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历史的车轮，终于行进到1989年。在天朝，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尤其是那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往往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通常是天朝的屁民产生普遍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并累积到一定程度，然后某个事件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于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就在短时间内爆发了。北洋时期的五四运动是如此（这事儿大伙儿应该挺熟悉），文革时期的四五运动是如此（这事儿大伙儿应该较陌生），89年的“六四运动”亦如此。此规律不仅适用于天朝，老外也一样（不信请看今年中东流行的“茉莉花革命”）。
所以，今天俺要跟大伙儿聊一聊：在1989年的年初，天朝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先说说89年的国际政局。跟天朝关系最密切的大概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土崩瓦解。 共产阵营的瓦解，首先开始于苏联。
大伙儿都知道，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是戈尔巴乔夫（脑门上有胎记的那哥们）。他面对苏联内外交困的局面，被迫推行政治改革。在1988年夏天的苏共党代会上，戈同学提出了苏联的改革应沿着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同年，戈同学还宣布释放苏联所有的政治犯，并且为斯大林在历次大清洗中的遇难者建立纪念碑（说到大清洗，苏联的斯大林、纳粹的希特勒以及及天朝的毛太祖，并称20世纪三大刽子手）。
到了1989年的3月份，苏联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大选（类似天朝的人大代表选举）。其重大意义在于：自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允许共产党以外的政党参加选举。那次大选中，苏共的保守派候选人多有落选，反而像叶利钦这种激进改革派以高票（89.4%）当选。另外，很多知名的党外民主人士（比如萨哈罗夫）也高票当选。很明显，苏共作为执政党，已经失去了很多民心。 除了允许党外人士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戈同学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是：放弃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按照当时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让每个国家决定自己的道路。原先东欧那些个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苏联老大哥的附庸国。好几个东欧小国，都是靠着苏联的武力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一旦苏联放弃干预，东欧的共产党就纷纷垮台。
在东欧剧变中，波兰共产党（全称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以下简称波共）是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它是被波兰的团结工会击败的。 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它一直是非法组织，只能在地下活动。到了1988年，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靠山，波共再也无法压制团结工会，只好承认其合法地位。于是团结工会就从地下组织变为公开活动，并迅速壮大。到了1989年，波兰的1200万工人中约有900万人加入团结工会。 顺便说一下，波兰在1989年6月4日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彻底击败波共。而就在同一天，在地球的另一边，另一个共产政权调动野战部队，开始在自己的首都杀人…
在那年2月，匈牙利政府宣布为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平反，并称其为“人民起义”。在平反之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天朝对“六四事件”也是这么定性的）。匈牙利政府的这一声明，着实让天朝政府尴尬。因为当年就是天朝的毛太祖极力怂恿，才让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定决心出兵匈牙利。 顺便扫盲一下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 此事同“六四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由大学生最先发动，社会各界都积极响应，都震惊世界，当局都动用正规军（包括坦克）进行镇压。不过，匈牙利的老百姓还是比天朝的屁民牛B一些，他们遭到血腥镇压之后，很多人跑到军火库抢武器，然后跟军方展开巷战。如果不是苏联老大哥在最后关头派出精锐部队，光靠匈牙利本国的军警，还未必能摆平。 介绍完国际形势，再来说说国内政治形势。
大概是受到了苏联改革的鼓舞，天朝的一些民主人士再度活跃起来。俺在《八六学潮始末》一文提到的方励之，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位方校长在“八六学潮”后，已经被罢官并被邓太上皇点名开除党籍。这样一来，他反而更没有顾忌，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提倡“全盘西化”。有可能是受到戈尔巴乔夫释放政治犯的启发，1989年元旦刚过没几天，方励之就发表了《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朝廷关押的政治犯。
