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朝，老胡是除了老邓之外，另一个对“六四事件”产生重大影响的朝廷高官。因此，在介绍完老邓之后，俺接着来介绍一下老胡这个人。 老胡在当政期间干了不少好事，深得各阶层老百姓的爱戴。但由于老胡最终被老邓废掉，因此朝廷的史书往往避而不谈老胡的所作所为，导致很多年轻的网友，对老胡不甚了解。 在文革刚结束时，老胡（耀邦）和赵（紫阳）号称老邓的左膀右臂。胡主抓政治领域，接替华国锋的党主席职务（后来“党主席”的职务名称改为“总书记”）；赵主抓经济领域，接替华国锋的国务院总理职务。老胡在老邓的授意下，搞定了两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朝廷官方的史书中，对老胡的正面评价，主要就集中这2件事上。
老毛在位时，热衷于搞政治斗争（毛的原话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早在井冈山时期，老毛就通过政治运动，来肃清异己，扩大自己的权势。到了1949年登基之后，仍然本性不改，频繁发起政治运动。被老毛整趴下的朝廷大员，不计其数。 文革结束后，老胡在老邓的支持下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也就是“吏部尚书”），开始对以往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被平反的政治人物，很多又重出江湖，成为朝中大员（这些人自然对老邓感恩戴德）。所以，老邓的势力有了很大的扩充，可以和华国锋（老毛钦定的接班人）分庭抗礼。
所谓“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为了对抗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华国锋这个人，既不是开国元勋，在党内又没啥资历。他是被老毛连升好几级，直接提拔为接班人的。老毛死后，华国锋身兼党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的一把手都是他）。他为了镇住其它朝廷命官（很多朝廷命官的资历都比他老），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于文革结束没多久，老毛的威信尚在。所以，两个凡是在当时，还是得到很多基层官员及老百姓的认可。 当时老胡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他让手下的笔杆子准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文几经修改，最后由老胡亲自审定后，发表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杂志。之后，人民日报及新华社都转发该文，在全国引起震动并引发朝廷高层的争论（老邓为首的“实践派” vs 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当时，很多党内元老对文革的迫害记忆犹新，不希望再延续老毛的那套路线。最终，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被抛弃。 除了上面这两件事情，朝廷的史书很少再提及胡耀邦。今天，俺就挑几个重要的来介绍一下。 老胡的正直，在天朝的高官中是少有的。他不会因为形势所迫而违背自己的原则。俺用文革中的例子来说明。
文革刚开始时，林彪到处鼓吹“突出政治”。《北京日报》还发了一篇社论《游泳也要突出政治》。老胡听后调侃道：游泳时应该突出鼻子，不然会呛水。后来红卫兵批斗他，这就成为罪名之一。
文革期间，他因“走资派”的罪名被下放到河南的牛棚（五七干校）劳改。在68年开8届12中全会时，由于当时很多中央委员被打倒，到会的委员还不足半数，凑不足法定的人数。老毛提出“解放”几个人，以凑足人数。老胡就这样被解放出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江青对他说：你没什么大问题，作个检讨就行了。被老胡当场拒绝。结果，会开完之后，老胡继续被关到牛棚劳改。 到74年，中央有意起用老胡，让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找他谈话，让他写一个深刻的检查。老胡回答说：该检查的我都检查了，没啥可说的了。
和老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邓在文革期间，为了官复原职，写了很多肉麻的检讨（具体事例请看《太上皇邓小平的阴暗面》）。
在党国高层，很少有人会大力强调民主思想。而老胡就是这少数人之一。 建国初期，他担任川北（后并入四川）党委书记。在川北行署的29名委员中，民主党派有15人。在当时，没有哪个省有这么高比例的民主党派人士参政。
文革刚结束不久，北京发生了西单民主墙事件。当时有很多人因为贴大字报被抓，最著名的就是魏京生。老胡针对此事，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表态：
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
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天朝成立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级领导人敢这样公开表态，支持民主运动。 关于民主，老胡还说过如下一些名言：
