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两个帖子介绍了老赵的“怀柔策略”，以及各方人士对亚行讲话的反应。今天来分析一下，老赵的策略为啥会失效。俺从朝廷、民间两个角度分别介绍。
在朝廷方面，最关键的因素莫过于老邓的立场。
本系列前面的帖子，俺介绍过“邓小平的政治路线”，介绍过“胡耀邦下台的原因”。从之前的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老邓在政治方面的立场是很顽固的。在整个80年代中后期，老邓反复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他看来，北京高校学生借“悼胡”的名义搞学潮，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
赵紫阳是在5月4日发表“亚行讲话”的，这时候距离学潮兴起，已经超过两星期了。学潮过了两周还没平息，这就让老邓更加坚信“学潮是动乱”的观点。而老邓越是坚信这一点，赵紫阳就越难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因为这个定性是老邓亲口说的，要改变社论的定性，前提是让老邓改口。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赵紫阳很难让老邓改变社论的定性，那就是邓赵二人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邓太上皇已经开始不信任老赵了。请看俺下面的分析。 87年上半年，赵紫阳刚刚代理总书记的时候，“邓/赵”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老邓才会力挺赵担任总书记。但是到了1989年上半年，（俺猜测）邓赵二人的关系已经有裂痕。从如下几个细节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是很密切了。
根据《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关键时刻——李鹏日记》、《天安门文件》这三本书的记载：5月13日上午，赵紫阳和杨尚昆一起去邓太上皇家中开会。大伙儿请注意：老赵是在30日上午结束北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从4月30日上午一直到5月13日上午，有整整2周的时间，邓赵二人没有见过面。当时的政局是瞬息万变，而朝廷的总书记和朝廷的太上皇却一直没见过面（甚至连通电话都没有）。是不是很令人奇怪？
在《改革历程》中，老赵提到如下：
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我便打电话给王瑞林约邓谈话（_编程随想注：王瑞林是邓小平办公室主任_），王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我当时以至今天，都认为他讲的当时邓的情况是真实的！当时邓的身体确实很不好。
这段话没有点明日期，从上下文推测，大概是5月2日到5月5日这段时间前后。 那么，老邓当时是不是真的身体不好呢？俺摘录一段《李鹏日记》的记载（请注意俺标注粗体的部分）：
（5月9日）下午4时，按照日程，应该由我与来访的哦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进行正式会谈。但是当伊总统听说小平同志不准备见他，很不高兴。我在大会堂等了又等，一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他来。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从钓鱼台宾馆来电话说，伊总统要对双方会谈罢谈，以表示不满。 …… 为了不把事情闹僵，我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伊总统，向他说明小平同志遵照医生的安排正在检查身体，不能见他了，请他原谅。而且事前我方已经向伊方说明了，伊总统也承认在他出发前就接到中方关于小平同志不能会见他的通知。伊总统到京后，知道小平同志不见他，但听说过几天又要会见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他感到无法理解。 ……
我向小平同志转达了伊总统的恳切要求，为了维护两国关系，建议小平同志还是见一下为好。小平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当时，小平同志是因为准备中苏会谈，同时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不想见外国客人的。
李鹏的这段记载，编造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涉及到外交事务，外交部有记录。而且涉及到让老邓会见外宾，如果不事先请示老邓，李鹏是不敢随便答应伊朗总统的。 从这段记载可以得到两个信息： 1. 邓小平身体不好，是一个借口 当时老邓的时间和精力，相当一部分都在关注“六四学运”。拿“身体不好”作借口，是为了推辞各种外交会面。而且老邓后来还是跟伊朗总统会谈了。 2. 李鹏在5月9日跟老邓沟通过 那天的沟通，可能是见面，也可能是电话。这里就比较微妙了——赵紫阳没法跟老邓沟通，但是李鹏却可以跟老邓沟通。 除了5月9日李鹏跟老邓沟通过，5月11日杨尚昆还去老邓家密谈过（参见《天安门文件》）。也就是说，老邓在13日跟赵紫阳见面前，至少已经跟两个朝廷要员沟通过。即使到13日，赵紫阳去老邓家拜访，也不是单独拜访，而是邓、赵、杨三人一起谈。如果老邓很信任赵，应该找他单独密谈才对。 上述种种细节都说明了——邓赵之间的关系已经出问题。 再回头去看刚才老赵的记述——王瑞林以“身体状况”为借口，拒绝赵紫阳去邓家拜访。和“总书记”比起来，“邓小平办公室主任”只是很小的一个职务。王瑞林肯定是得到邓的授意，才敢拿这个理由去拒绝老赵。而赵紫阳作为一个官场的老手，当然也清楚老邓是称病不见。但是为啥老赵在那段叙述的末尾，又补充了一句：
我当时以至今天，都认为他讲的当时邓的情况是真实的！当时邓的身体确实很不好。