这封公开信引发了连锁反应。到了2月初，著名诗人北岛，联络了33位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发了另一封公开信《北京文化界致人大常委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上面签名的名人有：吴祖光、冰心、萧乾、李泽厚、包遵信、王若水、陈军等人。然后，在二月底是《北京科教界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联名签署的有王淦昌、许良英、茅于轼、包遵信、吴祖光等42人。再然后是三月底的《文化界给第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联署人有戴晴、徐友渔、史铁生、严家其、李银河等43人。（上述公开信的内容在”这里“） 这些公开信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党国高层推动政治改革，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公开信的联署人，很多都是天朝各界的著名知识分子（有些人名，大伙儿应该常听说），有不小的影响力。 虽然“八六学潮”没有掀起太大动静就平息了。但是国内很多高校的学生并未善罢甘休。正所谓学潮退了心潮未退。朝廷官方在1988年搞的一份名叫《当代大学生的思考与选择》的万人问卷调查，很能说明当时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以下是俺从问卷调查结果中摘录的部分数据：
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 39.7% 纯粹是一种空想，永远无法实现 25.0% 这个问题说不清楚
对共产党的看法
53.4% 不想入党 45.65% 党风越来越差 15.85% 党风差的根源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对八六学潮的看法
53.56% 根本起因是国家体制的弊端和不正之风 14.27% 八六学潮，学生根本没有错 42.32% 今后如果出现类似八六年的学潮，参不参加要视情况而定 5.7% 今后如果出现类似八六年的学潮，要积极参加
对改革开放的看法
41.71% 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45.65% 管它什么主义，只要富起来就行
8.77% 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全盘西化
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当时的大学生，不满情绪很明显。而且很多人在问卷中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该调查结果或许是偏乐观的——实际的不满情绪会更严重。除了这个问卷，党国官方也搞了其它一些调查：据说在团中央和国家教委1988年下半年提交的相关报告中，都警告了大规模学潮的潜在风险。 说到当时的民间学生组织，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北大的“民主沙龙”（创办人是王丹和杨涛）。在“六四学运”之前，民主沙龙就已经很活跃，定期在北大的“塞万提斯草坪”搞讲演活动。所以，王丹从那时候就开始出名了。 除了“民主沙龙”，北大当时还有另一个民间学生组织叫“奥林匹亚科学院”，创办人是沈彤。沈彤在之后的“八九学潮”中，也起了一些作用。本系列的后续博文还会提到他。 由于王丹同学在之后的“六四学运”中也算是重要人物，俺在这里先介绍一下此人： 王丹1987年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其父母皆为北大校友。1988年，北大的国政系拆分，王丹选择转入北大的“历史系”——因为历史系的必修课里面没有“高等数学”（据说他的数学很差）。在校期间，他除了主持“民主沙龙”，还策划过一个“当代社会问题研究社”的组织。搞过《新五四》，《燕园风》等民办刊物。
等到“六四学运”兴起之后，他曾任“北大筹委会”（北大民间的学生会，有别于官方的“学生会”）的五人常委之一，也曾任“北高联/高自联”的常委。因为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比如记者招待会）亮相，知名度非常高。所以六四之后，朝廷公布的“高自联21人通缉名单”里面，他荣登榜首。
更多的介绍，参见维基百科“这里”。 说完政治层面，再来说说经济层面。 1988年，天朝经济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物价飞涨。物价猛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人民币贬值。于是屁民们纷纷去银行取钱抢购商品。很多地方因此出现挤兑（银行挤兑这种事情，在天朝是很罕见滴）。仅在第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额就降低了300亿（当时全国居民存款额是4000亿）。对1988年的抢购潮，年纪大一些的网友，应该都有印象。80年之后出生的网友，可以问问你的父母。 朝廷官方为了稳定人心，赶紧让国有银行开办保值储蓄的业务。保值储蓄的意思，就是确保长期存款利息能够略高于通胀率。否则的话，以当时那么高的通胀水平，存在银行里的钱会快速缩水。 被物价问题这么一闹腾，很多老百姓手头的钞票都贬值了，心里非常不爽。 另一个让屁民很不爽的事情，就是党国的腐败问题——这已经是天朝的老问题了。自从经济改革之后，腐败之风日渐盛行。有权有势的官员，想尽办法玩权钱交易的把戏，以此来大捞一把。 说到八十年代的官员腐败，其特色现象之一是“官倒”。可能80后、90后的同学，不太明白“官倒”是咋回事，俺大概解释一下。 那会儿，天朝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面上的一些重要的商品实行双规制。双规制就是说商品有两种价格：“官价”和“市价”。市价大家比较好理解，就跟现在的市场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官价则是官方硬性制定的。当时的一些国有企业实行计划供应，根据官价来采购商品。 由于市价通常远远高于官价，某些具有物资调拨权力的官员，就可以把某些商品（比如钢材）以官价调拨给自己的亲属，然后其亲属再拿到市面上以市价出售。这一转手就可以赚取2到3倍甚至更多的差价。
在天朝的屁民中，虽然不乏热血青年及理想主义者，但是大多数的屁民，都是很实在、很功利的。只要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受到明显伤害，通常是不会闹事滴。关于这一点，在上次推荐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有详尽的分析（俺的书评在“这里”）。 然而，1988年的通胀以及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终于让这些屁民感觉到自身利益受损。这也就是为什么89年的学潮，有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进来。 顺便插一句题外话。 眼下的天朝：通涨水平，貌似也不低；高房价貌似也让很多人不爽；至于腐败问题，显然比八十年代还要严重得多。这一切的不爽，都会在屁民的心中累积。没准哪天就爆发了。肯定有人会问：何时会爆发？抱歉，俺不是算命的，说不上来。或许现在的天朝，就差某个导火线而已。
本系列下一个帖子，介绍一下老胡驾崩以及党国对他的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