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从第10篇到第20篇，主要介绍了胡耀邦去世后引发的大规模学潮。4月15日到4月30日这半个月，大致算是“六四学运”的初期。今天俺来点评一下，学运初期暴露出来的若干问题。
为了写这个系列，俺看了很多相关的书籍（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这里”下载）。个人感觉，很多六四书籍的评论都局限在两方面：谴责政府，赞美学生。这两方面固然要谈，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反思“六四运动”，吸取经验、总结教训。 所谓“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只有更深刻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为下一波政治运动做好准备，才能更快地结束独裁统治、建立更完备的政治体制。
从4月15日至30日，仅北京地区就有几十个知名的学生领袖脱颖而出。除了少数几个学生领袖是之前成名的（比如王丹），大部分学生领袖在4月15日之前都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他们为何能在短短几天内就成为学生领袖捏？俺分析了如下几种成名之路。
1. 敢当出头鸟
有些人因为胆子大，敢于出头，敢于冲在前面，因而被拥戴为学生领袖。
比如：吾尔开希因为“新华门事件”而出名（当时他带头喊口号）。
2. 原官方学生组织的干部
有些人原本是官方学生组织的头头，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学潮兴起后，他们反戈一击，成为民间学生组织的头头。 比如：李进进原本是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会主席，他在4月18日带领学生去人民大会堂请愿，之后成为学生领袖。
3. 熟人引荐
还有一些人是经过别人介绍或引荐，而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 比如：封从德是北大筹委会的常委，后来引荐自己的新婚妻子柴玲参加筹委会的工作。
从上述几条成名途径，可以看出一个问题——能成为学生领袖的人，未必是能力强的人。 俺不否认，某些学生领袖具有很好的口才、具有很高的热情、具有很坚定的信念。但是俺说的“能力”，是广义滴——包括更多的方面（政治素质、心理素质、意志力、组织能力、谋略、等等）。纵观整个“六四学运”，大部分学生领袖在某几个方面存在不足。 学生领袖的能力问题是整个学运的先天缺陷。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学生领袖的能力有欠缺（本系列后面的帖子，俺会继续说这事儿）。 天朝有一句老话，叫“德才兼备”。一个学生领袖需要做到“德才兼备”才能算称职。刚才分析的“能力”问题，属于“才”；但是“德”比“才”更重要。 部分学生领袖之所以参与学运，其实动机不纯。有些人想满足虚荣心，有些人想满足权力欲，有些人想搞政治投机，甚至不排除有些人是朝廷的卧底。 举个例子： 比如眼下名气很大的孔庆东，当年是北大筹委会5个常委之一。作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领袖，若干年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为毛派的主力干将。俺不得不怀疑，此人就是一玩弄政治的投机分子。（也有其他人怀疑孔是官方的卧底） 说完学生领袖的问题，再来说说学生组织的问题。 胡耀邦逝世后不久，各个高校的民间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来。由于成立的时间很短，成立的过程很仓促，造成如下一些问题： 由于学生组织的领导层不是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产生，容易产生权威性的问题和可信度的问题。 为了让大伙儿加深印象，举一个特典型的例子。 4月21日，吾尔开希在北师大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了。 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一律解散。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希望尚未登记的各系同学，尽快来西北楼登记（编程随想注：西北楼是吾尔开希的宿舍所在地）。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愿意接受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导。
