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等抓完“怪兽”爸爸妈妈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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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故事关键词：疾控中心

每次进入实验室之前，小阳都要严格按照流程，戴好帽子、N95口罩，穿好工作服、防护服、鞋套，最后戴上动力送风设备和双层手套。为了不让任何皮肤露在外面，他们把手套和衣服的接口处也用厚厚的宽胶带缠上了，一套设备穿下来，足足有十来斤重，检验室走廊有70米，12个小时下来，所走的距离近三万步，里面的衣服就像被水浇过一遍，都湿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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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事 练 习 生 习 作  

  第    65   篇  

小金子是和我同一年来单位的，在出入境体检中心工作，个子高高的她却有着一张漂亮软萌的娃娃脸，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她姓金，我们都亲切地叫她小金子，似乎不这样叫就对不起她的可爱。在这场大家对新型冠状病毒谈之色变的战役中，小金子和她在疾控中心的丈夫小阳都与新冠病毒有了最直接，最面对面的接触，以下的故事是根据小金子的叙述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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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阳都是学医的，小阳在西安市疾控中心工作，很多人对这个单位有印象，是从2003年非典疫情开始的，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大家对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了概念。

和小阳结婚后不久，我就感受到了他工作的特殊性。他的电话很少有关机的时候，不管是正在吃饭，或者在半夜，他常常会接到单位电话，很多时候他会匆匆撂下一句，“有样来了，我去单位了。”

这一走，有可能是一夜，有可能是两三天。慢慢地，女儿也习惯了，我会告诉她：“爸爸去抓小怪兽了。”她咧着嘴笑，“爸爸是奥特曼吗？”

在女儿天真的世界里，她会觉得爸爸是拿着宝剑打得小怪兽跪地求饶的超级英雄。实际上，爸爸只是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坐在实验室里，努力从一份份样本中捕捉出病毒的踪迹，那些又小又狡猾，却会在无声无息间夺走无数人性命的病毒，频频在他手下无所遁形，H1N1甲流，H7N9禽流感……

我向同事描述起这一切时，她们常常会惊讶地张大嘴，“哎，好像电视里一样呢，说是有任务，出门就走，几天就见不到人了。”

我笑笑，我也是学医的，深深知道，涉及到生命，一切延误和迟疑，哪怕只是一分钟，都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痛和悔恨，所以，我很理解。

担心吗？说实话，会有一些。然而，我也在出入境体检中心工作，整天面对的也是一份份血液、体液样本，因为了解，所以不会过分恐慌。

不过这次，我有点担心了，从大年三十起，快一个月的时间，我只能在新闻图片里看到他。虽然在镜头里，他全身上下只看得到眼睛，然而，我还是能在那么多人中，一眼准确地认出他来。

-2-

对于这次疫情，我们是从1月中旬开始关注的，但怎么也没想到，从“有限的人传人”，到九省通衢、人口过千万的武汉封城，只有短短三天。

1月24日，大年除夕，我们一家人正准备一起吃个饭，小阳的工作群里不断弹出信息。因为快速扩散的疫情，中心成立了防控应急小组，并初步拟定了防控人员名单。

微信群里，大家纷纷回复：“我已到岗”“45分钟赶到”“我没在名单里，需要随时电我，30分钟赶到”。

小阳就在名单里，他歉意地看了看我。没等他多解释什么，我马上说：“你去吧，两个孩子有我，有爸妈。”

大女儿二年级，已经懂事了，她恋恋不舍地看着爸爸，小女儿天真地拉着小阳的手，指着桌上的菜，“爸爸，吃饭啦。”小阳轻轻把手从女儿手里抽出来，摸摸她的头发，“乖，爸爸去捉小怪兽了。”便出门了。

他这一去，就是几天没有消息。

事后我才知道，当天晚上，小阳去第八医院为病人采样了。第八医院是传染病医院，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它作为西安市的定点医院，让很多人听到名字就害怕。如今，这又是新冠肺炎最容易出现的地方。

这次对于新冠肺炎确诊的重要指标就是检测鼻咽拭子中的病毒核酸检测是否为阳性。在采集鼻咽拭子的过程中，小阳需要和采集对象面对面地接触，将棉签伸进其鼻子和咽喉部位采集样本。采集全过程的规范和标准至关重要，如果伸入深度不够，就有可能因为样本不合格无法检测出病毒。采集样本时，采集对象出现咳嗽、打喷嚏，甚至干呕反射都很常见。随之喷出的飞沫会喷溅在采集人员的面罩和防护服上，如果防护不力很容易造成感染。

