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六四系列[6]:“八六学潮”始末

  前一个帖子聊到了胡废帝失势的经过。当时,老邓已经做好准备,要在十三大召开的时候,把总书记换掉。但是,老邓没有等到十三大召开,就采用极端的做法,撤换了总书记。因为在86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八六学潮(维基百科的词条在这里)。
  在天朝历史中,“八六学潮”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论学运规模,可称得上是89年“六四学运”的预演。论政治影响,该事件直接导致了总书记的撤换以及若干党国要员的职位调整。可惜,关于此事的资料非常少。俺找了一些相关的书和网站,也只是得到些零碎的资料。以下,俺就凭借这些零碎的资料,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此事的经过。
  “八六学潮”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大部分的政治运动(比如:五四运动、红卫兵运动、四五运动)都是从北京开始闹起来的,而“86学潮”却是从偏僻的(相对于北京而言)安徽合肥开始闹起来的。为啥会这样捏?因为合肥碰巧有一所著名的高校——中科大,而当时的中科大碰巧有一位著名的校长——方励之(准确地说,他是第一副校长)。考虑到方校长在整个“六四运动”的过程要露好几次脸,今天先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此人。   在八十年代,方励之是天朝科学界的名人。他本人除了担任中科大的第一副校长,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也就是现在中科院的院士)。方校长的学术方向是天体物理学,而且是这方面的权威。   除了在学术领域有突出成就,方校长还热心参与政治,经常在公开场合呼吁民主和政治改革。他的影响力之大,与李泽厚、金观涛、温元凯并称为80年代【青年四大导师】。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党国有所顾忌,不敢轻易逮捕他。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被党国高层的保守派视为眼中钉。   有这样一位校长,大伙儿可以想见,当年的中科大校园自然洋溢着比较浓厚的民主气氛。
  话说1986年的12月,恰逢合肥市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说到人大代表选举,大伙儿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在当今天朝是不可能有正经的选举滴。所谓的“候选人”,都是各级领导们事先内定的;所谓的“投票”,都是走过场——反正就那两三个候选人,选来选去都选不出什么花样。这是举国上下皆知的潜规则,中科大当然也不例外。当时中科大的校方已经内定了候选人,据说还搞成了【等额选举】。所谓的【等额选举】就是——N 个候选人竞争 N 个职位,不管选民如何投票,每一个候选人都能如愿当选。这简直就摆明了不把中科大的那帮大学生选民当回事嘛!这下,中科大那帮富有民主精神的大学生不乐意了。当天就有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强烈质疑校方的做法,并且号召那些热衷政治的同学,自告奋勇去参加竞选。
  贴大字报,在当时也算是风险较大的举动。要知道,自从1980的西单民主墙事件(前面的帖子提到过)之后,老邓就授意全国人大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以,贴大字报在当时算是违法行为,朝廷可以名正言顺地抓你。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在当时敢于带头贴大字报,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滴。   话说大字报贴出之后,学校方面知道这帮大学生不好惹,就做出让步——于12月4日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竞选大会。在会上,有八位自告奋勇参选的积极分子上台,同校方指定的候选人进行辩论。结果,校方指定的候选人完全不堪一击。

  辩论完之后,方校长上台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学生的民主诉求。其中有一句名言——民主是自下而上争取的,不是自上而下给与的——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但他也呼吁学生们要理性、克制。最后,方校长还郑重承诺:谁要想因为这次学生争取民主选举而迫害我们的学生,除非把我撤职查办!

  既然校长承诺了,不会秋后算账,再加上方校长那句名言的鼓舞,很多学生士气大振。竞选会一结束,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就开始策划第二天的上街游行。其实捏,方励之本人是不赞同上街游行的。第二天(12月5日)上午,当方校长得知学生要游行,他立即赶到校门口去劝阻。但那个时候,参加游行的学生士气高涨,方校长已经不能掌控局面了。之后,游行队伍从校门口出发,浩浩荡荡奔向合肥市政府和安徽省政府的驻地。后来,安徽的其它高校(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 等)也加入游行队伍。   自此,“86学潮”算是正式拉开序幕了。
  在12月5日的游行之后,以中科大为首的合肥高校在12月9日又搞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游行。有两千多名学生甚至冲进市政府大楼。在当天的中科大校园,还出现名为《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大字报,写得非常大胆,矛头直指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 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

(以上是该大字报的摘录,引用自《(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 北京出版社 1990年)   中科大开了头炮之后,大概是地缘接近的关系,上海首先受到影响。在上海的高校中,同济和交大作为偏理工科的高校,其活跃程度反而超过复旦。12月7日,同济大学率先贴出大字报《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在之后的一个多星期,几大高校的学生都非常活跃,频繁串联,相约在12月19日展开大规模的游行。

