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用了3篇博文，介绍了赵紫阳的策略，并分析了其策略为啥没成。今天回过头来说说五一到五四期间，学生们的活动。在这几天时间里，发生了不少事情，俺权衡再三，决定先聊聊“对话代表团”（以下简称“对话团”）成立之事。关于这个“对话团”，名气不如“北高联/高自联”那么大，所以了解的人不多。但是俺觉得“对话团”的意义蛮大的，有必要单独写一篇来介绍。
先介绍一下成立这个对话团的背景。
前面已经介绍过“四·二九对话”。总的来说，那次对话是失败的——本来应该是平等的对话，却沦为朝廷喉舌袁木的单人秀，学生们的诉求根本得不到体现。 出现这种情况，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高自联本身没有做好充分的对话准备
高自联的精力集中在组织游行，本身也没有设立专门的下属机构来搞“对话”。
朝廷方面做了手脚
原定29日下午2点30分开始的对话，朝廷方面在29日中午才通知各个高校。这导致高自联的学生领袖来不及做准备。另外，选派去参加对话的，大部分都是官方内定的，听话的学生干部。 四·二九对话的失败，促使一些高自联的骨干开始思考，是否要有一个专门的对话机构。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对话团的成立，那就是：朝廷方面一直不承认高自联的合法性。既然不承认合法性，朝廷当然不可能跟高自联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 所以高自联的领导层就想：如果能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不参与学运的事务，专门负责跟政府对话，这有利于获得朝廷的承认。只要获得承认，就有利于双方的对话。
根据《回顾与反思——六四流亡學生17人》和封从德所著《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的记载，5月1日高自联召开常委会，会上讨论当时的形势，也分析了“四·二九对话”的失败。经过讨论，决定在5月3日召开对话团的成立大会。同时还决定，这个对话团不隶属高自联，独立运作。 为了尽量“避嫌”，先由各个高校独立选举对话代表，然后由各校的代表组成对话代表团。这样就确保“对话团”与“高自联”之间没有明显瓜葛，有利于朝廷承认“对话团”的合法地位。 为啥选在5月3日开成立大会？因为那一天，各个高校的学运骨干要集中开会，讨论次日的“五四大游行”。正好人都凑齐了，就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对话团。 5月3日那天，各个高校的学运骨干齐聚北师大。先开会讨论了“五四游行”的方案，接下来就是“对话团成立大会”。当时各校选出的对话代表大概是20-30人。 在这次成立大会上，代表们推举项小吉为对话团团长，另外推举沈彤为对话团的秘书长。但是项小吉和沈彤两人都婉拒，只同意担任对话团的召集人。（很多六四的资料都把他俩说成是对话团的正副团长，严格来说不准确） 在当年的学生领袖中，项小吉和沈彤的知名度不算高（相比“吾尔开希、王丹”等人而言），俺稍微介绍一下。
前面介绍“四·二九对话”的时候，有提到项小吉。当时北京市政府安排了45名学生参加对话，其中41人来自官方的学生会（纯属充场面），只有4人来自”高自联”，其中一人就是项小吉。那次对话中虽然是袁木的“个人秀”，但项小吉还是抓住机会，提了几个尖锐的问题。他当时的表现，经过电视转播之后，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提升了他在学生中的知名度。（后来俺看了其它资料，才知道项小吉是1987年北京高校辩论赛冠军，难怪表现出色） 对于5月3日的成立大会，项小吉也是有备而来——他发言的时候拿出事先拟好的提纲，列出了对话团今后的三大方向： 1. 关于学运本身（主要是改变“动乱”的定性） 2. 关于深化改革 3. 关于落实宪法第35条（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由于他的知名度以及他充分的准备，很自然地，与会代表就推举他为对话团团长。 在六四运动爆发之前，北大有两个比较有名的学生民主社团，一个是王丹和杨涛主导的“民主沙龙”，另一个就是沈彤主导的“奥林匹亚”。顺带说一下：沈彤的父亲在北京市政府任职。学运爆发后，北京市政府通过他父亲向他施压，逼迫他退出学运，但他不为所动。（六四屠杀之后，沈彤流亡美国）
在六四期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自己的学生组织——北大筹委会。因为北大牛人较多，所以筹委会的常委，竞争比较激烈（关于这点，之前的博文介绍过）。4月25日的常委选举，沈彤被选为五人常委之一（这5人，按音序排列分别是：封从德 孔庆东 沈彤 王迟英 王丹）
但到了5月1日改选的时候，沈彤又落选了。为啥短短5天又再次改选捏？因为封从德30日被选为高自联轮值主席，他表示分身乏术，所以想辞去北大筹委会的常委。这一来就引发了5月1日的常委改选。当时沈彤对自己的落选比较不爽，因为他和王丹的票数一样，只是因为他当时不在场而王丹在场，所以选了王丹而不是他。封从德看沈彤不爽，就建议他去即将成立的对话团。 后来沈彤参加了对话团的成立大会，加上他之前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就当上了对话团的召集人。 再来说说对话团的意义。