不知道是因为受凉还是因为紧张，就在去为疑似病人取完拭子的当天晚上，小阳出现了肠胃不适、咳嗽、乏力等症状，这些和新冠肺炎的症状高度吻合。他没敢告诉我，默默吃了自带的药，在隔离的酒店休息了几个小时。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他多想什么，要承担的工作很多，包括病原检测、消杀、流调、综合协调、物资保障等。虽然把人员分成了好几个组，但每个组的人手都不足，一个人可能要承担好几项工作，安排上是12个小时一个班，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即使躺在酒店里的时候，手里也是拿着手机的，一有电话随时到岗。

离开家的第三天晚上，小阳跟我通了个视频。两个女儿对着手机喊爸爸，他却连多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我看出不对，“逼问”了半天，他才呐呐地说出身体不适的事。

“怎么这样呢？有不舒服休息不能休息一下吗？你看你这脸色。”我生气地说。

“没事，我已经差不多好了，体温也正常，脸色不好是因为这几天没怎么睡觉，呃，昨天晚上就没睡。”

“你……”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小阳见状忙讨好地说：“那个，马上就好了，我被分在实验室，只检测，不用出去跑了，时间也规律，可以休息的。”

我不忍心苛责他，说了几句，就让他去睡觉了。

其实，他那天晚上还是没休息，不过，这次不是他告诉我的，是我从新闻上看到的。和我通完话不久，他就进了实验室，开始做病毒检测，也就是女儿说的“抓小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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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做病毒核酸测定，和抓小怪兽真有些像，都需要耐心、技巧以及最不能缺少的勇气。

病毒形态非常小，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到，肉眼更是无法直接观察。但是每种病毒都有其独特的基因序列，通过检测病人体内的病毒核酸，就可以判断病人体内是否存在病毒。

在实验室里，小阳工作的对象就是一份份鼻咽拭子，被采样组采回来的鼻咽拭子浸入病毒采样管中，由他们用试剂盒通过裂解、分离、洗脱等步骤提取样本中病毒RNA，之后再加入到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中，最后通过荧光定量PCR检测样本中是否含有病毒。

病毒的检测，需要细致再细致，尤其是新冠病毒这种新发传染性病毒，一个步骤不慎，这些狡猾的小东西就可能隐藏得无影无踪。体内带着病毒却又没被检测出来的人，就成了移动的传染源。但同时，在检测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病毒气溶胶外溢，需要严格在生物安全柜中按规范操作，极具危险性。

每次进入实验室之前，小阳都要严格按照流程，戴好帽子、N95口罩，穿好工作服、防护服、鞋套，最后戴上动力送风设备和双层手套。为了不让任何皮肤露在外面，他们把手套和衣服的接口处也用厚厚的宽胶带缠上了，一套设备穿下来，足足有十来斤重，检验室走廊有70米，12个小时下来，所走的距离近三万步，里面的衣服就像被水浇过一遍，都湿透了。

1月27日晚上，我在陕西新闻里看到了小阳，我指着那个身影说：“看，爸爸。”

小女儿看了一眼就摇摇头，“不，他那么胖，不是爸爸。”

大女儿咬着手指头小声说：“爸爸为什么要把脸捂得那么严实，我想看他，我想他了。”

第二天晚上，小阳和我通电话，没说几句话就开始咳嗽。没等我说什么，他马上解释：“没事，这是因为一整天没喝水，所以嗓子会痒。”他告诉我，防护服数量本来就不足，实验中途如果上厕所或者吃东西喝水，身上的防护服就报废掉了，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达成了默契，上班时候尽量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

“其实吧，我也是觉得麻烦，脱掉设备需要半小时，穿上又要差不多半小时，有那个时间，我不如多做些样品。”听我不吱声，他又说：“中心其实已经很照顾实验室了，保证我们的防护服供给，流掉组的同事的防护服比我们穿得节省多了。”流调组虽然不参与实验室检测，却常常会与疑似患者接触，风险也很高。

“整个村的龙，都把最硬的鳞给我们了，我们当然更要省着些了……没事，反正穿着防护服再加上精神高度专注，没什么饿或者渴的感觉。”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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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起，西安地区新增确诊和疑似人数日均超过两位数，这意味着小阳他们的任务更重了。每一例确诊或者疑似的后面，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除了采样和检测外，还需要努力找出传染源，绘制患者的行动轨迹，都去了哪些场所，接触了哪些人，挖掘出密切接触者，还要对患者待过的场所进行消毒。这些听起来就很琐碎的工作，都要一点点去完成。

小阳他们单位大多数是30岁左右的硕士研究生，虽然工作实在辛苦，但他们总是乐呵呵的，工作群里的画风经常是：“第12队接单，13队准备”“大活啊，10-20队准备接单””单子到哪了，什么时候才到23队”“昨晚那一单，我跑到凌晨2点”……他们把任务叫作“单”，把出去工作叫作“出场”，微信群名也从严肃的“流调组”、“消毒组”变成了调皮可爱的“小飞队”。