老赵最后补了这么一句，显得唐突，有画蛇添足的感觉。俺的看法是：老赵企图掩盖他与邓之间的裂痕，所以撒谎。在老赵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老邓对他的信任。给人的印象是：直到学生发起绝食之前，老邓依然很信任他。但俺的观点是：两人之间早有隔阂（关于这点，本系列后续帖子还会提到）。 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李鹏和姚依林是保守派的代表。这两个家伙也是官场老手，当然很清楚“四二六社论”的重要作用。他俩觉得：只要一直坚持“动乱”的定性，激进的学生就会一直闹下去，那老赵就无法收场。 所以李姚二人的策略就是：死死咬住社论的定性不松口。每当赵紫阳在常委会议上提出要修改社论的定性，李鹏立马跳出来极力反对。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动乱”的定性是太上皇亲口说的，一个字也不能改！
参加学运的高校学生，可以分为两种：偏感性的和偏理性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任何一个群体性组织，大部分人都是偏感性的，偏理性的人往往是少数。参与学运的高校学生，自然也不例外。另外，当时的高校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大部分人小于25岁。这个年龄段，通常是年轻气盛，容易冲动。 另外，“六四运动”的起因是胡耀邦去世——这是一个突发性事件。从胡耀邦去世到赵紫阳的“亚行讲话”，只有短短20多天。这么短的时间，根本来不及形成严密的学生组织。 以上就是当时学生运动的两大弊端：理性不足、组织性不足。 在当时的广场上和游行队伍中，越激进越煽情的言论，就越具有感染力，影响的人也越多。当受感染的人达到一定比例，整个群体就会呈现出一种很 High 的氛围。而且这种氛围会自我强化（类似于正反馈）。 普通学生身处这样一个环境，（除非足够理性），通常都会被感染，也变得很激进、很High。当时的现场气氛就是这样被激发起来的，没有经历过“六四运动”的同学，不妨想像一下热门歌星的演唱会。
刚才提到的这种群体导致的心理效应，可不是俺瞎编滴，是有心理学的理论依据滴。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此书是社会心理学的经典著作（俺的网盘上有分享）。
本系列前面的博文《反思学运初期暴露出的问题》，已经分析过学生领袖是怎么形成的，也分析了当时学生领袖的能力和动机。根据那篇博文的分析，当时的学生领袖，不但能力参差不齐，而且总体能力是偏弱的。这里的能力，包括了掌控并引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能力。 由于缺乏掌控能力，学生领袖能做的，只能是迎合当时的激进氛围。这就导致学生领袖也跟着变得激进（至少是表面上变得激进）。甚至有些人为了获得影响力，可能会故意发表一些激进的言论来吸引注意力。当然，也有个别学生领袖始敢于发表理性言论。但是这些理性言论往往会被亢奋的学生批评为“胆小”、“动摇”，甚至被骂为“叛徒”。 如此一来，就变成很糟糕的“逆向淘汰”——偏理性的学生领袖，反而被边缘化了。 当时的知识分子，（总体而言）在社会阅历、政治素质、等方面，比当时的学生领袖要成熟。有些知识分子已经预见到学运过于激进会导致糟糕的结局。可惜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性言论，也遭到很多学生的抵触。
下面这个例子摘自张伯笠的回忆录《逃亡者》第6章（张伯笠是学生领袖之一，在六四之后的全国通缉名单排第17位）
这时，北大教授张炳九先生伸着双手拦住了游行队伍，他是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显然很激动，让人觉得他有些气急败坏。 张先生说：“你们不能再向前走了，如果你们到了天安门，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赵紫阳总书记就有下台的危险，保守派就会掌握主动，我劝你们立即回学校！” “你是谁？在为谁讲话？” 不认识张先生的同学不耐烦地喊。 张先生说：“我是张炳九，在北大党委办工作。” “滚开，走狗！”队伍中一阵骂声。 张炳九先生脸上的肌肉在抽动，两眼泪水，流了下来，他忽然张开两手，向同学们跪下了，我赶紧上前一步把他扶起来。 我说：“张先生，您别这样。”一边说，一边把他拉出游行队伍。
张先生哽咽着：“同学们，听我一句话吧，同学们，我求你们了……”
（文中提到的这位张炳九教授，在宣布戒严之后，与袁红冰共同发起“北大教师后援团”，“六四”之后被通缉）
另外，在《回顾与反思——六四流亡學生17人》上有提到，王超华找戴晴帮忙，一起劝阻绝食，戴晴说了这样一句：我早就说过，“四二七游行”已经是你们能取得的最大胜利。再要闹的话，一定会倒退二十年。（戴晴是烈士子女，被叶剑英收养。后来成为作家，当时任光明日报记者。“六四”之后被逮捕） 俺相信，当时的知识分子里面，预见到“六四”悲惨结局的，肯定不止张炳九和戴晴两人。只是碰巧他们两人的言论被记录下来。 六四之后，朝廷的官方宣传反复强调学生运动有“幕后黑手”（比如方励之、刘晓波都曾被朝廷点名，说成是“黑手”）。所谓的“黑手”，就是说有知识分子在幕后操纵学运。但是俺看了很多六四的资料后，反而觉得当年的一大遗憾就是“黑手”太少，几乎没有。如果更多【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帮忙出谋划策，学运的结局可能会更好一些。 最后，来总结一下老赵面临的窘境。
当时学生搞了几次请愿，提出了若干条政治诉求（比如前面提到的“北大七条”、等）。这些政治诉求，其中的大部分（比如反腐、放宽言论管制、承认学生组织合法、等），赵紫阳都可以想办法答应，但有一条是很难满足学生的，那就是【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刚才已经说了，这是邓太上皇钦定滴，老赵没法改。
而当时的激进派学生，坚持要改变社论的定性。如果定性不改，激进派的学生就会想办法提升抗议的等级和规模。 所以，当时赵紫阳面临的是一个死结，这个死结就是社论对“动乱”的定性（“四二六社论”的关键性，也正在于此。所以前面花了3个帖子的篇幅，来介绍社论的前因后果）。 由于这个死结一直解不开，激进派学生开始采用更极端的方式——绝食抗议——并掀起了学运的新高潮；而朝廷这边，邓太上皇看到学运迟迟无法平息，更加不信任老赵采用的“怀柔策略”，开始倾向于“武力镇压”。 当老邓逐渐倾向于“动武”，赵紫阳也就逐渐被逼到死角（政治上没有腾挪的余地），最终只能跟邓摊牌（关于“邓赵摊牌”，后续的帖子会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