  当时的上海市长是江泽民(也就是当今太上皇)。他听闻学生要在12月19日搞大规模游行,就在18日赶到上海交大,妄图说服交大的学生。之所以选择交大,一来交大是老江的母校,二来交大学生在当时非常活跃。在交大的学校大礼堂,老江口若悬河地说了一通。在谈到民主的话题时,还刻意显摆了一下自己的洋文——背诵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看来老江显摆洋文是有历史渊源滴。香港回归后,老江面对香港记者尖锐的提问,恼羞成怒之下又爆出了: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话说老江的背诵,把某些天真的同学唬得一愣一愣的。紧接着,老江妄图动之以情。他在台上诉苦,说自己要管理上海,有很多难处,云云。有学生听得不耐烦,在台下喝倒彩,并喊:不要啰嗦!老江身为堂堂市长,哪受得了这个,当即声色俱厉地发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级的?你敢上台来吗?没想到那个学生胆子挺大的,一下子跳上了讲台说:我叫贺东东,85级工业管理系XX班的。一下子就把老江给镇住了。然后,贺东东在台上接连提了几个问题,每提一个问题,台下就爆发出猛烈的欢呼和鼓掌。而老江只能在边上干瞪眼。之后,很多同学受贺东东鼓舞,一个接一个排着队上台发言。每当发言得到同学们的共鸣,大家就报以热烈的鼓掌。而老江只能呆呆地坐在一边,一句话也插不上。据说整个集会从下午一点一直搞到晚上七点。最后,交大校长找了个借口(说老江晚上有外事活动),才帮老江解围。(在本系列中,这是江蛤蟆第一次粉墨登场,他在后面还有好几次露脸的机会)

  第二天,上海各大高校如期进行大规模游行,据说游行队伍把南京路和外滩都占满了。当天晚上,有上千名学生聚集在市政府门前,一直到凌晨。天亮后,上海出动两千多公安,才驱散现场的学生,并把部分学生强行送回学校。   在那天的游行中,上海的大学生还提出了如下4点政治诉求:

1. 惩治贪官污吏; 2. 开放新闻自由; 3. 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

4. 承诺不秋后算帐。

  北京的大学跟上海类似,也是偏理工科的清华开了头炮,率先在23日举行大规模游行(清华的游行队伍还刻意从北大经过)。到29日,北师大也跟进。之后的2天,各大高校都出现了元旦大游行的标语和大字报。北京市政府如临大敌,元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严密布控。但还是有数百名大学生突破封锁,在广场上打出“言论自由”、“反对暴政”等多条横幅。不过,仅仅几分钟之后,参与打标语的几十名大学生就被公安带走。   在元旦的游行中,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也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

1. 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 2. 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 3. 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

4. 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除了上海和北京,武汉、南京、广州等几个大城市,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的学生游行。武汉的大学生甚至冲进了省政府大院。据说连非常偏远的拉萨,也有人打标语、贴大字报。

  不过,同样作为大城市,天津在这一波学潮中,动静却不大。据说这跟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有关。当时李瑞环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脑袋换来的,谁要我们的领导权,也得拿这么多脑袋来换。(李瑞环的这句狠话,引自《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298页。此书作者杨继绳,长期担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可信度较高)很多人看李瑞环慈眉善目,面相憨厚,应该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货色。这再次印证了一句老话——人不可貌相。“86学潮”中,李瑞环在天津的表现让老邓很刮目相看。以至于在“六四事件”后,老邓提名李瑞环当政治局常委。

  北京的元旦大游行,基本上可以算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了。虽然这次学潮蔓延到很多大城市,但到了1月中旬,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都渐渐平息了。可能有读者会觉得奇怪,为啥这么声势浩大的运动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平息了。俺琢磨了一下,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显然,参与的学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在“86学潮”中,虽然很多高校都搞了示威游行,但是都没有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来推动。人气就容易散去。

  大概是吸取了1986年的教训,到了“六四运动”的时候,北京的高校就成立“高自联”这一学生组织。

  虽然上海和北京这两地的学生,都提出各自的要求。但由于他们缺乏经验,这些政治诉求没有做到广为人知。而且不同城市的学生,提出的政治诉求各不一样,缺乏统一性。   “八六学潮”的契机,说白了就是中科大的学生对人大代表选举不满而爆发的。这样一个契机,缺乏足够的影响力。   而89年的契机是胡耀邦逝世,其影响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在北京的元旦大游行之后,距离春节已经比较近了。要知道,大部分的学生都不是当地人。一旦临近春节,很多人都开始准备回家过年,没有精力再搞学运。   虽然“八六学潮”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其影响非常深远。
  这次运动直接促成了皇帝被废。胡耀邦被废黜之后,朝廷高层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保守派短期内占了上风。关于这方面,俺会在下一个帖子里详细介绍。   这次学生运动让当时的邓太上皇非常生气。在12月30日的朝廷高层会议上,老邓特地点了三个人的名字,要求把他们开除党籍。以下是老邓的原话(摘自《邓小平文选》):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方励之是科学家,前面介绍过了。刘宾雁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王若望也是作家(此人被老蒋关过,被老毛关过,“六四”又被老邓关过)。他们仨都是天朝知识分子中的活跃民主人士。   老邓通过此举传达了一个信号,来警告那些政治活跃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八六学潮”之后的一段时间,知识界的风气变得沉闷了。这个沉闷的气氛,大概一直持续到1989年。   对大学生而言,这次运动可以看作是一次彩排。不少参与的大学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应用到2年半之后的六四运动中。另外,很多参与者后来也成为六四运动的骨干分子。

  下一个帖子,介绍一下老胡下台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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