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医院的武汉环卫工:每天工作16小时,处理300桶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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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琴(右)与同事。受访者供图
作者 杨杰
编辑 从玉华
新冠肺炎康复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护士郭琴复工了。“看我站在那里,病人心安。”郭琴在自己躺过的隔离病床前,护理新的病人,“我的出现,即使不说什么,也是鼓励。”
短短十几天,她由一名急诊护士变成患者,再回归医护队伍。再次穿起防护服时,郭琴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6号病床
很难确定病毒是从什么时刻找上郭琴的。1月12日下午,头疼,发冷。她下了夜班,一量体温,37.8摄氏度。
“我们1月7日开始穿防护服,此前还没有排查‘不明原因的肺炎’。”她可能在穿上防护服前被不知情的患者传染。
病毒也可能来自她穿上防护服后接触的6位确诊患者。采血、吸痰,都是高风险的暴露工作。一位53岁的姓胡的患者,从菜市场回家后接连高烧,转入中南医院急诊中心。郭琴把手伸进他的口腔,气管导管插进呼吸道,他的痰喷了出来,溅出粉色的泡沫。
看到体温计的数字后,郭琴立马隔离家人,通知单位,大量喝水,“当时往好的方向想,是不是甲流。”
第二天,体温一度升到39.5摄氏度。她验了血、做咽拭子检测,一看到是阳性,心凉了半截。当双肺毛玻璃样的CT结果出来时,医生下达指令,必须住院。
6号病床在一个两人的房间里,10平方米,没有窗户,白炽灯昼夜亮着。她在这张病床上护理过无数病人,也抢救过危重患者。这回,她第一次以的病人视角扫视曾经工作的地方。
“会联想到这张床上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她想到那位原本健康的胡姓患者,竟要靠机器维持生命,“如果到了需要仪器支持的地步,你的生命直接托付给医疗团队,你无能为力。”她想到自己最坏的结果,想到病人痛苦的呻吟、呼吸频率加快、指甲因为缺氧而变干,不能一口气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她给儿子发了一条信息,“自己能做的要多承担一些,爸爸一个人很辛苦。”她心里内疚,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了。
夜晚在焦虑中度过,抢救仪器就在枕边,输液瓶滴滴答答到凌晨两点。原本与郭琴搭班的男徒弟,一个人在病房里穿行,监护仪报警声频繁响起。从晚上10点接班到第二天上午8点,脚步声没有停下来,不是平稳的步伐,而是急促的小碎步。
同事忙完,走到郭琴跟前,观察她的呼吸和睡眠。“曾经我也是这样无数次巡视病人,日日夜夜地坚持了15年,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我没有症状,就可以帮同事一下,他就没有那么辛苦。”同事来护理她,她很不好意思,她不能走动,需要喝水时,也不想过多麻烦他们。
“我终于理解了有些病人不忍打扰护士的心理,宁可自己憋着,也不跟护士说。”等她重返岗位时,添了主动询问病人需要的习惯。
“病人最需要的是重视,人一生病就变脆弱,渴望别人多陪伴。”郭琴说,“对轻症病人给予心理上的鼓励,重症病人有的神志不清楚,只能用一些音乐安抚。”
住院的第二天,连轴转的护士长抽空给郭琴送来早餐,郭琴讲着前一夜的观察,两人忍不住抱住痛哭。
“逃兵”
郭琴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一个感染的医护人员,同事们都在紧张地盯着她的变化。幸运的是,住院3天后,她的体温恢复正常。她腾出床位,开始回到父母家居家隔离。
父亲不大同意,每天问她,为什么待在家里?为什么不去医院打针?
知道郭琴感染了,邻居开始减少与她家人接触,母亲气不过,总是跟人说:“我女儿没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远离她?”
郭琴的先生与儿子在另一处隔离,儿子许久未见妈妈,只能看到手机屏幕上露出的一双眼睛。
以前孩子最喜欢问郭琴:“妈妈你今天上什么班?”她常年倒夜班,一旦在家,孩子总是特别开心。“他其实想说妈妈今天不上班才好。”听到要去上班的答案,儿子默默走开。
郭琴在家里隔离,看工作群里同事格外忙碌,大家讨论今天又收治了几个病人、讨论物资输送,讨论寄贺卡的小朋友。不论几点都有人在群里说话,好像没人休息、没人睡觉。
1月27日,郭琴的血液检测结果、核酸检测结果和CT都显示正常。护士长意外地收到了郭琴的微信:“护士长,了解到病房现在重患越来越多,大家压力也大……护士长看能不能请示一下,问问专家们不发烧几天后可以(工作),要是没大碍,我就来上班。”
父亲得知后有些不高兴,不愿意跟她说话。“好不容易没事了,还要再去,你在单位就是个员工,在家里父母就你一个孩子,儿子就你一个妈。”家人劝阻她。
她说服了家人:“我是第一个被感染的医护人员,也有其他同事病了,哪个家庭没有孩子,我现在要是不回去,我不知道算不算逃兵。”
欢迎归队
返岗那天,同事们一起为郭琴喊了口号,“欢迎归队!”然后穿着隔离服,一一拥抱。
“疫情留下很多思考,关于你和家人、关于同事之间、关于你和整个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面对病人。”郭琴说。
郭琴又依次套上粉色贴身的手术衣、蓝色的隔离服、白色的防护服,戴上面屏与护目镜,套上两层手套和脚套。同事们在防护服外给彼此写名字,有的还写着“彭于晏”。
6号床又收进了新病人。得知郭琴是康复的新冠肺炎患者,病人们对她更信赖,围着她问“胸闷到底是什么导致的”“我今天喝的水够不够”。
病人们愿意看到她,仿佛她站在那里,就意味着一种治愈的希望。
一个感染的护士拿到确诊结果时,哭了。她向郭琴求助,“我该怎么办”。郭琴安慰她:“你看我不好好的嘛。”
医院里有了变化,走廊上贴着市民寄来的卡片,一个小学生用零花钱给他们买来午餐。还有人送鲜花、蛋糕、水果、煲仔饭。郭琴上班的第一天,交通停摆,警察敬了礼,送她到医院。同样充当护送者的,还有外卖小哥。
郭琴说自己爱感动,以前在急诊常遇到各种突发状况,一个两三岁的宝宝被货车撞伤,家人一分钱都掏不出来。病床那么大,他只有小小的一点,睁着眼睛,不哭不闹。她和几位同事看不下去,凑钱给孩子治疗。
她现在每天都会流泪,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哭了;一个志愿者护送了50多位病人,哭了;雷神山的工人连夜建医院,她也哭了,“工人很朴素,说想为国家做点事情,以后好跟孩子吹牛”。
如今,一天下来,她的防护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护目镜一片模糊。
一个40多岁的女病人,刚刚失去了父母,呼吸很差。她向郭琴倾诉,觉得自己的一生就要结束了。郭琴护理她、安慰她、陪伴她。经过治疗,她能下床走路了,还能跟家人视频。
儿子渐渐习惯隔着屏幕看到戴口罩的母亲,他把母亲写进作文里,那是“永远在说减肥,永远没有瘦下来的妈妈”。
武汉的街头呈现从未有过的安静,让人怀念起堵车的日子。医院人少了,受疫情影响,医护之间减少走动,在餐厅里也要分开进食。“等疫情过去,我最想做的是拥抱孩子,和朋友聚餐,跟同事拌嘴。”郭琴说。
那位吐出粉色泡沫痰的胡姓患者经过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重获健康。他出院那天,正是郭琴返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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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 | 陈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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