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 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四个字，我们为之奋斗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与民主是对立的统一，人民民主是基础，只有充分民主才能有专政，离开了民主就是法西斯专政。
看完老胡开明的民主观念，大伙儿再拿当今朝廷作一个对比。眼下的朝廷，不要说上街去喊口号、贴大字报了；哪怕你在家上上网，抱怨一下朝廷的腐败，透露一些阴暗面，都可能招来跨省追捕。 老胡在当总书记的5、6年间，深入全国各地的基层进行工作调研。当时全国321个地级市，他亲自去了311个。全国2112个县，他亲自去了1600多个。大部分的基层考察，老胡都非常低调，既没有当地官员的前呼后拥，也没有大批记者随行报道。另外，对于考察的地方，老胡要求当地官员遵守如下五条规矩：
1. 不准站岗放哨； 2. 不准请客送礼； 3. 要住的招待所不管已住了什么人，都不准清理搬家； 4. 当地有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不准到外地去调好车；
5. 只要当地党委几个干部去接一下，不要人多，更不准组织什么欢迎队伍。
（上述这些好话可不是俺瞎编的，有党国的“官方网站”为证）
为了反衬，俺再拿当今皇上胡折腾帝和当今宰相温影帝做一下对比。这两个家伙偶尔也会跑到偏远地区去。名义上是考察民情，其实是去作秀。每次都有大批随从，每次CCAV都会跟进报道，生怕老百姓不知道。顺便说一下：同样是作秀，胡折腾帝的演技显然不如温影帝——他只知道照着台词背，不会临场发挥，前几年还闹出“77元房租”的大笑话（请看“这里的报道”）。
老毛掌权时，经常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举国上下都在搞政治运动。由于只重政治，不重经济，全国老百姓都很穷。而且那时候的风气跟现在是相反的——在毛时代，“穷”就是光荣的、是社会主义的；“富”是可耻的，是资本主义的。老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提出了治国之道，富民为先的方针。他希望能首先解决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致富问题。
想必很多人都还记得老邓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伙儿请仔细品味一下，这两种说法的差别。老胡的说法，强调了让“民”先富；而老邓则有意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定语。结果，先富起来的都是那些特权阶层（太子党）。
在当今天朝，缺乏民主与法制，无法保障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的贫富两级分化。在80年代流行一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可以利用手中的财力进行权钱交易，从而变得更富；反之，穷人则变得更穷（经济学中，这称为“马太效应”）。 最后，再来聊聊胡耀邦的清廉和敢于反腐。 自从朝廷开始搞改革开放，大多数的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都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捞油水。但是老胡在这方面却一直保持着清廉的名声。在他去世前，几乎没听说他的子女有经济丑闻。与之相反的是，如今大部分的朝廷高官（比如：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胡锦涛、温家宝 等），都因为家属的贪腐丑闻而名声败坏。 除了自身清廉，老胡在反腐的时候，还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当时党国元老胡乔木（官至政治局委员）的独生子有腐败问题。但是胡乔木家住中南海，司法机关不敢去他家搜查。后来是在老胡的安排下，完成搜查并查获大量来历不明的现金。胡乔木的独生子因此被判刑。
事后，党国八元老之一的李先念说：胡耀邦把我们搞得人人自危！老李的这句话反映出两层含义：其一，说明老胡在打击腐败的时候，敢于动高层官员；其二，说明当时党国的大多数高层官员都有鬼，否则干嘛要“人人自危”？
今天聊了许多胡耀邦的好人好事。从上述介绍，大伙儿应该能明白，为啥老胡去世时，会有那么多人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他。悼念的声势之浩大，不亚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而且，悼念活动还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像老胡这样开明、正直的好人，反而被废掉。而像江泽民、胡锦涛之流（既不开明、又无能力、还贪腐），却可以安安稳稳地干完10年任期。这充分说明当今的朝廷，已经彻底腐烂。
由于本文主要聊老胡的好话，俺担心某些读者会陷入【圣君情结】而不可自拔。所以补充了这段：胡耀邦历史上的【污点】。
他在延安整风时期，以极左的作风，心狠手辣地整肃和一大批人。具体可以参见俺的网盘上分享的《延安的阴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