大字报的落款是：“吾尔开希，北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然后，吾尔开希就成了北师大学生组织的头头了（是不是有点讽刺？） 很多学生组织在章程里都提到“民主集中制”。但在具体操作上，有些学生组织过于“民主”（导致效率低下），有些过于“集中”（导致一言堂）。 举例如下： 比如清华的学生组织，领导层过于弱势，重大决策都通过“400人的班代表大会”投票决定。这么搞倒是很民主，但是效率也很低。 跟清华相反，北师大的学生组织，领导层过于强势，重大决策都是吾尔开希一人说了算。而吾尔开希本人，其实能力有限。让一个能力有限的人大权独揽，显然很成问题。 另外，有的学生组织出现领导层的内讧。最明显的例子是北大筹委会。 在北京各个高校中，北大筹委会算是组织结构比较健全，民主机制也比较成熟的。可惜的是，北大筹委会的领导层很不团结，常有内讧。 4月24日的全校大会就因为领导层内讧，搞得不欢而散。4月25日重新选出5人常委：封从德 孔庆东 沈彤 王迟英 王丹（按音序排列）。结果捏，王丹和沈彤总是合不来。合不来的原因在于：89年之前，王丹主持了北大的一个学生组织——“民主沙龙”；而沈彤主持了北大另一个学生组织 ——“奥林匹亚”，这两个组织一直是竞争关系。除了王丹和沈彤的历史恩怨，还有孔庆东这个投机分子从中掺和。这样一个常委会，谈何团结？ 当某个学生领袖过于强势、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出现学生领袖脱离组织的约束，甚至凌驾于组织之上。 举例如下： 北高联（高自联）专门有发言人制度，作为组织对外的统一接口。但是，王丹和吾尔开希一向比较高调，喜欢抛头露面，常绕开发言人制度单独接受记者采访。长此以往，导致很多人（包括媒体、学生、民众）以为王丹和吾尔开希是北高联的主要领导人。他俩后来高居通缉令的头两位，也是这个原因。实际上捏，王丹从来没当过北高联（高自联）的主席；吾尔开希只在4月28日-29日做过2天的北高联主席。相反，有些北高联的领导层做了不少组织工作，但因为比较低调，反而不为人知。 说完基层的学生组织，再来说说北高联。
北高联全称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跨院校的学生组织。在之前的博文中，俺已经介绍了北高联成立的详细经过。当时刘刚大力推动北高联成立，就是希望北高联可以统一协调各个高校的行动，为学运发挥出更大作用。
但是捏，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因为很多高校（尤其是北大、清华等名校）对于北高联并不买账，不愿听从北高联的指挥。
比如俺前面介绍的427大游行，在游行前一天夜里，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已经发出通知，取消游行。但是很多高校并没有听从，还是照样上街。从这个事例就可以看出：北高联对各个高校缺乏约束力。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当时的北高联犹如联合国——名头很大，但没实权。
早在4月18日的人民大会堂请愿，北大的学生就提出了著名的“北大七条”。在“六四学运”的不同阶段，还提出过另外几个政治诉求（纲领），内容都跟“北大七条”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北大七条”相当于整个学运的政治诉求。
北大七条 一 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二 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三 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四 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五 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六 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七 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但是俺个人觉得，这个政治诉求提得并不好。为啥不好捏？主要缺点如下： 1. 企图面面俱到，反而导致重点不突出。 2. 主要内容都跟知识分子有关，对工人、农民缺乏吸引力。 3. 条数太多，不好记，无法做到朗朗上口。 上述缺点导致学运的政治诉求无法被广泛传播。尤其是无法传播到其它社会阶层（比如工人、农民、个体户、等） 作为对比，咱们来看看其它国家成功的非暴力抗争，是如何提出政治诉求的。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强调的诉求是：黑人要有投票权 去年埃及的非暴力革命，强调的诉求是：穆巴拉克下台 看到没？他们的政治诉求都很简单，都只强调一个重点，而且自始至终都坚持这个重点。 诉求的好坏，不在于是否全面，而在于是否抓住关键点。一旦抓住关键点，不但可以吸引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还有利于分化瓦解统治阶层。 聊了这么多，稍微总结一下。 前面反思的几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点——缺乏成熟的政治组织。如果在六四之前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组织，或许就会有比较牛的政治领袖，也会有比较完善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诉求。 当代很多成功的政治变革，背后都有成熟的政治组织在起作用。举例如下： 印度的独立运动——国大党 波兰的民主化——团结工会 南非的反种族运动——非国大 台湾的民主化——民进党 虽然成熟的政治组织可以发挥大作用，但也不要过分神化，把政治组织当作是政治变革的必要条件。有些政治变革是突然发生的，并没有政治组织在背后长期推动（比如1989年的罗马尼亚革命）。
关于政治组织和政治变革的关系，可聊的话题很多，考虑到篇幅，就此打住。有空的话，俺会把相关话题补充到《谈革命》系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