整个“六四运动”，从头到尾，其主流都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关于这两者的差异，可以看《谈革命》系列的第一篇《解释相关概念，澄清常见误区》）一场【自下而上的改良】运动要想获得成功，前提之一是：需要得到掌权者（权力阶层）的配合。
在对话团成立之前，“高自联”与朝廷之间，一直处于“对抗”的状态而不是“对话”的状态（为啥会这样，俺前面已经介绍过）。而且这种对抗的局面持续越久，不但对学运本身不利，对朝廷的“改革派”也不利。成立了对话团之后，相当于打开了一个新的对话通道。如果这个通道运用得当，有助于扭转当时的困境。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成立对话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俺写这个系列至少有两个出发点： 1. 帮助读者（尤其是80后、90后）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 2. 借鉴六四的经验教训，以便为下一次政治变革做好准备 所以在本文的最后，俺来分析一下：为啥对话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其中有很多教训值得吸取。
“对话团”与“高自联”缺乏沟通/配合 这两者的关系如同“唱红脸和唱白脸”，配合得好才能实现效果最大化。但实际上捏，两个组织的骨干互相不了解对方在干啥。
比如王丹自己就承认，他并不了解对话团在做什么。以下摘自《王丹回忆录——从六四到流亡》
這裡必須說明一下：對於對話團的成立和運作，我當初並不是很清楚。這裡有一個原因，也是一個值得檢討的原因。那就是：由於過去歷次學生運動中，北大都起到了帶頭和骨幹的核心作用，也由於北大在全國高校中的龍頭地位，此次學潮一開始，儘管是政法大學最早帶頭上街，但是北大的學生，仍然還是有一種“北大情結”或者說“大校情結”。表現出來就是有些傲慢，對於凡是不是北大出面組織的活動都不感興趣。我本人也有這個問題。所以，雖然我知道有這個對話團的成立，但是始終沒有熱心參與，也不太關心他們在做什麼。北大籌委會也沒有派代表去參加對話團的工作。沈彤擔任副團長，應當是他以個人名義去參加的。
某些学生领袖各自为战 在“六四学运”中，出现了一些“个人魅力型”的学生领袖，表面上他们隶属于“高自联”，但却经常单独行动，不受高自联约束。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吾尔开希。 但是捏，恰恰是这些“个人魅力型”的学生领袖，知名度反而比“高自联”和“对话团”更大。这显然很不正常。
学生领导层的控制力度太弱
这里所说的“学生领导层”，包括学生组织和“个人魅力型”学生领袖。这两者都缺乏对学运的掌控能力——这可能是最要命的。 后来赵紫阳形势危急，通过阎明复找学生领袖斡旋，结果发现没用。因为就算学生领袖被说服了，同意撤离广场，但当时广场上的气氛，已经不是少数几个学生领袖所能引导的——即使是名气很大的学生领袖，只要提出“撤离”，很可能被其他人斥责为“叛徒”。 不光学生方面有问题，朝廷的改革派也有问题。
不恰当的拖延战术
在前面的博文中，俺介绍了赵紫阳对学运的预判。当时他认为，学生的热情不会太持久，只要拖上几天，学潮自己会平息。事实上，在“绝食行动”之前，大部分学生的热情确实是在慢慢消退。所以在这个阶段（5月12日之前），俺分析老赵的策略应该是“拖延战术”。
沈彤在《回顾与反思——六四流亡學生17人》中回忆说：5月6日对话团就开始跟朝廷的三个信访局（中办信访局、国办信访局、人大信访局）打交道，但一直没有反馈。只要稍微了解朝廷组织结构，应该知道这三个信访局分属不同的系统（有党务系统，有政务系统），以李鹏为首的保守派不可能同时拦截这三个信访局的信息。所以，赵紫阳方面肯定是知道学生对话团提出的对话请求。之所以迟迟没回音，就是故意在拖延。 但是到了13日凌晨，对话团突然接到信访局通知，说可以开始对话。为啥是5月13日？因为一些激进的学生领袖在12日已经商量好要在13日开始发起“绝食抗议”。 所以俺的分析是：老赵发现学生领袖搞了绝食，知道学生的热情会重新高涨（这是他意料之外的，也是他不想看到的）。所以匆忙改变“拖延战术”，开始让手下的人跟对话团接触。
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博弈论的经典场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的结局往往是“双输”。为啥捏？因为两个囚徒之间无法进行信息传递，也就无法配合来谋取【共同利益】最大化。 当时的学生和朝廷改革派两方面，是存在很多”共同利益”的，但是两方面也缺少相互沟通的渠道。所以当时的场景，和囚徒困境有点像。可惜的是，因为双方的若干失策，导致困局无法突破。这两方的最终结局也和囚徒困境类似——双输——六四之后，朝廷高层的改革派纷纷失势；至于学运骨干，要么被抓要么流亡。 再说远一点，其实天朝的普通民众也是输家——因为错失了一次绝好的政治变革机会——“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天朝演变为彻头彻尾的【权贵资本主义】。咱普通屁民都沦为权贵掠夺的对象。