1月31日晚上9点，指挥部恭喜大家，“今天的单派完了。”大家纷纷回复：“担心半夜出任务的我喜极而泣”。

小阳也高兴地回到隔离酒店休息，我趁他心情好，在电话里弱弱地告知他：“那个，我这几天也开始上班了，测出入境疑似人员的样本。”

小阳一愣，说：“我这一直回不了家，你怎么也要进实验室测这个了？”

我半开玩笑地说：“我先替你把疑似的都筛掉，这样不是可以减少你的工作量吗？”

他沉默了一会，说了四个字，“注意防护。”

其实早在1月27日晚上，我就接到通知，要对出入境人员中的发热旅客做核酸初筛，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发了。当时西安的公交很多已经停开，没停开的也是一小时一趟，坐公交根本不现实，出租车之类也几乎没有。之前小阳在家可以开车送我上班，现在没有驾照的我只能选择骑共享单车。

从家到单位有6公里，一路骑过来，需要40分钟左右。平常车水马龙的二环，就像被秋风吹掉叶子的树，光秃秃的，除了我，没有一个人、一辆车。沿路的门面房上贴着鲜红的对联，挂着大大的红色灯笼，却都门扉紧闭。“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被病毒逼回家里了。”我自言自语道，为了打破这让人窒息的寂静，我一边奋力蹬着车子，一边隔着口罩，轻轻哼起歌来。

-5-

2月2日下午，同事转来一篇公号文，文中提到，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四名检验科人员，没有直接接触病患，却都染上了新冠肺炎，有人推测是病人的样本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至此，气溶胶可导致传染的可能被重视，然而，这是以四名检测人员的感染为代价的。

小阳自除夕开始上班后，就只在隔离酒店和工作场所之间来回，由于工作繁重，休息不规律，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有不适症状，不回家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万一不幸“中招”的自己不会成为传染源。而我在上班后，也尽量不接触家里人，自己待在小房间里自我隔离。

两个女儿都想和我玩，母亲在外面柔声哄她们，“乖，妈妈也去抓小怪兽了，累了需要休息。”大女儿劝小女儿：“他们一起抓，会抓得快一点。”母亲笑了。

自从我和小阳上班，两个孩子都交给了母亲，她一边里里外外地辛苦，一边为我俩担心。

我试探着问过母亲，有没有后悔让我学医，她笑了笑，“我也是参与过抗击非典的呀。”

我骤然想起，17年前，我还在读大学，母亲作为技术骨干被抽调进抗疫小组，防护服一穿就是一整天，也没法和家里联系。我揣着IC卡下楼给母亲打电话，耳边那无人接听的空茫铃声，让我有说不出的恐怖。

“妈妈，您那时怕吗？”我问。

妈妈想了片刻，回答：“怕，当然怕，可是如果连我们都不上了，那有谁可以挡在病毒的前面？”停了一会，她又说：“你和小阳好好去工作，有妈妈给你们当好后勤。”

17年后，我和小阳也做了和母亲当年一样的选择，只是牵挂的人与被牵挂的人做了调换，然而，牵挂的心思都是一样的。

2月5日，我的母校，大连医科大学援鄂医疗队整装出发，其中，有不少我熟悉的眼睛，我想，他们都没有违背当时从医的誓言。

2月8日，回到家里，我的小房间门上贴着一幅画，是大女儿画的。图上的小阳穿着白色防护服，威风凛凛，身后自带七色光环，翻着白眼的冠状病毒被他揍得没有丝毫还手之力。旁边一颗大大的红心，写着：“爸爸去打怪兽了，已经很多、很多天没有回家了，爸爸，我想你了！”

大女儿贴在房门上的画

2月21日起，全省疑似病例清零，也就是从那一天起，陕西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连续为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小阳说，等新增病例连续28天归零的时候，他就可以回来了，两个女儿掰着手指头，一天一天地数着，“还有多少天，咱们就能看见爸爸了。”

没有想到的是，3月初，随着新型冠状肺炎在全世界大爆发，归国人数急剧增多，预防输入性病例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大批样本被送到了我所在的实验室，实验人员24小时随时待命。小阳开玩笑说：“打完上半场，还有下半场，这次你们是主力。”然而，眼看着就能回来的他，回家的时间又无法预期了。

3月15日，我晚上10点赶到实验室，等做完机场送来的样本后，已经是凌晨六点钟了，拖掉防护服，我舒展了一下麻木的身体，想起了小女儿委屈地问姐姐，“爸爸不是要回来了么？为什么小怪兽总是抓不完。”大女儿安慰她：“他们那么努力抓，快了，快了。”

我看着东边即将升起的太阳笑了笑，我相信，我们终究会赢的，我们要保护这片土地，因为这里，有我们深深爱着的人。

-END-

- 我 是 故 事 练 习 生 -

/ 体制内理工女，热爱读书写作。/

作者 | 一念，青年作者。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战“疫”数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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